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在1978年至2000年间增长迅速，平均年增长率为9.6％。由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略低于0.5，中国仅以年均4％左右的能源供给增长率便能确保本国经济发展之所需。然而，这一经济高增长能源低消耗的增长模式未能得以延续。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进一步攀升至10.5％。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迅速逆转为0.8，能源消费总量从2001年的15亿吨标准煤迅速攀升至2010年的32.5亿吨标准煤。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势头使能源供应再次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尽管政府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意味着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但是国内外的各项预测均表明中国能源产量难以保持同步增长速度。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确保经济增长与广大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的同时把能源消费强度降下来，将变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动力
在20世纪末期，中国之所以能在高速工业化进程中迅速降低本国能源消费强度，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首先，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属于超高耗能型经济体，工业部门粗放经营，普遍存在能源浪费现象，这为此后的降低能耗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其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纺织等轻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相对较低；最后，国家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所有制结构、推进能源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大幅降低。
尽管过去数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走的仍是一条相对粗放的发展道路。200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约是日本的5.7倍、美国的3.5倍、印度的1.4倍。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这么高？部分答案是，这些国家进口了更多的能源密集型产品，这其中不少就是在中国生产的。但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只要注意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很长时期内既保持较低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又在制造业领域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这一事实，就能理解这一点。另一个可以想见的理由是，这些国家投入了更多更节能的生产设备。但这可能是个似是而非的因素，因为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比中国能耗水平要低的发展中国家所投入的生产设备并不见得更先进更节能。即使考虑了能源结构因素，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平的居高不下，以及能源强度的快速反弹除了工业结构的变化外，难以用其他理由加以解释。
目前，中国的重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们出行的机动车化引发了能源消费的成倍增长。首先，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导，重工业在最近几年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1985年，重工业比重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55％，1990年一度降到了50％，2000年回升至60％，2005年更是高达69％。鉴于重工业通常要比轻工业每单位产出消耗更多的能源，蓬勃发展的重工业便成为中国能源需求的首要推动力。
其次，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每年有将近1％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能源消费结构，即从原来对薪柴等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转向来自煤炭的电力、天然气和石油等化石能源，而且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因为城市人口的人均能耗是农村人口的3至4倍。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直接扩大了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开始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2009年中国汽车市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一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大约1300万辆汽车，而美国人的购车数量只是略超1000万辆，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鉴于石油作为交通燃料的难以替代性，汽车保有量的剧增将会极大刺激石油消费量的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从2005年到203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石油需求将会翻两番，占中国石油需求增长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因素都预示着中国能源需求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
如果说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密不可分的话，那么中国环境污染指数的居高不下则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中国能源消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很大的比重。2009年，煤炭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4％，这一比重在全球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严重依赖煤炭主要因为煤是其最丰富、最廉价的化石燃料。如果通过热当量计算法，中国煤炭的探明储量大约是石油的40倍，或者是天然气的30倍，而全球煤的储量大约是石油或天然气储量的5倍。煤炭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更为廉价。从国际上看，原油、天然气、煤的比价关系大约是1∶0.6∶0.2，而中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的比价关系大约是1∶0.24∶0.17。对于中国而言，建立以煤为基础的能源消费模式的优势在于，中国基本上可以依靠本国资源满足自身经济发展所需。即便当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的能源供应仍以自给为主，因为进口石油仅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
正是基于能源供应安全考虑，世界能源理事会认为，中国降低煤炭消费和生产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亚洲规划未来的能源需求都不是一张好牌。不过，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给环境和基础设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环境角度看，煤炭每生产一单位热量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也要比石油多29％，比天然气多80％。煤炭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硫在大气中经催化氧化所形成的酸雨更是环境污染的元凶。正是煤炭的这一燃烧特性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能源消费模式决定了中国早在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首要能源消费国之前就已是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最大排放国。中国大气与水体污染的代价惊人。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因过度污染带来的损失——早亡、生病、生产资源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害——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此外，由于煤炭生产与消费中心相距甚远，近年来煤炭消费量的陡增导致了在北煤南运和西煤东运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运输瓶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煤炭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存在着环境和基础设施两大制约因素，并且中国政府还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煤炭的需求总量仍将继续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洁净煤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有效地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的排放，不过经济迅速增长所产生的环境压力可能会抵消这些进展。
相对于煤炭而言，石油消费不仅会在绝对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也将有所提高，这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首先，从纵向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要想实现本国工业化中期的基本任务、快速推进城市化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居民的收入，重化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石油及石化工业的发展势在必行。其次，若从横向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交通部门能耗比重比发达国家低很多。2009年，中国交通部门仅占终端能源需求比重的11.3％，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40％、27％和24.2％。因此，如果中国遵循发达国家运输业的发展模式，那么石油所占能耗比重势必会增大。
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正日益高涨，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增加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有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因为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可以基本解决二氧化硫和悬浮颗粒排放问题；第二，使用天然气不仅能使中国能源结构多样化，而且有助于缓解铁路运输压力；第三，天然气具有促进国家工业设施现代化的潜能。考虑到天然气的快速增长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的积极影响，中国政府已投入巨资铺设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以及第二条西气东输管道，以便进一步提高天然气在本国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
就未来20年能源消费趋势来看，化石燃料仍将是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最重要、最稳定的组成部分。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在现行的政策条件下，2009年至2035年，煤炭仍将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这一比重可能从67％降为60％。石油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7％，天然气比重会从3％上升至10％。核电则从不到1％的比重上升至5％左右。此外，尽管2005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激励和政策支持，但是由于中国能源消费基数的迅速扩大，导致包括水电、风电以及传统生物质能在内的所有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不增反降，从12％的份额降至9％。
三、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
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的能源需求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虽然近年来国内企业已经全力扩大产能，但仍无法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这迫使中国不得不依赖海外能源供应。而石油的供应安全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石油在中国能源供应安全中不成比例的地位主要是由地理、经济和战略因素造成的。从储量上看，石油是中国最为稀缺的化石燃料。
目前，中国国内石油资源的储采比仅为9.9年，远低于天然气的29年，更不及煤炭的35年。中国人均石油占有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不及天然气的6.5％，更不及煤炭的79％。然而，近年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却是最为迅速的，这也导致了石油早已成为中国进口量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化石燃料。鉴于石油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防止“台独”问题上的重要性，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可能会使中国领导人面临如下两难选择——如果中国大陆针对“台独”势力采取军事行动，届时美国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将是中国的战略噩梦。即便中国领导人可以采取严厉措施以降低石油贸易中断带来的损失，但仍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的滞涨与军事实力的削弱。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中国领导人极力避免的。对此，国外有学者指出：“能源安全不再是低级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它已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自从1863年“洋油”开始进入中国起，中国人花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建立起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模式。
1963年中国正式告别了依赖进口石油的年代。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无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1993年，中国再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自2003年第二季度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并有可能于21世纪20年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对中国而言，石油安全问题源自国内，同时又受国际因素制约。
从国内层面看，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源于“供应太衰老，需求太年轻”。据英国石油公司（ＢＰ）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石油探明剩余经济可采储量为20亿吨，占世界的1.1％，储采比为9.9年。除非石油勘探有新的重大突破，中国目前探明储量将在20年内消耗殆尽。中国的大庆、胜利、辽河三大主力油田都具有40多年的开发历史，原油产量在1993年达到巅峰后便停滞不前，其后不断减产。而新疆、东海和南海的石油储备并没有达到中国政府的预期目标，大幅增产潜力有限。英国石油公司数据显示，在1965年至1980年，中国石油产量骤增938％，在1980年至1995年，增幅仅为41％，而在1995年至2010年，增幅进一步降为36％。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石油产量已接近高峰，即便中石油于2007年宣布在渤海湾地区发现了储量达28亿桶的冀东南堡油田，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石油产量不太可能实现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对石油需求的成倍增长。由于工业结构的转变、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增加了3倍多。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石油消费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国国内石油产量与需求量的缺口将变得越来越大。由此，石油供应安全问题也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应对高涨的能源需求，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例如，2003年11月2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将石油安全摆上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议事日程。此后，在2006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制定了宏伟的强制性目标，即到2010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降低20％。为了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结构调整，中国政府还决定于2009年初实施燃油税改革方案。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本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诚然，中国政府的能源外交以及中国石油公司的“走出去”战略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国内原油和成品油供应短缺，改善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事实上，获得石油等国际资源要素正是中国政府提出要“在全球范围配置和利用资源”的重要出发点。然而，正如反对人士所担忧的，依赖进口石油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从国际层面看，海外能源供应安全将对中国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具体表现为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对中国经济的潜在不利影响、对外依存度日益攀升、进口集中度高以及石油运输通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进口石油对中国的首要影响是，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可能夸大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但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却不容忽视。这是因为油价上涨会直接增加中国的石油进口开支，导致贸易盈余下降。2010年中国每天进口石油499万桶，若每桶原油价格上涨1美元，每天便需多支付499万美元，一年便是18亿多美元。以最近每桶80美元计，一年便需支付1450多亿美元。油价上涨还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慢，消费需求下降，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间接地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考虑到稳定的石油价格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政局安定的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并未让国内石油市场与世界市场完全接轨。就目前形势而言，尽管在免遭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冲击方面，中国消费者受到的保护多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但作为一个国家，进口石油成本的提高，对中国的影响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没什么两样。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的担心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钱财购买其所需的所有石油，那么现在则转变为担心是否有供中国购买的足够石油。这一担忧与中国从能源自给自足迅速地转变为石油进口大国这一事实有关。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从2010年的日均890万桶增至2020年的日均1220万桶和2035年的日均1490万桶，年均增长率为2.1％。中国石油进口量急剧上升，将从2010年的日均近500万桶增至2035年的日均1260万桶（这一数值比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预测值日均高出100万桶，见图1.4），而2000年的进口量仅为日均140万桶。中国在2009年时就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并且很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原本可以效仿中小国家的策略，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满足本国的能源需求，不过鉴于统治市场的是西方石油公司、西方工业大国及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中国并不相信国际市场能以合理的价格持续供应石油。200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竞标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Ｓｌａｖｎｅｆｔ）和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Ｕｎｏｃａｌ）的失败都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感。
除了对国际市场缺乏信心外，中国还对进口集中度高以及过于依赖海湾国家颇为不安。中国原油进口集中度高，不仅难以有效地应对石油供应突然中断的局面，不利于分散风险，而且也限制了中国与主要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一般认为，进口集中度大于50％时即处于不安全状态。从表1.2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集中度在57.0％—64.2％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此外，中国近年来从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一直占据总进口量的半壁江山。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真正需要担忧的并不是全球石油资源的稀缺，而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石油资源储量绝大部分位于不稳定的海湾地区。随着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加深，该地区供油潜在中断或通过控制市场使油价迅速上涨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不良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东地区历来为美俄等大国必争之战略要地，尤其自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海湾地区的战略控制，这也使中国产生了更为紧迫的安全顾虑。就此而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比重越高，其石油供应的脆弱性也就越大。此外，尽管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有助于实现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目标，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防止核扩散、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能源需求与外交目标两者间的冲突。
最后，海上石油安全通道问题是中国石油安全的又一薄弱环节。维系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有赖于海运通道的畅通和海运能力的充足。与之对应，中国石油运输安全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运输线路安全，二是运输能力安全。前者要求中国确保运输通道的畅通，后者要求中国有能力把所需石油从海外运回国内。目前中国高达九成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三地，这其中的近九成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在中国海军尚不能确保海上能源通道畅通的情况下，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以及单一的海上运输通道存在着重要的战略风险。此外，目前由中国船队承运的进口原油份额不足10％，主要航线的自承运份额在中东为6.8％，在非洲则几乎为零。航运界专家认为，从国家石油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大型油轮船队的规模至少要保证能承运本国50％以上的进口原油，但是目前中国油轮规模与之相距甚远。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增长以及石油供应链变长，维持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而言，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不再仅仅依靠本国资源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之所需。从这方面讲，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国内油气资源的供不应求，这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资源保障。但从另一方面看，实施“走出去”战略也使中国政府管理本国能源安全的难度相应增大。换言之，鉴于中国早已不再游离于全球能源市场之外，中国政府在制定本国的能源与环境政策时，将不得不重视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
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目前中国的石油安全更容易遭受全球油价和供求波动的双重影响。为了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的石油供应链也因此不断扩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抵御国际能源危机的能力，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弱点也暴露在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面前。尽管如此，海外石油供应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国际供应短缺作出调整适应的能力。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耗油量低，未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只会有增无减，这确实预示着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源安全的脆弱性注定上升。除了进口依存度之外，中国能源安全的脆弱性还取决于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以及应付供应中断的能力，如图1.5所示。因此，对于中国的能源政策而言，应该避免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作为评判能源政策得失的唯一标准，而致力于提高应对潜在的能源供应中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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