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模式

三、数字出版模式

由于数字出版模式最终必然涉及获取收入以取得利润或者至少维持经营(Rappa，2001;Betz，2002)这一核心问题，因此几乎从数字出版诞生之日起就有各种有关模式的讨论。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不断深入，就开放存取出版和付费存取出版(Toll Access)两大出版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更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JISC(2009)新出炉的研究报告试图系统地评估在英国，三种可选择的学术出版模式即订阅出版模式(subscription publishing)、开放存取出版模式(open access publishing)和自存档出版模式(self-archiving)的成本效益情况，以辨别其优劣。JISC的调查研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以Bo-Christer Bj9rk的科学交流生命周期模型和Houghton(2006)等人的“影响框架”模型为基础，辅以大量的文献调研来识别三种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收益;然后，利用矩阵方法得出统一的成本模型和收益模型来对成本和收益进行量化处理。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英国学术出版系统投入的成本是54亿英镑。就直接成本来看，开放存取出版每篇论文的成本(1524英镑/篇)要比付费存取出版(2337英镑/篇)少813英镑，而提供套刊服务(1260英镑/篇，含系统费)的自存档则低1077英镑;就系统成本而言，如果采用开放存取出版模式，英国每年可以节省系统成本2.15亿英镑;自存档则据推测可以节省2.6亿英镑。研究者认为节省的成本足以支撑开放存取期刊和自存档出版活动，更遑论扩大存取范围后将给研发活动(R＆D)带来的回报。因此，在现有预算框架下英国可以选择转向开放存取出版，尽管转换期的收益可能较低，但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开放存取和自存档出版模式可以产生更多的净效益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Paola Dubini(2009)等人则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不同的数字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他们认为不同模式的可持续性分析必须考虑导致双边市场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创新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在读者市场和作者市场同时达到“临界量”(criticalmass)。研究者选择了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四个领域的12种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每个领域包含不同出版模式的期刊，即开放存取期刊、从付费存取期刊转变而来的开放存取期刊、混合期刊(根据作者付费情况来提供开放存取服务的付费存取期刊)以及纯粹的传统的付费存取期刊并从中各选一种。根据读者存取情况、作者显示度和研究者获益情况将这些期刊的属性和特点进行分类，同时还考虑期刊的收费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开放存取期刊在四个学科领域的表现都是最好的，因其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提供更快捷的存取服务而且成本效益更高。许多付费存取期刊也迅速迎头赶上，提供一定的开放存取服务，而且由于历史悠久，仍然保有先发优势，并且声誉更好。总的来说，不同模式的存在对学术界和研究人员有利，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评议过程更加透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有可能被更加广泛的读者获取，等等。而且，在现阶段，不同的学科领域也许的确需要不同的数字出版模式来满足不同的需要。

与JISC的研究相比，Julian H.Fisher(2008)对于期刊出版成本的估计是很低的。他估计每年出版50篇文章的开放存取期刊总成本为4000美元(80美元/篇);出版100篇论文的期刊总成本为7000美元(70美元/篇);出版250篇论文的期刊总成本为17000美元(68美元/篇)。据此推算，他得出了跟上述研究者类似的结论，即开放存取期刊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具体来说，Fisher认为通过合作的方式并采用新兴的工具和方法来出版论文，就可能极大地降低成本。他指出SE/OJS平台上的期刊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²⁴⁾SE/OJS在新创期刊或者转变为开放存取期刊的第一年免费参与它们内容获取、编辑和评议等方面的业务活动，并为其开辟网络广告和赞助等收入来源。他认为商业出版机构和大部分开放存取期刊成本高的原因在于它们仍然使用陈旧的技术，因此无法采用这些可以降低成本的更新的出版模式，当然这中间也有怀疑和主观上的抗拒。不过根据我们的看法，Fisher的成本中完全不包含编辑和评议人的报酬，因此，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大规模的数字学术出版无法适用这种模式，而SE模式也注定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效力。

尽管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得到了多方面肯定，但是研究者也注意到由于可能的高风险，既有的期刊和出版商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为此，Bo-Christer Bj9rk(2009)等人提议了两种出版商改变运营模式的愿景:一为骤变，即传统商业出版机构在短时间内转变成完全的开放存取出版机构。这种方式尽管早就有人提议并且获得了一些研究人员的响应(Hane 2003;Suber 2007)，但是除了高能物理领域外很少有出版商愿意采纳，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推荐的第二种渐变方式，即通过传统“大宗交易”授权方式和作者付费方式，在文章层面提供开放存取服务。还有一些研究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前商业出版仍然有其价值。Irene Perciali(2008)等人介绍了伯克利电子出版社(bepress)出版的39种纯电子期刊所采用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有三条基本原则，即:改进而非破坏传统期刊;允许非订阅用户以客人身份阅读文章;向图书馆收取合理的、可以持续的订阅价格。做到这些，即使在全世界日益向开放存取过渡的过程当中，提供创新性服务以及合理价格的专业科技出版机构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稳定发展。Xuemei Tian(2009)等人则认为，数字化的确影响了图书出版模式，当前澳大利亚图书出版业往往采取传统和创新混合的模式，但是，无论在图书的制作还是发行环节，出版商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并提供很高的附加值，其地位绝非普通的“合作者”(partner)可比。参照Timmers对商业模式的定义，⁽²⁵⁾同时利用个案研究方法，Tian将当前数字环境中澳大利亚的图书出版模式分解为五个子模式，即内容授权模式、完全服务模式、继承模式、多渠道发行模式和档案模式。

此外，还有研究者讨论了其他类型的机构的数字发展情况(Diane Harley，2008)，但是总的来看，世界范围内对于数字学术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