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理论的积极意义

赖希的政治心理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精神分析学派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反对，但还是传播了开来。维也纳一家杂志社充分肯定了他的《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一书，“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知识而言，对性改革，要想做出比这里更贴切更简明的评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赖希关于通过变革社会、家庭，精神病可以治愈的观点“已被许多人所接受”。赖希死后，20世纪60年代在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人们抬出了他，把他关于社会性压抑的标志画在大学墙壁上，把他的书拿在手中挥舞，把他的话当作语录呼喊，更有甚者，把他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法国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一次给比利时学生讲课时，谈到赖希所描述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得到的回应竟是一片响亮的合唱：“不，不对。”^[90]具体说来，赖希的政治心理理论具有以下意义：

其一，具有开拓性和综合性。他是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最早结合的人物之一。在赖希之前的许多心理学家尽管已经涉足政治，但很少吸收马克思的思想。如法国思想家勒庞，尽管对群众心理有研究，但他对群众基本持贬低的态度；弗洛伊德对政治也多有关注，但其思想的保守性和专制性，使他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种天然抵触的情绪。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也多视心理学为无用，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异端。赖希则大胆地尝试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赖希甚至还吸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他的政治心理理论中，没有政治家，没有政党，也没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甚至国家的部分职能也已经消亡，有的只是具有各种职能的人民群众，他们选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社会。

赖希研究的开拓性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自于他早期在临床诊断中所接触到的案例，而赖希的研究不仅仅依赖于临床案例，他的视角更加开阔。他是较早倡导将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者，在解释“性格”时，认为性格应该是一个生物—物理的术语，即人们能够感觉到的生物能量——一种机体生命能量。他号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生命能量，该发现可以修正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看法。^[91]在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多局限于问卷调查、实验等方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基因、人体解剖等方面解读人们的政治行为。

其二，正因为赖希的思想能够博采众长，所以他对许多学派的思想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弗洛伊德发现人的无意识，尤其是人的性本能的作用是其优点，但他把文明与本能相对立则是其不足。如马克思，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其优点，但忽视心理的作用则是其不足。

赖希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般无误，但是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况之间有时是不一致的，前者往往落后于后者，当社会已经发展变迁了，人的心理却还停留在过去。因此，有时社会状况的恶化不一定导致革命的产生，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现象。社会主义政党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因此导致了他们在争取群众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毫无疑问，赖希的这种分析方向和某些结论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他不但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危机到来之时群众为什么会向右转，投向反革命，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工人领袖与群众相脱节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领袖逐渐与上层阶级同流合污，而苏联则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官僚阶级。因此，赖希倡导性革命与劳动民主，希望以此改变群众软弱无力的状态，同时让群众真正承担起管理社会的责任。

其三，赖希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以代替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崇尚科学，赖希也不例外。他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代替意识形态。他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往往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私利，甚至靠宣扬“民主”“平等”“还利于民”等口号形成个人独裁，形成森严的等级秩序，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了防止这种弊端的发生，他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劳动民主，即从各自劳动本身是否是快乐的、自然的、必需的，性本能是否得到自然的释放等来形成自己的认识，以此来判断政治的真伪。包括赖希以后发明的所谓“宇宙生命存储器”，都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控制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