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审美与文人阶层

2.1.3　山水审美与文人阶层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自然山水之美的热爱和追求早已广为世人所知和称颂。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审美较之西方文化发展得更早、更充分和更成熟完备。事实上东西方文化早期对于自然美的原始欣赏都是共同的，都经历了从实用到美的发展历程。古罗马时代由于世俗生活的高度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审美也是有着相当发展的，留下了许多描绘自然之美的诗篇和壁画。只是在经历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文明的凋敝后，对自然的审美被暂时压抑了。而中国文化中山水审美的承袭发展与生生不息，与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人阶层以及他们在社会文化中始终所占有的主导性地位密切相关。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人阶层代表了先进的、启智的阶层，是社会文化传承和延续的主要力量。同时，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而在文人阶层中选拔官僚，因而可以说文人阶层与权力阶层的距离也相当接近。因此，文人阶层对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也表现到建筑的营造上来。城市州府、官式建筑自不必言。有研究指出：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中的教化，乡村文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是仕途失意回乡归隐的文人，一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上层雅文化的代表，同郡县官吏和宗族组织一起在乡村中推行伦理教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怡情山水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村落的规划设计并不是真正的乡民作品，而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乡村文人的杰作。⁽¹¹⁾郑忻教授的研究也指出，一些名山佛寺建造的倡导者、主持者，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都是在“士”——亦即文人的圈子内。⁽¹²⁾具有人文特色的山水审美思想和山水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与景观的整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多数传统建筑和群落在满足了基本的功能需求的同时，往往注重考察与自然山水的形态共存关系，既谋采撷山水之美，也图建筑为山水增色(图2-7)。

图2-7　皖南宏村

有研究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山水的欣赏和热爱追溯到先秦《诗经》中对于自然山水的吟咏和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思想，⁽¹³⁾但一般也公认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审美，成熟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5世纪)。这一时期诞生了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山水画也公认在这一时期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一个社会动荡、文人命运多舛的年代，因而这一时代同时兴盛的还有玄学和老庄关于人生空幻的思想的兴盛。这一切都是紧密关联的。在文人阶层的眼中，“山水”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供欣赏的景色，也并非仅仅是理想的生活环境，还意味着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陶渊明在辞官后有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这里的“自然”固然可以理解为山水之间的自然环境，但也要理解为是离开官场后轻松率真、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乃至一种心灵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更或者在文人的心灵世界中两者就是等价的(汉宝德先生甚至认为，在陶渊明追求的田园生活中，自然的景色是存在的，但不是有意识追求的目标)。⁽¹⁴⁾因而中国的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审美与热爱，就始终与人生理想与际遇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而文人阶层在人生理想和际遇方面，又恰恰是十分矛盾的。他们是社会上受过教育、掌握了上层高雅文化的一群人，是为官僚机制培养的备选力量。他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运转的根基。他们中的一部分有可能被掌权者选中而进入权利阶层，但大部分只能是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且由于其心智的开化而成为掌权者重点防范甚至是打击的对象。文人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矛盾造就了心态的矛盾。他们往往既自视甚高，又自艾自怜。他们往往自觉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准备着踏上仕途；当这种理想不能实现或遇到挫折时，则寄情山水，修养身心，保持相对于一般阶层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孔子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亦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则鞠躬尽瘁”。此中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应时而化”的圆滑的适应性。这应该是在儒家“济世”的行为准则的大框架下，局部表现出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在集体意识上，他们一方面始终牵念着归隐山水的自由悠然，因而普遍对于山水自然怀有特别的深情，出世时固然寄情山水，入仕时也乐于赏玩风月；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不能放弃高居庙堂的济世理想，因而又对真实的自然生活若即若离。我们可以说，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向往虽然真诚，却可能并不纯粹。他们注重将山水风景缩微进建筑之内，却大多未必愿意遁入山林之中做真正的隐士。这种态度用今人的眼光看来多少有些矛盾和软弱，但却正是文人阶层精神世界的真实外化。宋、明以来的古典园林，事实上是士大夫阶层和集权制度之间起调节和平衡作用的隐逸文化的产物。⁽¹⁵⁾陈志华先生指出：“中国私家园林所标榜的‘归来’和‘遂初’，其实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相应的道德评价……失意的士大夫们在山水之间又重新肯定了自己。”⁽¹⁶⁾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与其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人们追求的“理想景观”的反映，不如说它是“理想人生”的部分反映。画中所表达的景象和建筑与景观营造的现实有着相当的差距。艺术史的研究者描述道：“ ……(在中国)对自然的依恋由来已久，但是自然环境并不是对形态环境的营造，而是作为对形态环境的回避。而且表现高山流水的画面不隐含真实，既不是真实导入幻觉也不是幻觉触及真实，幻觉就是幻觉。”⁽¹⁷⁾

因而审视中国历史上山水之间的建筑营造，尤其是在文人参与和指导之下的建筑，往往并不采取真正“消隐”于自然景观之中、以自然景观为主导的形态策略，而主要是试图在保证建筑的人文主导性的基础上再谋求与自然景观的调和与适应。有研究者指出，文人阶层对于自然的欣赏，有着鲜明的“庇护—了望”的特征(图2-8)。“士大夫的愿望是在人为的物质环境中与自然保持联系，……‘始终站在某个界线以外了望自然’。”⁽¹⁸⁾郑忻教授在对于苏南名山建筑的研究中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古典建筑所反映的空间观念是内向的，而仅就形象上而言，苏南名山建筑中建筑与自然也是根本对立的，但是通过一系列适应性策略，建筑与自然依然能够形成和谐的整体。⁽¹⁹⁾这也是一种极化共存的意象。

图2-8　南宋《水阁纳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