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共有164个,有近70%的生产能力集中在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发展,关乎本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发展,关乎本国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脉动。

现有的有关产业集群升级的文献对集群内部知识扩散的黑箱的分析不够深入,本节将从知识扩散和知识吸收的角度分析全球生产体系下发展中国家集群升级问题,把集群外部知识源、企业吸收能力和集群企业之间交互作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一、引言

全球化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创新: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为生产和提供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一系列企业关系,这种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联系起来,形成了GVC。与传统的跨国公司“金字塔”结构不同,现代的全球生产网络如同由相互联系的独立企业构成的“蜘蛛网”。

GPN往往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主导的,在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中,通常跨国公司旗舰店是网络的核心。GPN不仅提高效率,而且可以使旗舰店维持准垄断地位,跨国公司通过将重心从没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一般服务和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技术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提高了进入壁垒,创造了市场势力,增强了核心竞争力。GPN有两个明显特点:价值链的快速集中分解;与层级网络的融合。集中分散即快速的跨国扩散与集聚并存,一方面,价值链的一部分向国外扩散,一部分仍保持集中;另一方面,向国外扩散的那部分价值链通常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海外集群上。同时,跨国公司通过全球网络旗舰店,把分散的供给、客户和知识融合到自己的GPN。

对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是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集群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获得了高成长的保证。由于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分布不同、进入壁垒不同、权力关系不同、与其他环节的整合方式不同,融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不同的发展命运,并直接影响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世界经济竞争的格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继续繁荣发展,如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的电子工业,意大利萨斯罗尔(Sassuolo)的陶瓷产业集群和巴西塞诺—外尼(sinos valley)制鞋产业集群,它们面对全球挑战,能够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不断创新,并持续升级。而有的产业集群则发展后劲不足、创新能力有限、价值流失严重,甚至走向没落和终结。比如巴基斯坦东北部的锡亚尔科特(Sialkot)的医药器械产业集群、墨西哥利昂(Le-on)的制鞋业产业集群。这些南亚和拉丁美洲地方产业集群,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纷纷落马,同时也给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带来衰败的阴云。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步伐逐渐加快,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总额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 980亿美元,其中中间投入品加工出口增加更快,中间投入品加工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从1988年的35%增长到2003年的57%。但是近年来中国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和企业进入了低谷和调整期的惨痛经历,对产业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如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但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闲置的现象,企业不生产要失去客户与市场,要开工就往往是亏本生产,像纺织、塑料等产业集群企业亏损面大,特别是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亏损。广东丰泰是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的一家代加工厂,多年来,大多数耐克运动鞋都是由耐克公司下单,丰泰代加工的。但2006年以来,耐克却把许多本该给丰泰的订单下到了越南,不但大规模扩充在越南的4个加工厂生产线,还投资1 600多万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厂,并计划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耐克从“中国制造”转而他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越南的工资比中国更低。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成为中国国内外市场的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当产业集群被世界其他地区竞相仿效的时候,产业结构单一所造成的区域性抗风险能力就会减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中国产业集群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时,会不会步拉丁美洲和南亚的后尘,逐渐丧失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优势? 如何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实现集群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 这是需要迫切研究的问题。

本节从知识扩散与知识吸收的角度分析集群的升级,因为没有集群内部对新知识的消化吸收与创新,就不可能有可持续性的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创造知识的能力较弱,因而通过集群内部企业与集群外部企业或机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获取外部知识源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外部知识的获得又与集群内部企业的吸收能力息息相关。

二、集群的知识扩散与知识吸收能力的文献述评

本书的产业集群升级是指具有由较低知识积累水平或技术能力的产业集群向具有较高知识积累水平或技术能力的产业集群演变的过程。

(一)发达国家的研究

关于集群的知识扩散与吸收能力,发达国家的研究经历了从纯外部性的“溢出与集体学习”(Spillovers and Collective Learning,SCL)到“新熊彼特主义Ⅰ” (Neo-ShumpeterianⅠ)再到“新熊彼特主义Ⅱ”的演变过程,使人们对集群中知识流动及集群优势有了一个较明晰的思路与理解。

SCL观点包括三种学派的思想:新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和“新创新经济”研究。它们的主要观点是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扩散和劳动力流动,能够产生“扩散创新能力”。“新熊彼特主义Ⅰ”区分了默会(tacit)知识和代码(codified)知识,认为新知识产生的过程是当地默会和外部代码知识相互作用的复合过程。“新熊彼特主义Ⅱ”对“默会知识领域”的认识更深入,把知识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能够被清楚表达的,并且可以获得代码本的代码知识,;第二种,称为“表面上默会”(apparent tacitness)的知识,指不能被清楚表达的代码知识,代码本的实体存在,但外部观察者不清楚;第三种,称为“纯默会”(pure tacitness)知识,指根本不存在代码本的默会知识。新熊彼特主义Ⅱ沿袭了新熊彼特Ⅰ的方法,但是它对一些关于集群企业间知识扩散的非正式对话和劳动力流动会导致技术变革的假设提出的质疑。认为面对面的非正式接触不一定会获得有利于创新的技术信息,劳动力流动也可能不是知识扩散的有效模式,因为工人或许会保留他们的知识,不会完全把知识转移到新企业,而且,只有劳动力有特殊的技能并且在流动前就获得了充分的技能时,劳动力流动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知识传播。

(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对发展中国家集群吸收能力的研究,经历了从“集体效率”到“外部知识源”再到“国家或地方创新系统”的研究观点的演变过程。

“集体效率”的观点类似于“溢出与集体学习”观点,认为产业集群具有“集体效率”(Schmitz,1982,1995,1998,1999)。集体效率的概念被界定为集群外部经济和合作行为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观点仅考虑了地方化知识,而没有关注外部知识源的获取机制。“外部知识源”观点主要是全球价值链方法(Gereffi,1999;Kaplinsky、R.,Morris, M.1998,Humphrey和Schmitz,2001,2002;Sturgeon,2001;Gereffi, Humphre和Kaplinsky,2005),把国外买方作为本地集群外部知识源的主要载体,本地企业与外国买方之间相互作用,提升了本地企业的“生产能力”。但是,它将外部知识源局限于外国购买商而忽视了其他主体(如国家创新系统和其他外部源)的潜在作用。国家创新系统(NSI)或地方创新系统(LSI)方法以演进理论为基础。认为创新与学习不只局限于R&D的尝试,“用中学”“干中学”“交互中学习”等方式受到重视。创新是行为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过程,无终极,从来不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一点与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相反)(Edquist,1997)。国家(地方)创新系统方法与“新熊彼特主义Ⅰ”视角在许多观点上相似,两者都强调企业和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假设创新需要互补性知识的交互作用和相互组合;都区分了默会知识与代码知识;都强调地方性默会知识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它尚处于起步研究阶段,还没有清楚地显示出系统的不同成分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角度对整个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扩散和创新机制的过程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但是研究只是从某一方面研究了集群的扩散与吸收能力,至少在发展中国家,需要把外部知识源、当地知识系统和企业的吸收能力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文献中没有强调企业能接触到的外部知识与被企业吸收的知识之间的区分。基于此,发展中国家应构建将“外部知识源”、“企业吸收能力”和“地方知识系统”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

三、分析框架——外部知识源与本地集群系统

本书将构建全球生产网络下外部知识源、企业吸收能力、集群知识系统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首先分析外部知识源对本地龙头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其次,分析本地龙头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企业的相互作用;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集群的动态演化与升级。

(一)外部知识源与本地龙头企业的吸收能力

1.本地龙头企业的吸收能力

本书的“龙头企业”是指集群中具有较高知识积累水平或技术能力的行为主体或者具有较高协调功能的高层供应商。如台湾宏碁,在全球旗舰店和当地供应商中充当中间人角色,它们直接与全球旗舰店交易,它们拥有专有资产(包括技术),它们已发展了自己的小GPN (Chen和Chen,2001)。除了核心研发和战略营销仍处于网络旗舰店的控制以外,高层供应商能够承担价值链的所有步骤,它甚至从事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功能。“非龙头企业”是指集群中知识积累水平较低的行为主体,它们是低层供应商,处于比较紧张的地位,通常缺乏专有资产,它们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低成本、速度和运输的灵活性。它们很少直接与全球网络旗舰店打交道,它们主要与当地高层供应商作交易。这种区分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一些供应商对知识扩散和能力开发敏感。在大多数情况下,“龙头企业”由于直接与网络旗舰店联系,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知识扩散中能够获益颇丰,而低层供应商除非存在有效的支持系统和政策,否则只有通过与高层供应商的联系获得新知识。

企业吸收能力最先由Cohen 和Levinthal 于1990 年提出,是指企业“评价、消化和应用新知识于商业目的的能力”。集群吸收能力是指“集群识别、消化、利用来自集群外部知识源的能力”(Elisa Giuliani, 2002)。集群内每个行为主体对外部知识源的吸收能力是有差异的。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现有的知识基础和努力的强度,这两者对企业的吸收能力的影响有四种情况(参见图8.5)。这两者中,努力强度更重要。努力强度决定了知识转换的速度,它代表了组织成员在获取和转换知识时的情感的、智力的和体能上的数量。企业投入学习新知识的强度越大,则学习外部知识的效果就越显著。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供应商能获得更多的组织创新和尖端技术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国内知识基础上的大量投资,另一方面是学习投资上的大量投入获得了丰富的默会知识。如三星是电子行业中较晚进入者,经历了OEM到ODM到OBM的演变,现在与日本和美国在同样领域如半导体芯片、平板演示、电信技术上并驾齐驱。三星的研发支出,从1980年的850万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9 050万美元,1999年上升到13亿美元,相应的,它在美国的专利数从2项,上升到752项和1 549项,三星1999年成为仅次于IBM、NEC和佳能的电子行业第四大厂商。

2.GPN旗舰店企业作为本地能力形成的外部知识源

企业知识的创新主要是通过代码知识和默会知识的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Nonaka,1991)。代码知识是指获得的客观知识,如科学定律;默会知识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情景(contextual)知识,主要体现人们“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能力”。有四种情况:一是默会向默会知识的转化,称为社会化,这种转化典型的发生在培训时,某个人的默会知识与其他人分享时;二是代码向代码知识的转化,称为联合,这种转化发生于当个人或团体把不同的代码知识片断融合为一个整体时;三是默会向代码知识的转化,称为外部化,这种转化发生于当个人或团体能够把个人的默会知识的基础表达出来时;四是代码向默会知识的转化,称为内部化,这种转化发生于当新的代码知识通过企业或其他成员把它扩展、延伸、再界定为他们自己的默会知识时。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旗舰店企业通常作为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外部知识源,图8.6显示了旗舰店企业作为外部知识源时,本地企业吸收和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

图8.5 企业的吸收能力

第一,内部化。旗舰店通常给当地供应商提供代码知识,如代表新知识的机器,规划,生产和质量控制手册,产品规格和服务规范,培训手册。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供应商建立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必要能力,以达到预期的质量和价格。当地供应商人员学习和消化,把代码知识变成他们自己的默会知识(内部化)。有时本地供应商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还会到旗舰店所在地去观察实际的生产系统,接受系统的培训。文献知识到实际操作的转化(内部化)与上面的过程类似。例如,通用电器决定把它的微波炉业务以OEM的形式外包给韩国的三星时,它派出它的工程师到三星解释技术规格(代码知识),并教三星工程师掌握产品的细节,通用免费提供这些知识转移活动以确保三星的产品满足通用电器的标准。

第二,联合。当地供应商可能试图把从旗舰店的代码知识转变成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手册、人力资源管理手册和其他的文献形式。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当地的体系和商业行业,这种转变就是“联合”,从一套代码知识变成另一套当地供应商的新的代码知识。例如, VOLVO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管三星的重型机器分支时把它变成了亚洲的供应商,VOLVO把它自己的管理系统引进来,既反映了VOLVO的要求,也根据当地的体系进行了变革。

图8.6 知识扩散与本地企业能力形成过程

资源来源:Dieter Ernst和Linsu Kim(2001)及作者的整理。

第三,与GPN的联系引起当地的知识转化。通过网络旗舰店提供的培训,当地供应商的部分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获得了知识,知识在当地供应商之间通过社会化过程扩散,由于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企业,卷入了知识转化的活动中。外部化和内部化同时发生,当参与者在当地供应商中,把代码(默会)知识转换成默会(代码)知识,逐步开发了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例如,三星电子最近派出了一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到通用电气、学习后者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返回时,这些专家已经举行了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研论会,分享知识,开发新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度,形成新的嵌入式知识。

第四,没有活跃的默会知识,知识转换不会发生。甚至默会知识向代码知识的转换也是如此。因此,当地供应商开发丰富默会知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知识转换的效率和速度与其说取决于旗舰店转换知识的质量和数量,还不如说取决于当地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国内知识基础的强度决定了转换知识的复杂水平,而努力的程度加速了转换的过程。知识的转换过程决定了企业内部知识水平。当地的高层供应商因此对大学进行大量投资,他们也制订了大量的培训计划以提高现有的知识基础。

(二)企业吸收能力与集群的升级

集群内部知识流动强度主要由“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强度决定。具体是由“龙头企业”的知识转移意愿和“非龙头企业”的学习动力与学习强度决定。“龙头企业”的知识转移意愿越强,“非龙头企业”的学习动力越足,则知识在集群内部流动的速度就越快、密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群内企业和集群整体知识积累与技术能力的提高。

“龙头企业”和外部知识源的知识积累水平的差异,有的学者称之为“认知距离”(cognitive distance)(Martin Bell和Michael Albu, 1999)。“龙头企业”与外部知识源的认知距离越小,就越倾向于与外部知识源发生联系,就越易于在与外部知识源的交互作用中辨认并获取外部知识,集群对外部知识源的开放度就较大。

集群中龙头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及其与“非龙头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集群的知识获取、扩散、积累和新知识的生成的动态过程,并最终决定了集群的动态演进。集群发展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8.7):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集群内企业囿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能力的有限性,尚未出现“龙头企业”,集群对外部知识源的开放度以及群内企业的交互作用程度都很有限,集群处于“落后”状态。当“龙头企业”通过“集体学习”获取并积累了有用知识,且将知识转移到“非龙头企业”时,集群达到中等程度的吸收能力,从而进入了中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尝试着努力“赶上”(catch up),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吸收能力与日益增强的对外部知识源与技术源的开放度。当“集体学习”到达高级阶段——“集体创造新知识”时,达到了高水平的集群吸收能力,这时集群内部知识流与外部知识流倾向于一种完美的联盟,群内企业不只是被动地基于模仿之目的吸收外部知识,而是主动地投资参与合作知识创新网络。由此可见,从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演进,从缺乏“龙头企业”到“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的交互作用到“集体”创新生成新知识,是伴随着集群与外部知识源的开放程度的逐渐增强以及集群与所在企业领域技术前沿差距的逐步缩小的演进过程。“龙头企业”与外部知识源的认知距离和集群内部的知识流动是引致集群发展阶段演进的主要动因。

图8.7 本地集群动态演化与升级

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检验——浙江嵊州领带集群

嵊州地处浙江省东部,北靠杭州、东临宁波。自1984年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领带企业“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在嵊州成立以来,嵊州领带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嵊州的支柱产业。整个嵊州拥有大小领带企业1 100多家,直接从业人员约5万人。2004年,嵊州领带年产量3.5亿条,占国内产量的90%,世界产量的40%。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4年出口领带2.1亿条。嵊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加工基地、批发销售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

(一)缺乏龙头企业的初级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首家中外合资企业“佳友领呔”落户嵊州,接着一批嵊籍港商和原来在深圳港资企业的打工者,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办起了领带企业。嵊州外资领带企业中工作的员工也离开公司,自己创业。这是由于当时深圳劳动力成本上升,一部分领带产业链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嵊州,这是受外部知识源——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影响下形成的产业集群。

嵊州领带发展初期,嵊州领带产业主要是领带制作。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研发能力薄弱,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缺乏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与行业技术前沿的企业技术与知识的差距较大。另外,企业间联系不紧密,相互学习较少,生产经营分散,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整个集群处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

(二)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的交互作用的中级阶段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出现了龙头企业,并且龙头企业和非龙头企业之间开始了相互合作和知识扩散。龙头企业包括一批优势企业和优势品牌,例如“俊仕”“巴贝”“麦地郎”“金天得”4只浙江省名牌产品,以及“加佳”“艾利特”“好运来”等7只浙江省著名商标。这些企业规模大、效益好,代表了嵊州领带生产的最高水平,在当地有相当影响力。其他企业是众多微小企业(相当数量的家庭作坊),从事单一的加工或经销。嵊州的领带企业也发展到500多家,直接从业人员约1.5万人,年产领带1 650万条。中国领带的生产基地从深圳转移到了嵊州。

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从原来联系不紧密到相互之间开始合作,如一些大企业单子多、生产能力跟不上时,委托其他中小企业进行代加工,在大企业外包过程中,相关的知识技能也开始传播到小企业。小企业间如领带生产企业与制造厂、定型厂和销售商也出现了紧密的分工协作,一般来说销售商起着组织协调作用。产业间的纵向合作,加快了技术和信息的溢出,提高了企业的反应速度,增加了集群生产的弹性,减少了生产集中给地区带来的风险。

(三)集体创新的较高级阶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从原先的领带制作,向上游、下游产业链环节和相关产业进行延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设计、展会等产业部门的发展,使得嵊州企业掌握了领带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摆脱了以OEM为主的加工方式,转向ODM和OBM。

企业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投资不断增加,单个企业的设计研发能力由初期的模仿学习深圳领带生产企业,研发能力薄弱,发展至目前的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科研投入不断增加,新产品、新技术涌现,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嵊州领带生产的先进设备占世界的60%以上,同时嵊州也是世界上高档电脑提花剑杆织机最集中的地区)和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企业与所在行业领域技术前沿差距的逐步缩小。

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知识扩散程度更加深入。一方面,这得益于当地雄厚的民间网络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集群内部知识创新和知识扩散中起到重要作用。嵊州政府因势利导,明确提出要把嵊州建设成为国际性领带都市。除了兴建“中国领带城”,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成立中国服装协会服饰专业委员会;与“阿里巴巴”合作,创办“中国领带在线”专业网站;与国家服装质量检测中心等联合起草制定了第一个全国领带行业标准;建立全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和世界领带精品展销中心;组织领带设计制作大赛等系列活动;筹建领带工业园区等。行业协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嵊州领带协会由200多家会员组成,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技术、质量监督、与国内外同行建立联系等。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品结构,既能生产高档产品,又有中低档产品。领带产品被注入了当地的产业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同时嵊州大部分企业一天可以增加一个或几个花色品种,市场上每天有上万个不同的花色品种。从客户来料到实际制作完成只需半天。凭借其竞争优势,集群吸引了日本、韩国、意大利的领带产业合资、合作或看样订货。产业集群产品质量的提高、品种的丰富和快速反应得益于产业集群学习创新机制的变化。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抓住了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会,依托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政府的引导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由中小企业分散加工、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集群逐步向以少数大企业为龙头,多数中小企业分工协作、设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集群转变。

五、结论与启示

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避免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前提条件,但是地方产业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能否获得益处则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本节基于知识扩散和知识吸收的角度,并以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与升级过程。把外部知识源和龙头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和集群内的知识流动机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一方面有利于集群升级,另一方面也会把发展中国家集群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进而阻碍集群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是否有利于产业集群的持续升级,则主要取决于集群中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努力强度和集群的知识扩散机制。企业的知识基础好,努力强度大,就容易缩小与发达国家网络旗舰店企业的知识差距,竞争力得到提升;同时,集群内有良好的社会信任基础,知识容易扩散,集群更容易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升级。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有:

(一)利用外部知识源提高自身能力

建立开放的集群知识系统,集群内部企业应主动与集群外部企业特别是同一产业内优秀的国外企业建立联系与合作,缩小认知距离。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没有与外部知识源建立有效的联系,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更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更容易获得外部知识源,知道努力的方向。由于在旗舰店企业主导下的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企业获得的能力提升可能有限。因此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主动地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环节,转向主动地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源。表现为企业主动走出去,把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雇用优秀的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加强基础研究的投资

企业的吸收和创新能力离不开企业的知识基础,企业的知识基础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究。欧美国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性发展的投入经费比例一般为1∶2∶5,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为1∶2∶4,而我国则为1∶5∶9。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占R&D支出比率为6.4%,低于美国17.3%、韩国16.5%、日本14.5%的比例。从事科技工作人员数量相对欠缺,每万人中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只有发达国家的1/10。科研投入的不足和科技体制的某些缺陷导致了科技成果的难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实施率仅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的差距,导致了在应用科学研究、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上的脱节。中国只是“制造大国”而非“科技大国”,中国企业成为了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和管理规则的接受者、跟随者,这将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

(三)提高吸收知识的努力强度

知识扩散机制的存在为后进企业追赶先进企业提供了机会,但由于知识不能被完全吸收,知识学习者(模仿者)很难超越知识领先者,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学习,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缩短创新周期,才能超越业内最高知识水平,获得知识领导权。企业在吸收知识和技术创新方面加强努力是痛苦的,同时也是高回报和可持续的。但是中国一些企业不愿投入精力和资金去努力学习新技术,而是不断地追求更多、更大的市场。企业专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生产活动。一旦成本压力过大,这些企业不是转向更高端的生产活动或者花费时间去开发专利技术,而是转向其他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这种模式甚至在中国最为先进的品牌企业中也存在。中国的电视生产领先厂家,包括康佳、TCL——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和不断上升的存货率,转向生产其他电子产品如手机;海尔面临白色家电的低利润,不是在技术上做精做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是开始涉足房地产。这些产品——不管是电视、手机、个人电脑、冰箱,还是数据路由器——又都是标准化产品。在这样的环境中,竞争优势就意味着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也意味着企业是否能快速、容易地从一个饱和市场转入另一个市场,这种竞争优势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四)促进集群内部知识流动

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知识扩散可能很少,如中国大陆的台湾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对周围的小企业的知识扩散有限,主要是台湾地区本土企业内部之间知识流动较多。这种情况需要非龙头企业增加努力强度,政府应设计相关激励政策,增强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互动,激发企业学习的动力,从而加速集群内部知识流动,有效地促进集群向高级阶段演进。

[1]本节部分内容选自赵君丽,吴建环.全球生产网络下知识扩散与本地产业集群升级[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