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

论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1]

(1986年3月)

赵紫阳总理1月1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上论述当前经济形势和1986年的任务时指出;过去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宏观控制，消除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同时1985年在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有“一刀切”的情况，他强调1986年既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又要特别注意改善宏观控制，既要控制需求，又要改善供给;既要把超高速度降下来，又要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经济改革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1985年已经出台的措施，同时为1987年再迈出重要的步子作好准备。紧紧把握住这些要点，对于做好1986年的经济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一、总的经济态势决定了应当采取的方针

1985年下半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显然已见成效，缓解了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和紧张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目前只是处在由紧变松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松弛下来，造成紧张的根本原因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稳定经济的任务仍很艰巨。1985年7月以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势头开始减弱，但总的来说，投资规模仍然超过国民经济的承担能力，而且存在重新膨胀的危险。目前在建规模大，新开工的项目多，要求大量后续投资，特别是1985年10月以后，投资规模再度回升，新开项目急剧增加，形成了今后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很大压力。消费基金的控制要更加复杂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中“翘尾巴”部分很大，企业的消费基金有着许多不可测因素而可能导致再度失控，分配不尽合理、“苦乐不均”现象的存在，以及社会对收入差别的强烈反应，等等，都增加了控制消费基金的困难。因此，我们决不能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需求膨胀和货币过量投放问题掉以轻心，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继续保持对需求总量的宏观控制。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进入初战阶段、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的条件下，加强宏观控制不得不主要采取强化直接的行政控制的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却难以避免“一刀切”的缺点。而且，它的作用偏重于消极地压缩膨胀了的需求，却难以通过提高效益积极地改善供给，少投入、多产出，从而从根本上消除需求膨胀超过供给增长的深刻根源。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在继续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注意改善宏观控制，改善供给。

二、是“改善供给”，还是“扩大需求”

有的同志认为，1985年下半年我国银根收缩过量，应该迅速调整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放宽对需求的总量控制，在增加供给的前提下改善国民经济的结构。这种意见是值得研究的。

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存在着结构失调的问题。就是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社会经济效益受到损害。所以，改善经济结构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由于宏观控制的方法上存在缺点，使一些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周转不灵，这也是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应当怎样来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目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可以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做法:一种是在继续严格控制需求总量的同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调整结构，抑制“长线”，拉长“短线”，改善资源的地区配置，提高规模效益，等等。另一种是在放松对需求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调整结构，即一方面增加购买力去吸收控制中出现的库存增量，一方面增加卡脖子环节的投入和供给，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上升到新的高度。我们认为，要作出正确的选择，首先应该分析一下我国国民经济是否已经或者将会出现如有些同志所说的“衰退”。从工业生产看，1985年7月以后增长速度逐月下降，11月降到8.8%，12月回升到10.2%，1986年1月再次降为5.6%。需要指出的是，1984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很高，在此基础上1985年第四季度平均每月增长10%以上，日产水平仍然是不低的。而且，这里所说的“降低”，是指增长速度，而不是生产的绝对水平。因此，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情况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中生产零增长或负增长现象，以及我国1958—1959年和1967—1968年两次出现过的产值绝对下降现象混为一谈，从而得出应当改变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转而采取“反衰退措施”的结论。

当然，从1985年9月以来，我国工业的增长平均每月减速超过2.5个百分点，这样减速是否过猛，是一个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即使我们确认减速过猛，也还要具体分析造成这种失常的原因，而不宜简单地将它归因于需求不足。应当看到，我国经济至今还是资源约束型的，有效制约因素是资源“短线”，如电力、动力、原材料不足，而不像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需求“短线”，即购买力不足。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同志存在着尽量把发展速度搞得高一点的思想。因此，普遍“过冷”决不是主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年度计划还是在中期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一旦真正出现需求不足的苗头，采用适当增加货币供应或其他办法使速度保持在适当水平上，是容易做到的。

解决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要困难得多。由于“短线”完全绷紧造成的部分生产力闲置，既不能靠多发钞票、增加需求来解决，在外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不能靠大量增加资源进口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在增产短缺资源的同时，靠改善现有资源的利用状况来补救，这就要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过去30余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在“过热”的情况下，结构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被绷得紧紧的，此时要解决结构矛盾就有相当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要改善经济结构，就要贯彻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具体来说，就是从重速度、轻效益的“赶超战略”，转向在重视效益的前提下速度比较实在、使人民能得到更多实惠的战略;从片面发展重工业和直接生产能力的不平衡战略，转向有重点的协调发展战略，从依靠增加投入、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战略，转向依靠投入产出率提高、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战略;从过去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向利用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内产业出口创汇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有效益的增长的战略。以上这一切，只有在控制增长速度和经济环境相对宽裕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过大的基建规模使投资效益大大下降;过高的增长速度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益和营运效益，对规模经济、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过分强调近期建设速度，也使科技和教育事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赞成这样的提法:要把紧缩变成一种资源，紧缩出效益来。从这个角度看，1986年年初以某些大城市工业生产负增长所反映的地区结构恶化趋势，倒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有的同志把当前需求膨胀尚未完全控制住、供给增加不多的情况和西方国家前一时期出现过的“滞胀”现象相比拟，认为应当用增加购买力的办法来加以防止。其实，即使国民经济真的出现了“滞胀”，采取人为地扩大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也决不是扶正祛邪的验方，而只是饮鸩止渴的下策。一些西方国家的战后经济发展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滞胀”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一段时间里采取的错误的“反衰退”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是，用通货膨胀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它虽然维持了一时的繁荣，却因为抑制了效益的提高，不得不乞灵于剂量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兴奋剂”，从而使经济越来越深地陷入“滞胀”之中而不能自拔。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以增进效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提高速度为中心，我们也就不能是一般地“增加供给”，即不问效益地提高增长速度，而是“改善供给”，即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供给得到改善。

三、是“放松总量控制”，还是“改善宏观控制”

有的同志认为，当前某些企业流动资金短缺，表明货币供应总量不足，要求全面放松银根。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从全社会看，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偏紧，而是偏松。1985年现金净投放虽然控制在计划规定的指标范围内，但其中包含着外汇占款减少、农产品超储占款减少等非经常性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货币供应总量的信贷总规模已大大突破了原定的增长限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遍放松银根，就会加剧社会总供给同社会总需求不相协调的态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某些企业流动资金出现短缺，有以下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留下了配套流动资金的“硬缺口”;(2)信贷管理上的漏洞，使某些社会效益不好甚至没有正当业务的“皮包公司”挤占了应当补充流动资金的企业的贷款份额。所以，应在保持对投资和信贷总额的严格控制的前提下，有区别地增加对一些经济效益好又确有需要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自行收缩的内在机制。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曾出现过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是采取急刹车的办法解决的，结果是经济大起大落，损失很大。这一次采取“慢刹车”的方针，震动烈度较小，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大起小落，不是一次解决问题，而是逐步缓解，因而需要假以时日。总起来看，每次经济“过热”，都是通过行政办法的外力作用来解决的，而行政决策又是在资源约束的强制下作出的。30多年来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旧体制内在的追求产值速度、投资饥渴、数量扩张的倾向，要将经济速度在短期内搞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即使在“短线”部门已经完全绷紧，全靠过量进口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勉强支撑的条件下，也是一件并不需要大力动员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相反，要把过高的速度压下来，要使“过热”的经济适当降温，势必要触动各个局部利益，因而常常是处理上颇为棘手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形成的部门和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格局下，条条块块的各种利益同经济增长速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热风”，互相攀比高速增长，相反地，却不大容易出现全面冷却，因而导致生产萎缩的情形。

总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对策应是改善宏观管理，而不是放松宏观管理。我们知道，扩张冲动、投资饥渴等，都是内在于旧体制之中的弊病。建国30多年来，我们已经吃够了这种体制造成的“膨胀—紧缩”循环的苦头。所以，回到旧体制去决不是出路。1985年上半年在需求失控的情况下，恢复某些行政直接控制的办法，的确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的活力，因而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善供给和彻底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看来，要改善供给，重要的一条是在加强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控制的方法，逐步由以直接的行政控制为主转到以间接的参数控制为主。而这一切，则是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的。

1986年在经济仍然偏紧的条件下，改革要迈出大步，自然是不可行的。但是，1986年的改革也不能完全在原地“踏步”。在过去几年的改革中，对于改革的配套要求注意得不够，使微观经济的放开放活和宏观经济的管住管好都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及时对这种缺点加以补救，使新的经济机制成龙配套，尽快地发挥效益。为此，首先要对1985年已出台的价格、工资等改革进行巩固、消化的工作。此外，在改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方面，要清理在建项目，调整投资结构，还要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在金融体制方面，要围绕增加储蓄、改进服务、合理使用信贷资金等问题进行改革。在增加企业活力方面，要调减大中型企业的调节税，提高它们的折旧率，使这些骨干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活力，同时，要大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四、力争1987年迈出重要的步子

1986年在改革方面具有长远意义的工作，还在于理论研讨、方案设计、干部培训、组织建设等方面作好进一步改革的准备，保证1987年较大的措施能够顺利出台。

1987年应当有哪些配套改革的措施出台，要根据对现行体制的状况的分析、进一步改革的需要以及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进行周密的设计。例如，我们可否设想，在经济体制的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配套地出台这样一些改革:

第一，进一步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保证企业自主经营活动经常处于宏观约束之下，以及使宏观调节措施能够通过市场对企业发生作用的根本条件。首先，应当尽可能理顺经济参数(包括商品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改变这些参数严重扭曲的状况，同时也使造成目前分配不合理、苦乐不均的重要原因得到消除。目前，生产资料价格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区别不同产品，采取价税联动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改革。不过，仅仅调整或放开价格，并不足以使价格信号成为引导企业改善经营的有力杠杆。为了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精心组织健全的市场体系，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二，增加企业的活力，提高它们的财务预算约束的硬度，对于创造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和改善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有决定性的意义。除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增强它们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地位外，对于小型企业，在创造多种自主经营形式方面，也有许多文章可做。

第三，从宏观调节体系看:(1)可以考虑在陆续开征土地使用税、资金占用税等新税种和调整旧税种的税则、税率的基础上，实现由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向按税种划分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重新核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的财政体制过渡，打破行政性分权的格局;(2)在金融体制方面，可以考虑在增强基层银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地位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利率在调节资金供求中的作用，同时强化中央银行的管理和调节职能。

如果我们能在巩固1985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在1987—1988年顺利地迈出新的重要的步子，我们的新经济体制就能大大地改善，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生气与活力也会更明显地焕发出来，这将使我们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然而我们在期待这一胜利到来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步子越大，它对经济环境的要求也越高。我们是否能够在1987年顺利地迈出重要的步子，要以我们在1986年能否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使经济环境继续向宽松的方向变化，为迈出这一步而积蓄足够的力量为转移。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为实现这一艰巨任务而奋斗。

【注释】

[1]文本由本书作者与胡季、李剑阁合写。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