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的爱情劳动和认识的优先性

在赖希的政治心理理论中，群众是他始终关注的最重要的对象。群众的无能和群众性格中存在着的固有的专制因素，让法西斯最终上了台，让斯大林的一些极权措施在苏联得以实践。是群众使独裁者的阴谋得了逞，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性格是决定性的，而独裁者只是起了促进作用。他说：

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分裂产生了国家观念，而不是相反，国家观念造成了社会分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只有追溯出这种分裂和这种国家观念的根源并找出一种共同特点，人们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共同特点就是人民群众的非理性结构。不论是那些提供国家观念的人，还是那些主张别的政治纲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种共同特点。断言这个或那个独裁者违背社会意志而从外部对社会专断，这是对独裁的评价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独裁者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国家观念达到成熟程度而已。他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利用这种观念并排除别的无关的观念。^[71]

赖希指出，群众在战争中遭受苦难最重，但“正是他们的冷漠、渴望权威等等，对战争的可能性负有最大责任”。赖希强烈反对那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权力的拥有者身上的做法，认为这是在推卸战争责任。他说：

战争的责任唯一在这些人民群众的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握有防止战争的一切必要手段。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冷漠，部分地由于他们的消极，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积极，这些人民群众使得这些战争成为可能，而他们本身又备受这些灾难之苦。强调人民群众的这种罪过，唯一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严肃地看待他们。相反，把人民群众当作牺牲品怜悯，意味着把他们当作束手无策的小孩子来对待。前者是真正的自由战士所持的态度，后者是渴望权力的政治家的态度。

因此，防止战争再次发生，避免独裁者再次上台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群众真正负起责任：“男女劳动群众，只有他们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这种结论的要义不过是要消除无能自由。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为了有能力自由并保证和平，那些无能力自由的人民群众将必须掌握社会权力。这就是矛盾及其解决办法。”^[72]在这里，赖希清醒地意识到人民群众的无能力与掌握社会权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他又明确指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出路就在于改变群众的这种无能力状态。对于如何改变，赖希提出了劳动民主。

什么是劳动民主，赖希解释说：“劳动民主是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自然过程，只要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社会，这一过程就不仅在过去、现在，而且也在将来支配经济和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劳动民主是所有由合理的人际关系支配的生活职能的总和，这些人际关系是以自然的有机的方式产生、成长并发展的”。劳动民主包括爱情、劳动和民主三方面，它们决定了社会的存在。“如果人类社会是合理地组织起来的，那么爱情、劳动和认识的优先地位就无可怀疑；有权利决定社会存在的是它们，而不是不必要的制度。”^[73]

在这里，爱情、劳动和认识三者处于社会中的优先地位，而这三者之间也是有先后次序的。其中，爱情又是居于三者之间的优先地位，是劳动的前提条件。劳动和性出自同样的生物能量，但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性生活为后者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工人在劳动中能够感到快乐：“如果一切外部条件具备的话，一个人的性生活越是满意的，他的劳动就越是有成果的和快乐的。被满足的性能量自发地转化为劳动的兴趣和活动的渴望。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性需要未被满足，而是被压抑，那么他的工作也就在各方面受到干扰。因此，劳动民主社会的劳动卫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有必要建立最好的劳动外部条件，而且有必要创造内部的生物前提，以便最充分地实现生物的活动渴望。所以保证劳动群众有完全满意的性生活，是快乐劳动最重要的前提。”^[74]而人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不必需的劳动也就无法产生民主性的认识。

劳动民主中的劳动必须是快乐需要。赖希认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把工人们固定在了机器上，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员，感觉不到丝毫的快乐或生物的满足，这种劳动是繁重的，缺乏乐趣的，带有某种强制性，同劳动者的生物快乐需要是相对立的。但就人本身而言，确确实实存在着劳动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人本身就固有的，只是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之下，劳动的快乐和渴望被扼杀了。而“劳动民主的一个最迫切任务是使劳动的条件和形式同劳动的需要和劳动的快乐和谐起来，一句话，消除快乐和劳动的对立”。寻求劳动的快乐需要是劳动之本，但并不是要人们砸烂机器，回到过去，而是寻找工业化和劳动的快乐需要的契合点，看一看“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既保持劳动的经济化和机械化，又不扼杀劳动的快乐？工人可以同完成了的劳动产品（他只是构成这产品的一部分）有一种关系，而又不排除劳动分工，这肯定是可以想象的。从劳动中获得的生活乐趣，是从劳动的奴隶重新确立为生产的主人的一个根本的、必不可少的因素”^[75]。劳动是快乐的，同时劳动又是必需的。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哪种劳动就会对生活过程有害或禁锢生活过程，那么，这种劳动就是生活必需的，相反，如果缺少了哪种劳动也不会改变社会过程和人类生活，这种劳动就不是生活必需的。我们把那种对生活过程有害的活动叫做非劳动。”^[76]

劳动是自然的，只有自然的劳动关系，才能为人民群众的生物重建创造出框架和基础。这种“所有自然的劳动关系的总和叫做劳动民主；它是自然的劳动组织形式。就其性质而言，这些劳动关系是机能的，不是机械的。它们不是任意组织的；它们自发地出自劳动过程本身”。如木匠、铁匠、自然科学家和磨镜工、画家和油漆匠、电工和脑力劳动者，他们根据各自的劳动职能的关系相互依赖，任意地改变这些自然的劳动关系。劳动民主即是从这些从事必需劳动的人中选举代表，团结起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他们就取代纯意识形态的机构而掌握了社会权力。赖希这样设想：

只要环境许可，所有生活必需的劳动领域最杰出、最敏锐而且与政治无牵连的代表，就有必要在民族的和国际的会议上团结起来，在劳动民主合作中讨论并解决他们有责任承担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实际任务。一旦这些非政治、完全实际的劳动会议开始起作用，它们的活动就将按照作为客观的合理的劳动之特点的逻辑性和一致性发展起来。用不了多久便会明白，一切未来发展的责任落在了各行各业生活必需的劳动上。一句话，它落在了这些职业的代表身上，而不是落在某种具有纯意识形态倾向的机构身上。^[77]

在这里，赖希明确指出了两点：其一，劳动民主是自然的。所谓自然的，一是指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这一或那一政党和意识形态集团是否知道自然的劳动民主的存在，自然的劳动民主总要呈现出来，总要起作用”。它不是由政党、个别政治家或某种意识形态的集团强加给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靠形式的政治措施是根本不可能‘带来’劳动民主的”。二是劳动民主的认识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并不刻意追求和表露某种政治观点：“在政治上，劳动民主既不向‘左’转，也不向‘右’转。它容纳每一个从事生活必需的劳动的人；因此，它唯一着眼于未来……劳动民主不像通常的政治情形，它不是‘反对’。它主张具体地概括和解决问题”^[78]。

其二，劳动民主的执行者是“自然的生活职能的代表，是那些在所有生活必需的职业上最优秀地工作的人”。这些人以劳动民主而不是政治倾向的方式发挥作用，如产业工人、农民、教师、医生、作家、职员、技术员、科学家、研究者等都是这样的人。由此，赖希提出以自然的必需的劳动来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说：“劳动民主并不把‘工人’概念限定在产业工人上。为了避免误解，劳动民主把每一个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社会劳动的人都叫做工人。‘工人阶级’概念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限定在产业工人身上的概念，使产业工人疏远了技术员和教育者，制造了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过程的代表之间的敌意。”按照必需劳动的民主，资本家中可分成两个集团，他们不仅是彼此对立的，而且经常彼此对抗：一个集团是仅仅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本，既不劳动也不计划，让别人为自己的利润劳动的人；另一个集团则是从事客观劳动的人，如亨利·福特、爱迪生、赖特兄弟等。^[79]

劳动民主的拥有者是劳动者，他们和政治家有着严格的区分。政治家根本不理解技术问题，他所宣扬的是抽象概念，其社会革命的态度和观念完全脱离了具体劳动的实践；而劳动者则对此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技术的发展和实际的生活。具体来说：“政治家从‘国家’和‘民族’方面来思考；劳动者‘友好地’和‘社会地’生活。政治家从‘纪律’和‘法律与秩序’方面来思考；普通劳动者体验‘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秩序’，‘管理’和‘劳动合作’。政治家从‘道德’和‘义务’方面来思考；劳动者体验或喜欢体验‘自发的正派’和‘自然的生活情感’。政治家谈论‘家庭的理想’；劳动者享受或喜欢‘丈夫、妻子和孩子的爱’。政治家谈论‘经济和国家的利益’，简单的劳动者想‘满足需要和不限量的食物供应’。政治家谈论‘个人的自由首创性’并考虑‘利润’；简单的劳动者想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自由。”简言之，政治家是靠意识形态生存的，劳动者则是靠各自的劳动职能求发展的，而政治家所谈论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情感瘟疫的藏身之所。“在社会生活中情感瘟疫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靠躲到意识形态、神秘主义、残忍或政党之中来逃避负责任的困难和日常生活与劳动的果实。”所谓情感瘟疫是指“人类动物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职能的总和”。^[80]

政治家可以靠欺骗为生：“一个政治家能够欺骗数百万人民，即他可以许诺建立自由而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没有人要求证明他的软弱无能或他的许诺的可行性。无须引导或阻碍，一个神秘主义者就可以使人民群众充满死而复生的信念，他不需要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而劳动者则不然。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意识形态、神秘礼仪和外交策略等在实际的生活领域里是不必要的，“实际的生活领域是被爱情、劳动和认识支配的。这些生活必需的职能服从它们自己产生的规律；对任何不合理的意识形态来说，它们是不易理解的。爱情、劳动和认识不是‘观念’‘文化价值’‘政治纲领’‘精神态度’或‘信念的表白’。它们是具体的现实，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存在”。^[81]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赖希认为，“自然的劳动民主是建立在劳动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之上的，那么，这种‘社会有机体的劳动’有可能导致一种实际的可行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好坏是由严格的标准来评定的，如“每一个鞋匠、细木工、车工、机修工、电工、泥瓦匠、建筑工等等，都必须符合严格的要求”。而政治家则摆脱了这样的要求，他所需要的“只是非常狡猾，有神经质的野心和权力意志，再加上残忍，以便当出现合适的社会混乱条件时夺取人类社会的最高职位”。对于政治家来说，“没有人要求证明他们的断言。他们可以许诺使上帝从天堂降到人间，把恶魔从地狱里抬出来，从他们的政府大楼里建立尘世的天堂，而且在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很清楚没有人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骗局。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护了他们的野蛮断言”。^[82]

总之，政治家和劳动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两者之间又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因为政治家要靠自己的欺骗生活，以压迫他人求生存；劳动者也对于依靠言论和欺骗而不是从事必需劳动的政治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样也就导致了两者的冲突。“政治是以‘反对’这一或那一事物为特征的。实践中的生产性的东西，不是由政治家，而是由男女劳动者完成的，不管这是否符合政治家的意识形态。多年的经济已经明确证明，从事实践劳动的男女一直是同政治家相冲突的。因此，那些为了生活职能而劳动的人是反对政治的，不管他们是否想这样做。”^[83]

冲突的出路在于用劳动者代替政治家，用自然的必需的劳动代替政治意识形态。赖希说：“需要有效的制度来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保证行动和发展的自由。这些制度的社会基础不是旧的任意的、可互相替换的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它只能是生活必需的劳动的社会职能，因为它自然地来自整个劳动领域中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范围的交融。”人们只有深刻理解了劳动民主的性质，才能够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邪恶，“人们越是深刻地钻研自然的劳动民主的性质，人们也就越多地在人类思维中发现邪恶，这种邪恶是由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84]

用劳动者代替政治家，用自然的必需的劳动代替政治意识形态，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人们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照样生活，甚至生活得更好；而离开了必需的劳动，人类则无法生存。如在过去20年中，政治意识形态宣扬“消灭阶级差别”“建立民族统一”等，但结果却是“根本没有使阶级差别的存在、人类共同体的瓦解及其对自由和正派的压制起任何变化。它们只是使事态白热化，甚至达到了灾难的程度”。再如，当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或美国有一天把所有教师或所有医生从社会过程中排除出去，那该是何种样子！”^[85]

其二，它可以团结一切民主人士，孤立一切反动人士，看清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动人士。过去的“工人阶级”概念有它的局限性，而现在，根据劳动民主原则，把一切从事必需的劳动的人都叫作工人，这不仅使技术员和教育者之间的敌意消除了，而且可以把资本家中从事客观劳动的人争取过来，从而壮大民主人士的力量，进一步孤立资产阶级中不劳而获、专靠剥削过日子的反动人士。

根据劳动民主的原则，还可以认清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某些人的反动本质。如在苏联的政党官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尽管出身于工人阶级，但已经脱离了必需的劳动，专靠压迫人民为生，这样的人和资本家中不劳而获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领导阶层。^[86]

其三，可证伪性。劳动者的劳动是实实在在的，有着严格的标准。即劳动必须符合快乐的需要，同时劳动本身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都是可触摸得到、可感觉得到的。它排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任意性、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邪恶性。对于希特勒、斯大林的宣传，人们会很快判定其真伪、善恶。

其四，可防止劳动民主的代表腐败、堕落。当时的苏联所存在的问题是当工人做官之后，即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之后，再也不为民众办事。赖希说：“当一个管理者成了一个企业的经理，承担个人责任并进而占据独立的领导地位时，三结合管理体制和企业的自治也就被废除了。确确实实，这个‘经理’依然来自工人，即来自一个企业的全体工人，但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经营者会很快成为一个监工、官僚或统治者的全部特征，他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就是苏联“统治阶级”形成的根源。而劳动民主则不然，他强调民众选举的代表一方面出身于劳动者阶层，另一方面又强调“熟练劳动和社会责任应该并进”。即他被劳动者选举出来作为代表来管理社会，但是他还必须参加必需的劳动。这样他就不会脱离劳动者而成为“统治阶级”。^[87]

在劳动民主中，既没有政治家，也没有意识形态，当然也就不会有政党的存在。政党是政治家的摇篮，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它“不按真理，而按幻想来调整自己的方向，这些幻想通常都符合群众的非理性结构，这是政党的本性。科学的真理完全和政党政治家借助于幻想来千方百计地摆脱困难的习惯相抵触”^[88]。

但在劳动民主的社会中，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中有两点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其一，在劳动民主的社会中，仍然有普选制的存在。各个职能的劳动者要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管理社会，而每一个劳动者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普选制的形式还要保留，但与资本主义社会所流行的普选制还是有本质的差别。赖希说：“我一直是拥护普选权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稳固确立起来的事实：议会民主的普选权社会制度绝不符合社会存在的这三种基本职能。它使议会投票有了维护或破坏这些基本职能的偶然性。在议会民主立法中没有任何承认爱情、劳动和认识在管理社会命运上有某种特权的规定。民主选举和基本的社会职能之间的这种分化，对社会进程的基础有灾难性的后果。”

其二，国家的存在。赖希认识到，在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中，如果没有管理机构，现代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国家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劳动民主下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劳动民主制下的国家消除了那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反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正是这些职能的存在，使国家“自身埋下了权威专政的种子”。但是国家的社会职能仍然需要保留。他说：“人们应该把国家最初的社会职能同它的压迫职能区别开来。此外，当国家机构在实现自己的自然工作职能中按整个社会的利益发挥作用时，它就是而且必定是社会的执行机关。”因此，“要求国家真正地消亡，即它的不合理职能消亡。而合理的职能是生活上必需的，它们继续存在下去”。^[89]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赖希所论的劳动和认识的关系。这里的“认识”并不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自然的认识。所谓自然的认识，是指认识是在快乐的、必需的、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它是有关技术发展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而不是什么高深或玄妙的理论。因此，我们说赖希的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有先后次序的，爱情是劳动的前提，劳动又决定着认识。在家庭中，儿童的性是自由发展的，而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性关系中人们的性满足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的人们快乐又自信。当带着这份自信走向社会时，他给予社会的是一种健康的人格。在社会中，人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每个人工作的职能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劳动都是自然的、必需的、快乐的。每个人在实际的工作中增长着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自然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因而也是可以控制和判断的。在这里没有靠意识形态欺骗的政治家，管理社会的是劳动者选出的自己的代表，对于这些代表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而这些代表本人也并不脱离实际的工作，他们并不会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影响社会，影响社会的管理者——社会的代表也会倾听群众的意见。这样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再也不会感到软弱无力，相反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也拥有了一份责任。这就是赖希所设想的劳动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