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与启蒙的幻象

35.技术进步、犬儒主义与启蒙的幻象

这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于存在者来说，他生活在诡异的观念转换与技术不厌其烦的变化状态中。在新奇、迷惑与无奈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意义也一道随着这股洪流奔腾而去，被裹挟的茫然感与被抛状态充斥每个个体的内心，短暂的惊喜过后留下的只是漫长的焦虑与不安，技术进步是否一定能够带来个体幸福感的增加?是否能削减对于未来的恐惧?是否会带来社会的同步进步?存在的意义在技术化时代以什么方式来表征?这一切都变成了无根基的漂浮之物。19世纪末，尼采所忧虑的虚无主义是否是技术进步的负效应;这个年代，启蒙是否已经沦落为一种遥远的幻象或者虚假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遭遇的技术化时代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纵观400年的进步历程，技术进步到底带来了什么又拿走了什么?本文愿意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个粗糙的思想线索。

(1)技术进步与启蒙异化的两种结果：颓废与虚无主义

说到技术进步，我们不得不先清理一下它的根源：进步。何谓进步?从词源上来说，进步(progress)来自于拉丁语(progressus)，意指提高。它的日常意义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进步观念是指从科学、技术、现代化、自由、民主与生活质量等方面来讲，世界变得更加美好。”⁽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进步按照时间序列来看，应该是后者相对前者来说有增量内容，而且这个增量是大于零的，如果增量小于零，那就不是进步而是成为退步的标志。英国哲学家约翰·伯瑞考证，进步概念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它的真正起源应该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按照约翰伯瑞的观点：“开化了的欧洲国家耗时约三百年，才从中世纪的思维气氛过渡到现代世界的思维气氛。这几个世纪是历史上显著进步的阶段之一，但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进步这一观念的出现，尽管当时的智力环境正在为这一观念的可能诞生做着准备。”⁽²⁾进步观念的确立是通过对中世纪以来流行的宗教循环论(末日审判)以及退步论的克服来实现的，其中退步论的观点流行尤其广泛，可谓根深蒂固。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就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等，对于这种传统观念的驳斥，恰恰是新时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这个工作是由法国政治学家吉恩·伯丁(Jean Bodin，1530—1596)完成的。“伯丁拒绝接受有关人类退步的理论，也拒绝接受存在以后总以美德和幸福为特征的先前时代的传统观念。他为拒绝接受传统观念所宣称的原因非常重要。自然的各种力量一直是始终如一的。”⁽³⁾对退步论的克服，为进步观念的登场扫清了道路。新世纪代表进步观念的杰出代言人是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认为：“知识的正确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活，增加人们的幸福并减轻人们的痛苦。这一原则是培根在其全部智力劳动中的指路明灯。他宣称人类幸福的增加是他所创作或构思著作的直接目的。”⁽⁴⁾由此，作为催生进步的科技自兴起以来就被赋予了一种明确的单一职责：增加人类幸福，减轻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概念进入我们的文化视野也就短短四百多年的历史。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恰恰是科技进步的最好表达。把知识与力量挂上钩，这是科学兴起时代乐观主义的典型表现。按照培根的模式，进步体现于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自然带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这种思路即便今天仍没有多少改变，问题是这种对于科技的认知模式对于启蒙思想的展开构成了一种很难克服的障碍。

启蒙运动按照思想来源来说，一个主要渠道是法国思想家的工作(苏格兰也是一个重要启蒙基地)，最后由德国哲学家康德给予经典的表述，即：“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⁵⁾从这个经典定义中可以看出：启蒙运动所强调的就是对理性的大胆运用。而理性按照功能来分，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以及百科全书派等人为后世贡献了诸多思想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公平、正义、宽容等，而这些观念构成了启蒙思想中的价值理性部分，这些观念的萌发同样是人类大胆运用理性的结果，这种理性与存在者的存在目的有关，它是存在的形而上维度。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和封建主义与宗教的斗争中，它是需要一种全新的价值理性的;但是它一旦确立地位，就会充分展现市场的本性，理性的侧重点转向计算与功利主义，在市场中的表现形式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过程一方面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理性的片面化发展，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工具理性暗合了技术进步的脚步，启蒙在进步的表象中经历着否定的辩证法，退化为一种乌托邦。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深刻地指出：“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观点。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量上看问题，把理智的进步理解为知识的无限扩展，那我们就会误解它的本质。随着量的增长，必然会出现质的规定性。”⁽⁶⁾如果说18世纪是一个理性的世纪，那么在理性的后来展现中，它已经用工具理性的形式掏空了启蒙的所有内涵，这是理性发生转向的一种质的规定性。由此而来的则是19世纪科技的勃兴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时期，进步概念从单纯的理智进步，拓展为主要以科技的进步、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表现形式。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中，人不再如康德所期待的那样，只能是作为目的而不能是手段的禁令，人非但没有成为目的本身，反而沦落为一种彻底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异化现象。19世纪的进步，可以被认为是作为手段的科技的进步，它是工具理性在新时代的最好体现。另一方面，启蒙理性中的价值理性维度，被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作为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而被驱逐出理性的王国。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实证主义阶段，而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实证主义阶段(科学阶段)，因此启蒙理性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内涵的完全替换。如果我们称17世纪的理性为启蒙理性1，那么19世纪的理性则为启蒙理性2;如果说，19世纪的进步以人的异化为收尾，那么，我们看到的景象则是诸多强烈对立与二分：物质的丰富与人的精神的贫乏，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处境的恶化等。对有些人来说，19世纪是欧洲最后的黄金时代;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最为糟糕的时代。在这些对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整体富裕的社会开始显现，由于启蒙理性2的替换，时代精神必然呈现为虚无主义与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与颓废主义是富裕社会缺乏形而上维度在精神领域的必然反映。

19世纪后期兴起的颓废运动(Decadentmovement)是一些代表贵族精英阶层的作家在形而上层面与社会现实在理念层面的矛盾的集中体现：他们一方面不满于现实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无力摆脱其控制的尴尬处境。但这种描述只是一种很表面的现象，从深层理念来说，它是原有的形而上落后于新时代快速涌现的新形而上之间差距的社会表现，为了抵抗这种无力感，一些作家在不惜采取反教条的模式应对社会现象时所体现出的心理落差现象。法裔美国籍历史学家Jacques Barzun(1907—)在2000年出版的超过800页的巨著《从理解到衰落：从1500年到现在，西方文化生活的500年》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的演化与产生的根源，大体上能够支持笔者的这种分析。当颓废主义者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时，那种强烈的非理性主义的味道跃出纸面，这可以看作是对启蒙运动倡导理性的一种反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者马拉美以及稍后的英国作家王尔德等人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体现)。但是，毕竟这部分人群数量比较少，更多的人则是处于一种更为尴尬的境地：虚无主义(Nihilism)的蔓延。虚无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生目的、意义以及真相的缺失造成的现象。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以及重估一切价值都是这种思潮的最好体现。而海德格尔则把虚无主义理解为：虚无主义将存在缩减至纯粹的价值。19世纪的进步观在形而上层面带来的最大变革就是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计算。当人生的意义只是沦落为一种证实与利益的多少时，启蒙已经死了，因为人生的意义与目的甚至审美都是无法证实的，也是无法计算的，考察虚无主义的诸多表现形式，无疑可以印证这种观点。法国哲学家孔德所谓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论明确宣告，这个时代是不需要无法证实的价值理性的实证阶段，而实证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驱逐人类认知中残留的形而上学成分。由此看来，克服虚无是工具理性无法完成的任务，虚无与计算或者利益无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精神状况的直接后果，无怪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战后悲愤地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不道德的。由此观之，在技术进步的主导下，启蒙理念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中叶产生了两种奇异的思想结果：颓废主义与虚无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颓废是对启蒙理念演变而来的工具理性的一种主动的反叛，它突出非理性的作用，虽然消极，但是一种自觉;而虚无主义则是一种对工具理性的茫然接受后产生的被动认同与厌倦。这两种思潮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认同的一种得失转换，而虚无主义带来的后果就是女哲学家阿伦特(1906—1975)所谓的“平庸的罪恶”在社会层面的普遍化与流行化。

(2)技术进步与犬儒主义的盛行

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的话，那么20世纪无疑将以技术的巨大进步为本世纪赢得它的显赫地位。原子弹在20世纪的成功爆炸，把人类带入一个无法回头的新时代。即便今天，对于核恐惧，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克服，关于核裁军谈判仍在步履维艰地、缓慢地、毫无希望地谈着。与这个困难问题并生的是，新的技术以及新的恐惧与危险仍在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涌现着，所有理论上的解决办法由于政治与利益的掣肘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无可奈何与被动前进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后期的思想姿态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犬儒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一般来说，犬儒主义(Cynicism)是指：“他们的哲学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过一种与本性相一致的生活，就是一种生活的美德。这就意味着拒绝所有约定俗成的对于财富、权力、健康与名誉的追求，过一种摆脱财产羁绊的简单生活。”⁽⁷⁾从这种简化的说法中，不难体味出它的理论主旨：以一种简单的生活来抵抗世俗的诱惑，保持心灵的自由。在当代，犬儒主义主要以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等极端行为来对抗与蔑视主流的生活模式。如果分析19世纪末的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与当代犬儒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虚无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无为与困惑，体现了一种理论的不足;而颓废主义则是非理性主义主导下的一种理论对抗。犬儒主义与颓废主义有些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在理论充足背景下的茫然，犬儒主义更是彰显了一种理性主导下的有意识地退却与拒绝。因为无力改变，所以坚决犬儒。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姿态，更是一种主动地理性选择的结果。它回复到简单，克制复杂的倾向，尽管消极，但它是人类遏制风险的一种努力方式。如果说当代犬儒主义是近代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考察现代性的一些显著后果就是理解当代犬儒主义的很好视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1938—)认为：“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是从资本积累和军事规则中获得原动力的，但是它们一旦开始运转起来，便有了自己的推力。推广科学知识和展示技术创新中的先进效率，无疑是颇有影响力的一个驱动因素。一旦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常规，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惯性。”⁽⁸⁾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极端后果有如下几种：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抛开两个极端不谈，我们已经遭遇了极权的增长与生态破坏，而这些困难是任何一个理性个人无力解决的，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不合作与批评，还能怎样呢?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另一面是，当事实上地球上再也没有神志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或者，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⁹⁾基于这种可怕的未来趋势，犬儒主义的出现也就是理性的个体在无奈的背景下所能做出的最直接的回应。回忆一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不难明白其中的对峙。

当一种潜在的未来风险开始显现的时候，采取行动的理性个体面临三种选择模式：犬儒主义、复古主义与激进主义。在进步观主导下，文化复古主义不是理性个体的选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曾经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如果这是正确的判断的话，那么采取回到古代的思想路线对于现实的困境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敷衍与拖延的无效行为。如采取激进主义又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而且后果与风险都是不可控的，这种路径同样不是理性个体乐于选择的。基于这种考虑，对于理性个体而言，一种谨慎的、无奈的选择就只能是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在承认无力改变世界的同时，尝试通过改变自己与批评社会来延缓风险的真正到来，这虽然消极，但毕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努力。按照英国哲学家提摩太·贝维斯的说法：“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当代人对犬儒主义概念的过分热衷恰恰就是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危机的症候。”⁽¹⁰⁾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把技术进步背景下涌现的犬儒主义归结为启蒙失败后对思想贫困的一种主动反抗。这种贫困主要是政治贫困，按照贝维斯的理解，主要包括如下因素：对政治家的普遍怀疑，对政治制度大范围地丧失信心，对神秘世界观的兴趣的全面复活等。现在的问题是，这几种思潮是否同时出现，还是有条件性地相继出现?基于笔者的理解，这三种思潮的出现条件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关。换言之，社会的同质性越高，出现单一思潮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社会差异性越大，出现多种思潮的可能性就越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同质性相对较高，因此，他们出现了颓废主义与虚无主义;到20世纪后期，这些国家高度同质化，所以出现的思潮就比较单一，主要以犬儒主义为代表(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变体)。结合这种考虑，对中国当下的情况做一些简单的诊断还是有必要的。由于中国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整个社会的同质化程度相当低，从而导致中国思想界以及民间这几种思潮同时出现。粗略地说，在发达地区表现为犬儒主义与颓废主义的盛行，在落后地区则表现为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蔓延。有一个特殊情况需要指明的是，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在中国当下可以被看作是犬儒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以极端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现的，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权力无约束扩张的无奈与厌倦。正如德国哲学家奥伊肯就20世纪初的精神状况所说的那样：“我们处于一种痛苦的困惑状态中。纯粹现实主义的文化剥夺了生活的一切意义;回到旧的生活方式又不可能，而放弃一切寻求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努力也同样做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尤其难以泰然接受这样一种局面。”⁽¹¹⁾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以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让我们获得预想中的结果，反而是在技术进步的促逼下，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甚至意义都在丧失，启蒙已经被某些激进的思想家称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过于极端，反而走到了事物的反面，我们更愿意相信启蒙是一项没有兑现的支票，现在是到了开始兑现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同意哈贝马斯的说法：启蒙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好在，启蒙已经在路上。

在当下各种反启蒙思潮甚嚣尘上的今天，透过技术进步的虚假面纱，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重建新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开放公共领域，把人从私人领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行动，以此消解上面提到的三种思潮的侵蚀，进而恢复人类对于自由、尊严与意义的追求。在奥伊肯看来，以往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生活的意义之所以对我们模糊不清，主要是因为我们被我们应当采取的立场所分裂，而且哪一方都不可能吸引人们普遍接受它自己的特定信念。”⁽¹²⁾当下中国正处于文化的快速分化时期，我们也许还无法具体说出该如何构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结构，但至少知道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习惯性的独断与制度性的武断，以一种宽容的姿态迎接新的精神生活结构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