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不一而足。“现代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波特莱尔使用。虽然波特莱尔的美学体验开启了现代性的审美维度，但它还没有意指出更多。须知道，作为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生存样式。质言之，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理性直接相关。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使理性、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为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而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则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不过，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康德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在他看来，所谓启蒙即是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并从某种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人即自由的人。[1]
黑格尔也关注了启蒙的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病。他认为，启蒙学者虽强调理性的能动作用，但他们只是达到了知性的层次，如此只是在思维中明确地区分了事物，隔离了事物，而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发展，没有抵达真正的理性层次。[2]可以说，黑格尔试图用这种客观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缺陷，提供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案。概言之，黑格尔把现实的社会矛盾抽象化为观念中的矛盾，进而通过观念的矛盾运动来消解矛盾，这与其说是解决矛盾，不如说是回避矛盾。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3]。作为现代性的产儿，马克思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批判。他在充分肯定这种现代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作用的同时，指出它受到资产者眼界的局限，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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