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1]

（2007年2月）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的话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认真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电视片提到的九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这些：（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了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逐步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作一些分析。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2]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由于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3]，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4]。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货币交换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交换形态，市场和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而不是由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而不是由个人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目标驱动。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第五的统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记载，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18600吨和黄金200吨）。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相反，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财政却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从1575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布破产。^[5]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6]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独裁者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1975年去世以后的事情。^[7]16—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作出了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自然和自由的制度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政府的控制、干预和垄断，则会对经济造成破坏。^[8]由斯密《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A.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叔父老A.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产业革命》一书中就已指出，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用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9]。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中国台湾）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　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所以，讲英国走向兴盛的历史，通常都要从作为法治滥觞的1215年《大宪章》讲起。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自从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加之中国就像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10]，于是有人就认为，法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只要“恪遵”祖制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法治的思想和制度。其实，先秦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和我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跟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韩非说得很清楚，法家所说的“法”是与“势”、“术”相并列的帝王手中的统治工具，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又正式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是不符合某些官员的意愿的。所以，即使在十五大以后，党政领导机关的一些正式文件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律降到了政府统治和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就以《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来说，好几位学者论述法治的讲话在变成字幕或解说词的文字时，也都变成了“法制”。只说“法制”而不说“法治”，实际上抽掉了法治的精髓，回到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人治。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

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5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有人以回归前的香港为例，认为只要在英国派出的总督治下实行法治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也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论证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法律体系是依托于它的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制度的，而英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前西班牙殖民地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法治始终无法确立，与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香港等形成鲜明对比，就是一个证明。关于这一点，在D.诺斯的著作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宪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此有深刻的认识^[11]，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物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激进的理想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实际权力后很容易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顾准大义凛然地宣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12]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民主的真正实现。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虚名，沦为少数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作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13]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崛起》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甚至连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也没有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追问，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提倡用理性去批判地观察世界，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欲望能否得以发扬，作为18世纪以降经济革命源泉的制度和技术创新是否有可能发生？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拨款的多少，领导机关组织的“攻关”活动进度的快慢，而忽视了西欧国家17世纪以后教育普及和科学迅猛进步的思想和制度的基础。技术史专家罗森堡教授说得正确：“在18世纪的西欧，由于没有科层制，西方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通过合作、竞争、集体解决冲突、分工、专业化、信息更新和信息交流，追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这一共同目标，其组织效率之高往往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科层制或非科层制的——所难以比拟的。”^[14]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与文化的必由之路。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型”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进入近代以后，中等阶层增加了以中小资本家（在旧中国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成员。但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依旧单薄，仍然受制于大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受到后者的压制和打击。^[15]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才开始形成和日益壮大。比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端倪。^[16]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使“新中等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凸显，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elite，或译“精英”）。第一，他们的人数剧增，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工薪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1900年白领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17%，到了1970年，上升为47.5%；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人数比例1900年为2∶1，到了1970年变成1∶1.3。^[17]第二，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过了“以剪息票为生”的中小资产者。第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大为提高。《大国崛起》中谈到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和20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New Deal）打击寡头和缩小贫富差别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

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型社会”则趋于稳定。

正在高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个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是一项基于正确社会分析作出的明智决策。然而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些论者把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们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两类。我认为，采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应属于大众一边的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划入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这种做法，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提供掩护的作用。近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房屋、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一些国家走向富强的途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市场经济、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会结构中的中等阶层兴起等变化。当然，这并没有穷尽各国繁荣兴盛的奥秘。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的普及、国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讲到的五个共同因素，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长短优劣。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

【注释】

[1]根据本书作者2007年2月11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2]D.诺斯和R.托马斯（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参见J.麦克米兰（2003）：《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4]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两类，也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这容易使人误以为重商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子类。现在看来，按照我在上个世纪的做法，把它们称为“原始资本主义”，也许更好一些。W.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则把它们称作“坏的资本主义”（见W.J.Baumol，R.E.Litan and C.J.Schramm 2007：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及增长和繁荣的经济学》），Yale University Press）。——吴敬琏2007年5月补注

[5]D.诺斯（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1页。

[6]Baysinger，Barry，Robert B.Ekelund Jr.and Robert D.Tollison（1981）：“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关于寻租社会的重商主义》），i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edited by James Buchanan，Robert D.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Texas：A＆M University Press.

[7]西班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重新振兴，是多重社会—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参见林达（2007）：《西班牙旅行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敬琏2007年5月补注

[8]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9]转引自D.诺斯（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7页。

[10]毛泽东（1973）：《读〈封建论〉呈郭老》，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参见李光耀（2002）：“A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r Singapore”（《新加坡的企业家文化》。此文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2年2月5日在“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的讲演。中译文见“中国民营科技网”http://www.mykj.gov.cn/new＿Detail.aspx？newsld＝2963。

[12]顾准（1973—1974）：《漫谈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哲学杂谈》，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97、453—454页。

[13]参见王元化（2003）：《公欲与私欲之间的冲突怎么调和？——研究〈社会契约论〉笔记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3年3月6日；朱学勤（1994）：《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6）：《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刘赛力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307页。

[16]见恩格斯（189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34页。

[17]道格拉斯·诺斯（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