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看，台湾地区时政谈话节目虽可划入新闻评论节目，但节目的样态还是谈话的形式。从现有状况来看，台湾地区时政谈话节目呈现的是主持人、现场来宾与观众三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传媒学者Walton通过对谈话节目的分析，认为该类节目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对话”，而对话的特征也因节目参与来宾的社会角色而不同。Livingstone和Lunt根据“对话”的社会目标、加诸对话者本身的习惯性意义以及达成目标的合法手段将对话分为五种形态[21]，这在台湾地区时政谈话节目中也一一呈现。现具体阐述。
一是争吵。参与对话的人不计成本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表达强烈的情绪，并且进行毫无策略的人身攻击。台湾地区政论节目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在节目中为捍卫己见，经常出言谩骂或攻击对手，使得讨论现场擦枪走火、冲突不断，导致节目沦为情绪性争执。
二是辩论。主要特色是观众扮演类似法官的角色，而且有一套规范发言者资格、发言时间和顺序的程序。发言者的目标是在共识的程序规则下，凸显己方论点的相对优越性，以说服法官。
三是批判性讨论。主要特色是两位以上的对话者针对不同的看法展开讨论，但这些看法不必然是对立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立场可能被推翻，并且运用论证，所做的让步是具有合理性的。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中的理想沟通模式正是这种对话形态。尽管“批判讨论”是政论谈话节目的理想，但是在情绪、地位、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干扰下，却变成另一种变质的、不理性的批判对话形态。
四是询问。其目标是利用收集的事实或证据来得到结论。参与者为了发掘结论，必须以中立合作的态度提供为人熟知的事实。政论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往往扮演询问者角色。
五是协商对话。主要目标是提高自我利益，协商者所欲达到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地接近自己理想的愿望。同理，对手也保持同样的心理，而渴望不同的结果。论证过程通常是敌对的，其特点是在议价的过程中衡量成本效益，达到妥协。从表面上看，台湾地区的时政评论员在节目中激情四射，言辞锋利，给人以雄辩之感。但在对话过程中无节制的情绪化，却是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体现。这与台湾地区政坛“蓝绿对决”状态密不可分。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政论节目虽然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舆论引导的积极空间，但实质上却是一种“伪民主”的内容。而如何厘清评论员的职能，则是台湾地区评论员长期面对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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