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中的史学理性主义

一、启蒙运动中的史学理性主义

理性精神是启蒙运动的最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理性精神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叛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姿态出现的。笛卡儿基于“我思”的“普遍怀疑”打响了理性批判的第一枪，把长期以来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所传布的种种教条、观念、“常识”、见解等统统放到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尽管他没有结束宗教信仰，但却把宗教信仰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从而高高地树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笛卡儿哲学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直接地启动了启蒙运动的主旋律。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理性就成为同宗教信仰、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直接对立并反抗它们的战斗旗帜。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这一条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后来，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运动作出了一个思想总结，断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理性毫无疑问是18世纪历史哲学的最高原则和推动力，如后来克罗齐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哲学’几个字后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初是用来描绘那种可以从历史获得的帮助，帮助的形式是忠告和有益的教训，它所受到的是不怀成见的研究，也就是说，唯一的‘前提’是理性。”^[2]

尽管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肇端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但18世纪启蒙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史学研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多少不同于笛卡儿的那种纯粹唯理主义的理性主义。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上，也就是完全从思维的内在性中推演出一切观念和原则，而对经验事实和来自经济事实的判断抱有一种漠视或轻视的态度。就笛卡儿本人的学术旨趣而言，他似乎更关注的是依靠“我思”来建构一个严密的公理体系，并从这个公理体系中合乎逻辑地推演出一切个别结论。如同培根所比喻的那样，就像一个蜘蛛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中吐出丝来编织一个形而上的网络，让个别的具体事实在这个网络中找寻自己的位置。这样，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是非经验的，也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在他的哲学中没有重要的位置，因为，“按照这种哲学，任何纯事实的东西都不得声称有任何真正的确定性，任何关于事实的知识在价值上都无法与清楚明白的逻辑知识、纯数学和精密科学相比拟”。^[3]“笛卡儿就其个人而言，也许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感兴趣，并时常也许会陶醉于某个历史作家的著述。但是他从不认为这种兴趣与哲学和科学有什么关系。”^[4]对于唯理论理性主义者来说，所有历史的对象都属于最低级的想象的知识，因为时间本身不过是想象的一种方式。与笛卡儿这种绝对的唯理主义的理性主义有所不同，18世纪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广泛地吸收了与唯理主义并行的经验主义的营养。由于史学研究毕竟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研究，而且必然要针对发生在身边的经验事实，因而对于启蒙运动中的史学研究来说，理性精神不是被用来构造体系的，而是被用来挖掘贯穿于历史事件的思想线索，也就是确认理性在经验事实中发现真理的力量。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分析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时说道:“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18世纪的哲学家也崇拜经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不仅攻击天主教经院哲学，而且也攻击笛卡儿的唯理论。他们在说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17世纪笛卡儿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问题。”^[5]也如美国史学家哈多克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理性与笛卡儿唯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识必须形成体系，而是它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6]

对于经验事实的注重，使18世纪的史学理性主义克服了唯理论理性主义的非历史性，为理性精神开通了面向历史的道路。美国史学家贝克尔对此评述说:启蒙思想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意图和决心乃是要把思想和概念、事物的真相和事物本身都看作是变化着的实体，它们的特性和意义在任何时刻都只由于把它们看成是一场分化、展开和耗损与补充的永不休止的过程之中的若干质点才能把握。这就是说，任何经验事实都是在时间中的存在，因而必然具有历史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仅仅是按照时间的流程将历史事实记载下来，更重要地是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发现思想的联系。这种思想的联系是通过概念展现出来的，而概念也正是蕴含在历史事实中的理性精神，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诉诸理性，真正的历史精神必然是一种理性精神。同时，思想和概念既然是蕴含在不断流变的历史事实或经验事实中，它的内涵也必然具有时间性或历史性，也就是必须通过对事实的研究才能揭示思想和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因此理性也必须求助于历史，真正的理性精神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历史精神。这种理解带来了理性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融合。如卡西尔所说:“18世纪致力于对历史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认清一般和特殊、观念和实在、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精确地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由此而把握历史的意义。”^[7]柯林武德也指出:“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它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是由于开明君主的意志，也不是由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硬性计划，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即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非理性本身在其中，则只不过是理性的一种伪装罢了。”^[8]

历史精神与理性精神的融合，使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具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实践精神。黑格尔曾经说过，对于现实来说，历史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失去了直接性。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们之所以力图借助理性精神把史学从堆砌史实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单纯的史实不过是陈旧的、不可再生的时间痕迹，只有蕴含在史实中的理性精神才是活的力量，这种活的力量不仅可以用于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揭示现实中的矛盾和显示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这种蕴含在历史过程中的理性力量必然是改造现实并推进历史进程的力量。史学研究有责任把理性力量从历史过程中呼唤出来，使之成为变革现实的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历史研究乃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必要手段之一”^[9]。

由于对现实的高度关注，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勇敢的革命者，他们甘冒风险，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展开无情的批判。如卡西尔所说:“或许没有哪个时期会像18世纪那样，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完全的和谐。一切思想都立刻转化为行动;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论标准而下的判断。正是这种特征给予了18世纪的文化以力量和内在的统一。”^[10]今人在谈到18世纪的理性主义时，颇有微词，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漠视经验和现实。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从理性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看，没有什么比这个时期的理性主义更重视现实的了。亦如卡西尔所说:“18世纪的精神通常被描述为一种‘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义意指一种超然冷漠和抽象玄奥的态度，并与实践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实际相脱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描述会比这更不恰当，更易为人误解的了。”^[11]

推动欧洲近代历史哲学产生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上述理性主义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卡尔·贝克尔说:“历史学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仅只是同一种冲击的两种结果而已，仅只是近代思想之脱离对各种事实的过度合理化而要回到对事实本身加以更仔细和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考察上面来的那一总趋势的两个方面而已。”^[12]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经历了中世纪漫长冬夜之后破土而出，经过几个世纪的迅速发展，相继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实证科学。各门科学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发现了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是秩序和法则的统一体。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隐含于其中的自然规律。凭借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人们不仅可以理解自然，而且可以改变自然，使之按照人的愿望发生变化。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人类理性力量在征服或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辉煌作用，也极大地激发了理性主义史学家们对历史过程进行科学探索的兴趣，从而给史学研究和历史哲学的产生注入了科学精神的因素。这种科学精神当然不是说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史学研究中，事实上，大多数史学家都注意到“物性”和“人性”、“自然”和“文化”以及“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的明显区别。这种科学精神主要是体现为，力图像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过程的一般规律那样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支配这一过程的“共同规律”或“一般原则”。理性主义史学家们坚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史学就不能从堆砌偶然事件的可怜地位中摆脱出来。这种信念使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研究和历史哲学的诞生具有明显的科学化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哲学”就是对应“自然哲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最初名义，而被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