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文脉的表现形态

3.2　文脉的表现形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克拉柯亨把“文化”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包括显形及隐形式样。显形式样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如绘画、雕塑、文学作品、工业产品、建筑物等；隐形式样是精神产品，如哲学、伦理、宗教、审美、思维方式及人的观念、情感、心理等，后者是文化内在的主导机制，前者是在后者控制下产生的形态表象。这些“显形”和“隐形”文化反映在城市文脉中，也形成了文脉构成的显、隐形表达，这两大构成要素在相应的文化传统及传统文化制约下，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文脉的演化发展。

3.2.1　文脉的显形表达

显形表达就是文脉的显形构成要素，指视野所见、可察觉的文脉构成的物象要素，它主要由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建筑符号三个方面组成。文脉的显形构成主要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对人力所形成的建成环境的感知，以及文化特征的符号性提取。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自然地貌特征、地方气候环境、区域水系等，是制约文脉形成显形表达的第一要素。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发展史，不同文化形态的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所谓文化时空的概念也表达了这样的含义。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使自然环境具有人文和历史的内涵，因此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景观，即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而产生不同的城市与建筑^[9]。自然环境作为城市形态和文脉形成的重要因素，只是提供具有一定宽度和广度的选择范围，对城市形态和文脉的形成提供“控制性选择”，它并非能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城市形态。否则便不能解释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不同的城市及建筑形态。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及建筑形态，显然是文化的作用。

第一是自然地貌特征。自然地貌特征是影响城市形态和建筑布局的首要因素。由山地、丘陵、平原等不同地貌特征能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山地、丘陵自然地貌特征复杂，城市发展因循地貌特征，形成若干区域组团并高低错落的建筑风格，如岭南建筑风格、巴蜀山地城市建筑风格。平原地区的城市布局因各种技术策略相对集中，相应的地域城市建筑风格较为紧凑、规整，如中部平原建筑风格。如果平原地区水网交织，城市格局和建筑形态亦会显示出对水体的多样化适应，形成江南水乡市镇形态（图3.4）。

图3.4　自然地貌

来源：自摄

第二是地方气候环境。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相对稳定，因此，气候是自然环境中不可移植的地方特征^[10]。可以说，城市格局和建筑形态基本上是当地气候的外在反应，世界各地的建筑无一例外反映着当地气候特征。北方地区因气候较寒冷，封闭性的四合院建筑防御严寒的侵入，构成了北方建筑群和城市形象和当地的文脉关系。南方地区气候较为炎热，需要开敞的建筑形态来达到通风隔热效果，“架空”以及“通透”的建筑形象比比皆是，形成了“较灵通巧”的建筑风格（图3.5）。如我国南方地区的“岭南派建筑”，其实质主要是在南方气候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建筑文脉关系。再如多雨地区建筑因需要排水形成的大斜坡屋顶的重复叠韵的文脉关系，干旱地区平屋顶所形成的文脉符号等都表达了气候对文脉形态的影响。许多著名建筑师也注意到气候对建筑形态和文脉关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在设计中非常注重建筑形态与气候相适应，如印度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进行建筑创作时就充分考虑气候因素，从民间建筑和建造技术中吸取精华，不断创新，在建筑中有效地组织利用通风和气流、考虑日照和遮阳等技术手段和符号特征，形成了显著的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建筑文脉关系，并提出了“形式追随气候”的著名口号。因此，气候是催生建筑形态并由此形成文脉关系的重要因素，反之，注意气候因素的建筑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和文脉关系。

图3.5　气候环境影响的建筑形态

来源：自摄　桂北民间建筑

第三是区域水系。逐水而居是先民们的筑城智慧，历史上许多古城遇水而定，因水而兴，断水而亡（如新疆交河故城）。可以说，区域水系形态直接制约着城市格局并影响着建筑、城市文脉表达，前街后河的苏州水乡古城格局撩动了多少诗人情怀，他们所咏叹的正是因水系形成的文脉表情（图3.6）。古都西安因漕运的便捷在历史上曾有“八水绕长安”的规划（八水是指铲水、灞水、沛水、灞河、渭河、泾河、黑河、沅河）。同样因漕运而兴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也构成了北京的古城格局。南京的秦淮河、桂林的漓江天津的海河、成都的锦江、重庆的两江环绕都是城市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水系不仅给城市以舟楫之利，同时还能分划区域、调节气候、美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水系也是城市文脉显形表达的重要构成要素，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片叶沉浮巴子图，两江襟带浮图关”的重庆、“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的桂林、“借得西湖水一园，更移阳朔七堆山”的肇庆，这些都是水形态在城市文脉中的诗化表达，更有江南水乡、武汉的龟蛇锁大江、西湖十景等，都是构成城市文脉显性表达的可贵因素。

图3.6　区域水系影响城市格局

来源：自摄

2）人工环境

人工环境是指历史城市、建筑物以及由其构成的各类城市空间。处于自然地貌特征中的建成环境，包括城市的区域形态、空间尺度及空间风貌特征、建筑群落的材质、色彩关系等几个方面构成了城市文脉的显性表达，对其研究实质是研究建成环境所传达的信息对于其中特定的使用者具有的环境效应，也就是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人都处于一定的空间中，通过解读环境信息引发相应的空间文化感受，并产生适当的环境行为。

第一是区域形态。区域形态富含已经形成了的文脉积淀，文脉关系（新旧和谐）传承首先应注意到区域形态的关联。为保持区域的建成环境的合理传承和新旧和谐的文脉追求，在新建筑设计之初，就应对其空间区域形态进行分析理解，总结其空间范式和文脉语言，从而形成新旧建成环境的形态和谐。

如山地空间的区域形态：重庆大昌古镇的十字街的区域形态，不同于平原城市的街道空间，其空间形态布局灵活，长短不拘，曲直随意，一切随地形延展，一座座独立的民居建筑有机地嵌入十字街两侧，形成了丰富有趣的机理图底关系和别具一格、收放自如的空间形态效果。空间开阖亦合理有度，东、西、南三座城门处空间适当放开，形成的小广场空间与街道线型空间形成了对比，也丰富了空间层次，整个空间形态体现出一种“张弛随宜”的洒脱感。而同样有1700年历史，被誉为“建筑艺术的奇葩”的重庆龚滩古镇的空间形态则呈现出另一种“流动宛转”的韵味：长达两千米的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上下起伏在乌江沿岸的悬崖峭壁之上；青石板一侧为“借天不借地”，“靠”后加一个着陡壁建造的二层木质楼房，另一侧为临江支撑于乱石悬崖之上的纯木吊脚楼，空间形态生动贴切，与环境、地形地貌丝丝入扣，“虽有人作，宛若天开”。再有因盐业转运而兴的西沱古镇，不同于川江沿岸城镇街道平行长江等高线布局之常态，而是垂直于长江，沿山而建，形成长约2.5千米直至山顶的石阶街道，从江中遥望，宛如云梯直上云霄，故又谓之“云梯街”。其最大的特色是云梯街在垂直等高线方向上下起落，随意潇洒，空间变化极为丰富有趣。两侧的各种盐号、土家客栈也是随台拖厢，顺坡披檐，错落有致，表达了川江山地一种起落自由、无所约束的空间形态。重庆涞滩古镇，因防卫目的，三面悬崖峭壁，地形逼仄，其空间形态不依旧法，皆因势利导、随机相生。场镇空灵轻巧，全依地形上下之变；建筑虚实交替，皆凭其所处环境而定，体现了一种随宜自由的空间形态（图3.7）。

图3.7　山地空间形态范式及文脉语言

来源：桂北民间建筑

作为文脉体系的重要成因，这些秀美古镇的空间形态和尺度在川江山地的特定条件下表达得高度和谐统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极具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空间形态特征：起落自由，张弛随宜，流动宛转，随机赋形。这也是山地建筑空间范式特征和文脉的典型表现。

第二是空间尺度。新旧人工环境之间合理的尺度衔接在视觉和心理效果上产生一系列的连贯和呼应，体现一种数理逻辑关系并在更理性的层面上表达文脉的美。任何一种人工环境，无论是“低技术”的以顺应自然地貌而采用的“小尺度”策略，还是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高技术”条件下的巨大城市形态中，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彼此关联、彼此呼应的优雅的尺度美。作为文脉显性表达关系的构成要素，尺度美以一种潜在但惊人的数理力量控制并表达着文脉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在语言上的清晰性和一种含蓄内敛的美学价值。在任何一种建成环境中，尺度的变化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尺度的突变只会带来文脉逻辑关系上的含混，语言关系上的模糊不清以及夸张失败的美学效果。

川西乐山犍为罗城镇是优美空间尺度的一个代表。该镇兴建于明末，清同治年间重建，有汉、回族人口约2000人，多数为广东湖广移民之后。罗城镇的空间特征奇特、空间尺度变化大但不显突兀。整个场镇形态呈长椭圆梭形，十分奇特，布局组合又是别具一格。该镇为周围一方的农贸中心，位于一山冈上，故称“山上一只船”。从空中看，因两端紧合，如一把织布的梭，又称为“云中一把梭”。主街长200余米，两侧廊檐宽达4~5米。总平面的船形尤为突出，中段最宽达9米以上，而两端街道入口处窄到两边的廊子檐口几乎要碰到一起的程度，船形尺度变化较大却不显突兀。两边檐廊呈弧形围合，街心处建一高大戏楼，前面自然形成一宽大广场，可以容纳更多观众。这正是形成船形平面的主要原因。该场镇椭圆形封闭式空间，聚集防卫功能较强，可能与客家土楼有某种内在联系。街上几乎全为前店后宅式铺面，茶馆、酒肆、书场、店铺及宽檐廊下的摊贩，呈现出商业一条街繁华景象，加上中心的戏楼，可以想象赶场天乡人熙来攘往是何等的热闹。两边小青瓦木穿斗结构，廊檐木柱排列高达两层，街面随地形起伏自然，廊檐街道空间宏敞明暗变化强烈。梭形街的一端开口略大，对面有一高大的清真寺，与戏楼互为呼应，使场镇空间更加丰富活跃。整个街道格局别致，气氛亲和热烈，空间奇异通透，尺度适宜，足见四川乡土场镇不拘一格的创造智慧与浪漫情趣。罗城镇这种形态富于创意的集聚空间，从现代规划设计的理念来看，就是一个集居住、购物、博览、游乐、休闲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度假村（图3.8）。

第三是材质色彩。人类对色彩及其对人的影响的研究已有漫长的历史，材料与色彩学是古代文明的基础之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色彩进行了广泛地研究，著名的医生阿尔韦托·马格诺在中世纪发表了关于色彩的论著，至今仍有非常珍贵的意义。

色彩以一种醒目的方式影响着建成环境的文脉关系。在色彩的四大功能中，审美功能和视感功能以显著的方式形成文脉并使其自身成为文脉显性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中色彩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被表达为一种文脉关系。一个城市的主要色彩是历史形成的，必然与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气候特征和宗教信仰有关。在人类的历史文化沉淀中，某些色彩形成心理和习惯上特定的联想和象征（审美功能），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城市色彩表达，也和其他显性因素同构了城市文脉关系。而且在深层次上，因色彩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的距离感、重量感、湿度感以及色彩的不同组合，可使建筑产生抑制性的隐退和醒目的前抢，甚至色彩还可以改变建筑空间、建筑构件和形态感和尺度感（视感功能），这些因素更使得色彩关系成为处理区域文脉关系的重要部分加以精雕细凿，使文脉更具层次性以传达更为丰沛的文化意味。毕竟，“万紫千红总是春”是文脉关系，“万绿丛中一点红”亦是文脉关系，都可以作为城市色彩体系的表达。诗人说：“色彩是城市的情感，妖媚而笃定。”是的，每当我们想到金黄喜庆的北京古城，想到白绿相间的卡莎布兰卡，想到蓝色幽郁的希腊爱琴海建筑和砖红色浪漫的青岛，那些传承千年的厚重而又沉稳的色彩表达，不正是活生生的城市文脉吗？不正流露出浓浓的城市情意吗（图3.9）？

第四是空间风貌特征。空间风貌特征是城市识别图标，也是文脉显性表达的构成要素。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主张通过城市形象使人们对空间的感知能够融入到城市文化中去，强调城市的美不仅要求构图与形式方面的和谐，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人生理和心理的切实感受。他建立了“城市认知地图”，将城市分解为可感受五个重要的认知模块，分别以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来表达和体现城市典型的空间风貌特征。这五个重要的空间风貌特征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都是凝集了其所有的历史和文化，传递了强烈的城市精神，也是文脉在城市中最浓烈的自我展示，因此可以说这些认知模块所体现的空间风貌特征正是文脉关系在城市环境中的类型代表。

图3.8　川西乐山犍为罗城镇的空间尺度节奏

来源：自摄、整理

图3.9　色彩是城市的表情，也是文脉的构成

来源：自摄、翻拍整理

对空间风貌特征的认识可以对城市获得最直观的感受，这些空间特征代表了文脉关系在城市中的最高律动。对城市的识别，实质是对城市文脉及其所传达的城市精神的识别。而城市正是通过自身结构关系来展示这五大空间风貌特征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的结构赋予这些空间特征以功能、性质、意义，而在整个结构之中，城市的这些空间特征获得了比它单独出现大得多的意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文脉在城市中的延续实际上也是对这五个方面上的总体把握。

3）建筑符号

建筑意义的表达方式是现代主义热衷讨论的问题，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意义就是使用符号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用符号来相互传达他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因此符号与意义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只有通过抽象才能把这个统一体分成许多部分或方面。因此意义的问题总是出现在符号情境中。

建筑符号是城市文脉的高度凝结和提炼，文脉在形式上表征于某些文化符号，在意蕴上内涵于特定的文化传承信息。符号对文脉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内在而深刻的，属于文脉显性表达方式之一。成功的建筑师往往喜欢娴熟地运用符号来建立自己稳定的建筑风格，历史上的建筑流派往往也是某种特定的符号表征。如美国建筑师斯东喜欢用白色镀金柱廊来体现他“亲切而优雅”的建筑风格；贝聿铭也喜欢用江南传统民居符号来展现其“苏而新，中而新”的建筑文脉关系；而哥特式建筑以尖璇、飞扶壁、玫瑰窗等建筑符号为其识别标志。在技术的影响下，建筑符号传递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文脉关系。

本质上，符号学将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是各种符号系统，同时也将建筑纳入其范畴，因此出现了以符号理论来探讨建筑问题的建筑符号学。建筑符号学不仅仅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由建筑去推导分析符号，同时也是一种概念和文化载体。将符号学应用于建筑领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用其方法来研究形象所代表的意义，即符号所包含的信息、建筑与人的关系、建筑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二是用这种系统的理论，使建筑美学、建筑心理学、建筑传播学等精神范畴的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另外，运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也对建筑历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因为建筑符号同建筑形式的演变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建筑的符号将会随着建筑形式的发展而变化，而建筑形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格流派的特点，其自身又必然以符号的重新组合与新符号的创造来体现。因此，建筑符号是文脉构成的显性表达，对建筑符号及其组合的演变的研究也是为建筑文脉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图3.10）。

对建筑学影响最大的符号学理论是瑞士哲学家、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后现代的倡导者查尔斯·詹克斯把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在建筑上加以发挥，将建筑看作一种符号系统，认为建筑的本质和其他符号一样在于传达信息。因此文脉本身意味着它要成为“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11]。”作为能指它总是指向某个意义，在查尔斯·詹姆斯看来：“建筑就是要最好地利用种种手段（结构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械的），使有形的能指（物质、材料和围护体）清晰表达出它的所指（生活方式、价值、功能）^[12]。”文脉符号的总结也是建筑文化意义的提炼。城市文脉的战略价值就集中体现在其所表达的意义关系群所彰显的城市艺术魅力、城市精神个性和城市发展的长远价值，因此用城市文脉来体现城市个性和特色追求无疑是一条捷径。

当建筑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结构相似性关系时，其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是相合的。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为形式与内容间的因果关系，即形式追随功能；其二为形式与内容有相似性的关系，即建筑的形式模仿其欲表达的内容的形象。当建筑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象征关系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便是任意的。实际上，象征性关系是由结构相似性慢慢演进而来的，即建筑中的图像化的形式经过长期使用，变成一种约定俗成后，就变成象征性的符号。

城市文脉符号是形式的浓缩，是精神和价值的提炼。城市文脉体现了城市形态特色的“能指”并且“所指”。这些都赋予城市文脉丰富的意义关系。城市文脉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在这些丰富的意义关系之中，从而表达出自身的艺术魅力和个性特征，体现了城市发展的长远价值并展现了城市个性特色的文脉追求。

图3.10　建筑符号是文脉重要的显性构成

来源：自绘

3.2.2　文脉的隐形表达

隐形表达就是文脉的隐形构成要素，不可察觉但却深刻地影响着文脉的运动及演变，是牵引文脉走向隐藏的秩序。它主要由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行为两方面组成。文化是文脉的内核，是文脉精神凝结；人的心理行为所派生的集体行为模式是典型聚落空间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典型文脉关系形成的原因。

1）社会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里生活，组成实体性的社会，建立一定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行为遵循一定的模式，并且接受一定价值观的约束和引导，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文化脉络。文化是文脉的内核，是文脉的灵魂，对文脉的研究其实质就是对文化的研究，文化是文脉隐性构成的第一要素。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之中，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魂。”^[13]城市文化是文化在特定区域的集合，城市文化涵盖物质时空层面、社会时空层面和精神时空层面。物质时空层面是指城市的物质景观实体，如建设物、绿化、山水体、构筑物等。社会时空层面是指社会的组织结构、生活与行为方式等，如社会组织管理、经济运行、分配制度、节日庆典、祭祀活动、人际交往等。精神时空层面主要是指社会的价值观念取向，像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

第一，文化是一种历史和未来现象，研究文化实际上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过去和未来，这实质就是一种历史脉络关系。人类活动产生文化，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主要价值。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缓慢过程，逐渐形成“文化沉淀”或“文化底蕴”，不可能形成“文化突变”或在短时期内改变一种文化。“文化本身是不断形成的、发展的、动态的、永远在延续、创新的过程之中。”任何资源都会枯竭，唯有文化才会永恒。历史往往淘汰了功能，留下了文化。文脉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容积，和其隐性表达的文化一样，本身也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自我更新的过程之中。

第二，文化是一种社会环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特征。文化即人，是人的外化，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文化关系着民族素质，它的教育、启迪和审美等功能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规避或摆脱它。人的生活态度最早是他接受的意识和思想开始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L.怀特（L.white）所指出：“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当他一来到世界，文化就统治了他，伴随着他成长，文化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总之，是文化向他提供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14]因此文化的中心是人，文化是由人而来，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影响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文脉作为人所创造的文化的凝结，其中心也是人，文脉所传达的文化意味，反过来亦会对人产生影响（图3.11）。

第三，文化是一种发展力量、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文化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的反应，反过来又给经济政治以能动的影响。文化不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量度，也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并且文化最终是人类进步的高级体现。

图3.11　每个人都出生在先他之前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

来源：自摄、整理

简而言之，社会的文化体系越是完整，结构框架越牢固，其连续性和同化力量越大。实际上，文脉的发展和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但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来自社会文化的宏观控制。因此，对文脉的研究不能只研究文脉的显性表达，而要深入文脉重要的隐形要素——文化之中，亦即深入到文脉的深层结构中去，才能真正领会到文脉体系的各种特征，把握其演化机制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新文脉主义的理论武器。

2）人的心理行为

人的行为是包含某些心理情感的活动，是心理活动的外化。在生产力低下、人类群体在艰苦地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某些个体潜意识行为的某些成功做法（祷告、祈福、结社等）逐渐适应环境并获得部落群体的逐渐认同，就形成某种集体行为模式。而这种“集体行为模式”往往和某一个民族的宗教和信仰密切相关，并在伦理及社会制度的影响下，在这个民族的建成空间中存在着与其“集体行为模式”相应的、明确无误的建筑空间形态表达。而这种类型的“空间形态”往往成为其民族的精神表达或其建成环境的典型代表，形成文脉关系世代予以传承。故而人的心理行为模式也是构成文脉关系隐形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是特定群体（民族、部落、社区）成员行为共同依据的准则，文化既是行为的产物，又是行为的约束^[15]。而人的要求、行为模式是营建的首要依据，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对城市和建筑形态的形成、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城市和建筑形态就是人类心理行为的“物化”。如人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基本的需求，然而人们在哪里、怎样聚集交往却因文化和行为而异。有些地方人们在住宅里碰头，更多的是在社区某处。在侗族的寨子里有一处特别的建筑——鼓楼，它是全寨公众活动的中心，鼓楼前有一小广场，这是村民们聚会议事、排解纠纷、庆典、宴客、娱乐交往的场所，并成为侗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标志与象征；同样侗族的风雨桥也超出了交通功能，成为民间多种社交活动的公共空间，这些行为产生的建筑类型和符号都成为其民族精神的表达并演变其空间文脉关系予以世代传承（图3.12、图3.13）。

图3.12　风雨桥里的交往功能

来源：桂北民间建筑

每个人类群体都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进行文化创造，他们的精神、欲望在历史的道路上凝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表现了各种群体独特的存在方式，也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向和对文化表现出的独特的理解。这些由文化所导致的行为产生的建筑类型和符号，都成为其民族精神的表达并演变为其空间文脉关系予以世代传承。研究千差万别的文化，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的理解。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是文化的深层面，文化的差异会导致空间行为的差异，亦就导致了营建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建成环境的方方面面^[16]，形成了建成环境的丰富多彩，体现了文脉的多样性。

图3.13　风雨桥是多种社交活动的公共空间

来源：桂北民间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