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是在持续高速增长中始终困扰我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产业大而不强。许多重要产业受制于人的状况长期不能改变,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瓶颈。把握时机,把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不仅有条件、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从此实现一次跨越。

一、经济转型的考验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显示,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

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是以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环境和低技能廉价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地企业凭借廉价资源优势,在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率先得到发展,发达国家该类产业也伺机向当地转移,当地开始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在这阶段企业没有创新能力,技术主要来自模仿或外方;产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企业主要靠价格竞争。这类产业具有方便的“替代性”,低成本优势不可能永存,当其他后发展的地区一旦进入这一阶段,该地区的优势很快会丧失,产业的再转移将不可避免。

投资驱动阶段,是以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此时政府有强烈的投资愿望和较强的投资能力,企业有极高的产能扩张的冲动。大规模投资使基础设施改善、产业规模扩大、企业实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上升、金融环境和竞争环境得到改善,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缩小,从而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赶超期”。这一阶段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的是标准化而非差异化产品,与先进技术水平相差一代至两代,企业主要在价格敏感的同类同档次产品中竞争,各地产业结构趋同。这一时期较成熟的原材料、零部件会有一个较大发展,但由于对国外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很难形成强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这一时期在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特别讲求规模经济,而不太讲求售后服务的标准化产品,可以形成产业竞争优势。投资驱动阶段显著的特点是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加剧,进而使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劳动和要素成本上升。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对原材料和投资拼过度需求,造成生产要素持续涨价;由于产能过剩,所生产的产品不断降价。两者的“剪刀差”造成GDP增长很快。

创新驱动阶段,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涉及的各个领域相继出现创新要素,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的创新。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动力,技术进步使劳动效率和资源效率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大幅度提高。企业不再局限于引进、吸收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由专注产能投资向更加专注创新能力的投入和建立核心竞争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技术和产品的差异性。正因如此,企业对成本和汇率变动承受能力增强。在这一阶段,大学、研究机构的水平提高、数量增加,产学研研发体系形成,智力型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发挥。这些新机制会进入自我强化的状态,在某些地区可以聚集某些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以率先形成的优势产业为基础向纵向和横向扩展,形成更高层次的区域竞争优势。此时企业也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差异化环节投资于国际市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快速成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中国较顺利地进入高储蓄率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和企业以持续大量投资,逐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引进从全球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先进技术、技术装备,建立起现代化、高效率,适应于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在资本密集、劳动密集、规模经济特别明显的基础原材料、标准化产品和零部件等产业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在此期间,企业完成了资本积累,具备了对国外技术的改进能力,全社会创新活动逐渐活跃,较好地实现了投资驱动阶段的历史任务。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可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那么因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经济效率上不来,使投资效率呈现递减趋势。不仅居民不能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资本积累获得的可能是“负财富”,最终呈现经济增长的终结。例如前苏联的结局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值得借鉴。

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对很多国家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能够成功跨越的实例并不多。二战后,只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成功跨越,其后是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峻考验,关系未来国家的前景。中央不断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为主线”,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型。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各地对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由于人们对这一转型的规律性、必然性缺乏认识,使转型的步伐十分艰难。

二、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我们顺利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缺乏市场,但有相对充裕并廉价的资源、相对较大的环境容量和“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主要依靠相对充裕和廉价的资源优势我们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进入投资和出口导向阶段后,很快迎来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出口超长增长,吸收了大量过剩产能,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但是,要素低成本不可能永存,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现在我国正处于向创新导向的发展阶段迈进的重要关口。从国际经验看,这是经济发展阶段升级最难跨越过的一道门槛。搞不好,经济发展就会放缓、社会矛盾多发,甚至增长停滞。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产业规模扩张很快,但结构升级进展缓慢,由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一是已经变化了的生产要素结构与传统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但资源密集领域的投资热情已然很高;一方面是“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致使高层次比较优势反被压抑。

二是企业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不足以支撑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例如,很多产业大而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品牌支撑,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虽然产业规模很大,但在国际竞争中没有“杀手锏”、缺乏话语权等。

三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使改善经济结构的目标难以实现。例如,投资效率呈递减趋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逐年下降,投资与消费失调、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

四是生产要素低成本时代终将过去,很多产业赖以生存的条件将会改变。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中文网站采访时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国外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这些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窘境。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引进技术、大规模投资、接受产业转移、扩大产业规模为标志的投资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只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必须完成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的积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升级。我们应抓住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快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

三、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产业遇到的困难,外因是国际市场骤然收缩的冲击,而内因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产业升级缓慢,以及由此造成的众多矛盾的爆发。例如,一般加工业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分散,造成结构性低效率;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大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低端;高耗能、低效率、重污染产能淘汰迟缓等。现在,中国需要进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上涨;中国能出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下跌。进口价和出口价的“剪刀差”表明财富的外流。

众多情况表明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昨天那些经济增长的保障性因素已经成为今天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出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一是综合国力强,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迅速增长;二是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成功率不断上升;三是企业经济技术实力增强,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产业体系日渐完备;四是巨大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特别是高层次的需求在快速增长。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国民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产业工人培训程度和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研究生规模扩大,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逐步显现,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相应地,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综合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看不起的领域,成了我国产业和企业挤占全球领先地位的空间。而在那些需要大规模市场和强大产业化能力支撑的新兴产业领域,例如高铁、风电、新型核电、超高压输变电、电动汽车等,我国已经显现出较强的产业发展优势。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例如,华为、腾讯等企业正是利用中国廉价、聪明、勤奋的工程师创造的研发优势奠定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这些公司可拥有几千甚至上万名研发工程师,这在发达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华为技术专利申请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振华港机、比亚迪、三一重工等则在智力与劳动“双密集”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正是看中了中国廉价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目前,“大学生毕业就业难”,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

四、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和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产业不断重复“技术模仿、产业跟踪、商业模式复制、大规模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路线。主要经济资源投向产业规模扩张,主要技术来源依靠国外引进。如电视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终端、DVD以及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此时,技术投入不足,创新活动并不活跃。尽管也有很成功的案例,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通信设备由模拟系统升级为数控系统时,全靠引进的技术和装备,中国市场被瓜分为“七国八制”。“巨大中华”首先在程控交换机系统上有了突破,改变了竞争结构,华为、中兴则在无线通信兴起时,加大研发投入、紧追不舍,很快进入全球领先行列,成为全球通信装备的黑马。但这样的案例并没有更多地重复出现。在缺乏自生技术来源和技术判断能力的情况下,一些产业的规模扩张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当正在应用的技术一旦升级,原有产能很快就会丧失全部价值。从录像机到VCD和DVD;从显像管到平板显示器;从彩色胶卷到数码照相等,我们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一幕幕产业惨剧。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向我们这样,消耗如此之多的资金、引进如此之多的技术,而主要技术仍受制于人、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达50%左右。

进入新世纪,在科技攻关、973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基础上,国家实施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各地科技园区迅猛发展,针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日益完善,政府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2006年“建设创新型国家”宏伟战略的提出,成为激励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鼓励创新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近年,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创新活动进一步活跃。2008年与2005年相比,3年间大学毕业生年均增长22%、研究生年均增长27%、学成归国人员年均增长33%;全社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5%,其中财政投入年均增长20%;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年均增长18%;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2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年均增长36%。科技人员自主创业逐渐形成气候,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据中关村管委会掌握的情况,中关村约有1000家科技企业达到或接近了创业板上市条件;深圳科工贸和信息委的数据显示,该市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有1100家,对其中300家已经启动跟踪服务。深交所研究人员作出如下判断: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井喷阶段”。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创新资源逐渐成熟,开始进入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在有些领域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阶段。

例如,超级计算机、载人航天、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温气冷堆、新一代客机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如果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改革那些阻碍产业化进程的体制因素,那么就可能出现活跃的创新活动与产业升级互动的生动局面,从而推动一些产业进入全球领先地位,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年诉求以产业升级为载体而成为现实。

五、技术跨越的机会

重大技术变革产生之初,给后起国家的技术跨越提供机会。就成熟技术而言,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而有些即将产业化的新技术,差距就没那么大。而且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尚不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尚未形成、产业垄断地位还没确立、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技术,先进国家因对传统技术的“路径依赖”和巨大资产存量的拖累,有时会犹豫和踌躇;而后发国家则可轻装上阵。两者的反差,提供了赶超的机会,如新一代无线通信、新一代核电、新能源、电动汽车等。

历史上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错过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使我们甚至沦落到半殖民地地位。而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以怎样的理念,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步骤,将影响中国产业的发展前景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把培育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步骤。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契机,将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新趋势,使我国工业化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将由引进模仿为主,开始走向技术自立;二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效率提升;三是由产业链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延伸;四是产业跟踪,转向在一些领域开始挑战领先地位。

在这过程中将创造更具前景的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大量较高收入的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由一个“技术消费国”转变为技术创新国;将大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提高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还将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质性提高国际竞争力。

六、产业跟踪与跨越

以引进的技术进行产业跟踪,是技术追赶的一种重要选择。产业跟踪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过程,从中可以积累技术能力、生产经验、管理方法和工艺诀窍,并为技术跨越创造条件。所谓跨越,就是在产业跟踪中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抓住时机、瞄准新一代产品,以自己的技术实现产业化,在这个领域实现超越。日本和韩国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国家。

产业跟踪是依附于先进企业开发的技术、市场和商业模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它的“依附性”决定,如果不能实现跨越,就永远不能成为领先者。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和政府人员怀疑本国的创新能力,认为至今我们还处于产业跟踪阶段,并不具备自主创新的条件。也有人认为,创新要有大量投入,冒很大的风险,不如等发达国家完成创新、实现产业化后,我们快速跟进。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成为创新环境改善延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而生产的国家,将永远落后于创新型国家;技术引进国的人均收入永远赶不上技术创新国。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技术跟踪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如下:

一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产品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起初,由于它具有“人无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货可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先者为王”。例如,2010年卖疯了的ipad和iphone,毛利率高达200%,苹果公司赚得盆满钵溢。随着“唯一性”的消失,利润逐渐回落。跟踪者往往只能在利润下降周期进入。这时利润日渐微薄,甚至难以赚钱。例如,芯片产业遵循“摩尔定律”,集成度大约每18个月升级一次。升级后利润迅速由高走低。如果跟踪者比领先者落后两代至三代,当生产能力建成的时候,这一产品已经进入微利阶段,大规模投资回收已经十分困难,搞不好甚至以再投资进行跟踪的能力都将消失。

二是跟踪者尽管自身的研发活动较少,但每一件产品中的技术成本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没有用于自主研发,而是通过购买专利、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或关键零部件等方式,把钱交给了外国公司,增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遗憾的是,跟踪者的研发成本确实发生了,但本国的研发人员却没有获得参与研发活动的机会,企业的研发能力未能因此提高。

三是跟踪者没有核心技术,很难建立自主品牌。从外部获取的往往是市场价值大部分已经实现后的“技术残值”。使用这一技术,即便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也卖不出好价钱。很低的销售利润率使企业无力进行更高层次的研发活动。这就使跟踪者很难跳出不良循环,当正在应用的技术必须更新的时候,只得再引进、再跟踪。例如,中国家电行业的利润率只有2%～3%。与仅占销售收入1%的研发投入互为因果。由于研发能力和品牌建设非常薄弱,导致很多企业产销量都很大,但效益很薄。2009年韩国三星电子一家的利润几乎是所有中国家电企业的总和。

四是核心技术依赖他人,如同企业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技术路线、技术标准都是技术拥有者根据自身特点定制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掌握在他们手里,跟踪者谈判地位非常有限。而且技术路线一旦转向,或零部件供给中断,跟踪者将蒙受损失。例如,在显像管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12寸、21寸到34寸,从黑白到彩色,从球面到直角平面,我们老老实实地技术引进、产业跟踪了20多年。从玻壳、零部件到显像管的生产能力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2005年前后仅仅3年左右时间,以液晶显示器为代表的新一代显示技术迅速代替显像管,我国企业前后上千亿元的投资瞬间化为不良资产,显示器产业重新归零。据海关统计,2009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液晶显示面板就达300亿美元,其中大尺寸面板全部来自进口。

由技术跟踪到技术自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向前跨越。跨越一旦实现,就将改变全局。如果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不能以自主技术在程控交换机和无线通信装备上实现突破,很难想象我国的信息化将遇到怎样困难。再如,以高铁为例,在引进每小时200公里技术的基础上,经3年的努力,融入本国技术,实现了每小时380公里的新跨越,一举走到了全球轨道交通的前沿,甚至使一些发达国家都刮目相看。

随着我国经济技术能力的增强,到现在,技术跨越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要实现跨越,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意识。能力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如果从意识上就认为没有必要跨越,那么有能力也很难有所作为,甚至能力的成长将停滞。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在机会来临的时候缺乏勇气和胆识。“给跨国公司打工至少还得30年”,“搞创新要讲阶段,现在还是引进为主的时期”,“高新技术风险太大,不是我们现在就能做的事”等,类似这样一些舆论不断制造影响,一些企业索性知难而退。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仍达25890亿元,说明企业并不缺钱,但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1%,与发达国家企业的3%～5%相比,严重不足。

凭这样的研发强度,根本无法与国外先进企业比拼,很难超越产业跟踪的老路。研发投入如此之低,这表明很多企业缺乏技术追赶的动力、没有从产业跟踪转向技术跨越的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