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乡村精英的群体属性

一、海宁乡村精英的双重身份及其面临的困境

政治的导向性与革命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海宁乡村精英在建构村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规范的时候，出现了两难境地：作为乡村精英，一方面他们生长、生活在乡村，因此他们无法脱离乡村固有的情境和延续的传统而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又因知识、职业和声望与国家、与时局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还必须保证自己的权威要在国家和时局的既有框架下运行。这双重身份也就决定了这一群体要面对来自知识体系内部的分裂。

首先，乡村固有的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尽管经历了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已有所弱化，但其作为一种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文化延续，终究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殆尽的。而且，中国乡村所经历的革命，虽然是要推翻一切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旧势力与旧体制，但它并不是否定一切，尤其是许多村落内生的民间传统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延续被继承下来的。因此，不管是在社会的运动时期，还是在集体化时期，甚至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村庄的总体趋向固然为政治形势所左右，但村庄中一直没有缺少过来自于乡村的民间力量，他们在为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空间而努力，虽然有时候这种自我的空间较为狭小或隐匿，但它一直没有消失过。

其次，乡村精英作为连接国家意志与乡村社会的纽带，更大的意义是吸收和传递国家和社会大环境的信息，并将之内化，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给村庄。在这个层面上，乡村精英，尤其是乡村教师，是代表国家的，一方面，其必须在国家的既有框架内行动，并传递着国家的意志；另一方面，乡村精英的知识来源于国家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乡村精英的影响比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乡村精英比一般民众要更倾向于国家。而且，海宁乡村精英中的绝大多数是以教师为职业的，教师和学校是连接国家意志与乡村社会的两个重要的媒介，对国家主流话语的自觉性意识是乡村精英们得以立身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们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须是在国家主流话语范围之内的知识。

乡村精英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知识体系具有双重性：一是来自于国家的意志；一是来自于乡村民间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两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志主体：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乡村民众的。同时，它们又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运作空间：前者是国家政权的运作逻辑和运作空间；而后者是村庄自有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这两者之间多重的不同决定了乡村精英在村庄中处世为人奉行了灵活的双重标准和原则：对上要按照国家权力运作的逻辑和国家的意志来行事，而对下在村庄中他们则尽可能以村庄的风俗、习惯等村民公认的传统规则来行事。他们通常用的方法是将二者进行灵活变通：当向上的路线按照正常的上行路线逻辑走不通时，他们会将乡村熟人社会所适用的“人情”关系运作逻辑运用到上行路线中。

而乡村精英对下的变通则主要是他们运用知识和正式职业、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威在村庄中建构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为其在村庄中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声望创造条件。这在农村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村庄被束缚的生产力释放后呈现出蓬勃生机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另外，对下的变通策略还表现在一部分有正式非农职业地位的精英为了让自己在村庄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运用其向上的关系网络为遇到困难的村民办实事。这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乡村面临一系列困境的时候表现较为明显。

总之，尽管乡村精英因其双重身份带来在面对某些具体事件时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但其双重身份也赋予了他们在两种权力运作的空间里能够灵活变通的便利条件。同时，他们以知识的传播和信息的传递将国家与乡村连接起来，并以村民所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着国家的主流话语与乡村固有的话语情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着二者之间的融通。

二、乡村精英的个人素质分析

乡村精英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群体的素质不可能一概而论。但作为一个有着共性——公共性的群体，其作为整体的素质是可以分析的。根据本书的研究主题，这里将着重分析乡村精英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公共性素质和个人技术、能力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整体而言，由于受村庄所处的区域及其所嵌入的区域文化特征影响，与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相比，海宁乡村精英素质相对较高，但由于是乡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其中，村干部一般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乡村教师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在解放前主要以私塾教育为主，而在此后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和农业技术员则主要以师范学校、中职、中专和高中毕业生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教师队伍尽管构成复杂，但其基本文化程度也是以中等教育为主，其中转正的民办教师、正规的师范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有所增加，较低层次的民办教师队伍人数有所减少。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公共观念与公共行为的发展。尤其是当不同时期村庄的乡村精英的内部构成发生复杂性变化的时候，这种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所带来的制约性更加明显，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乡村精英在村庄中的整体权威，于是他们不得不借助正式组织所赋予的权力以执行任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自治职能的实现。

就乡村精英的个人能力来讲，在村庄中，乡村精英不仅有专业技能，如教师的教书育人，医生的治病救人，婚丧礼仪的司仪、管事、文书等，而且乡村精英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公共事务等方面也具有较一般村民强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其高于一般民众的知识，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公共性的职业所带给他们的社会资本。同时，在村庄的生产实践中，乡村精英也具有较一般村民更宽阔的视野和较强的生产适应能力。这在前文关于村庄个体户与乡村精英关系的相关论述中有所体现。乡村精英较强的职业技能、相对宽阔的视野、相对灵通的信息渠道和相对广泛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使其在村庄中的生产实践能力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高于一般村民，从而使得这一群体不仅获得较一般村民高的家庭收入，而且在参与村庄的日常公共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权威。这种认同和权威又会进一步强化乡村精英的公共性地位。

乡村精英的知识体系、行为价值取向与实践能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乡村精英所拥有的知识体系是基础，是获得较强的生产实践能力和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先决条件。其次，乡村精英的公共价值取向和公共行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乡村精英在村庄中的公共形象，使其作为知识精英的群体特征更加突出。再次，乡村精英通过其公共行为树立公共形象也增加了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为其获得更多的机会创造条件。最后，乡村精英的生产实践能力的增强使其可能获得较一般村民更高的家庭收入，使其家庭生活状况较一般村民好，也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精英在村庄中的形象和地位。

三、拥有公职的乡村精英的职业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分析

在乡村精英中，有一部分从事非农职业的乡村精英，如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以及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等。这些乡村精英除了拥有非农职业而发挥着职业范围内的功能以外，还因为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而发挥着职业之外的社会功能。所谓职业功能主要是指拥有非农职业的乡村精英运用其非农职业的知识、技能和职位为村民提供教育、医疗和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服务。而社会功能则是指乡村精英利用其在面向民众的非农职业和公共领域获得的威信参与调解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和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参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婚丧礼仪），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如村集体议事、村庄文艺演出等）。在村庄经历的不同时期，这一乡村精英的职业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着动态转化。

在“土改”以前和非政治运动时期，乡村精英除了发挥职业功能以外，其在村庄中的地位和权威更主要地表现为他们的社会功能——参与村民日常生活和村庄的公共事务。而在政治运动时期，乡村精英大多退出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协调与整合功能领域，只在职业范围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在集体化时期，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精英的职业功能和社会功能有着复杂的变换。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乡村精英迎来了其历史生命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村庄的知识精英不仅规模壮大，而且，村庄的自主性空间和村民的自由度得到较大扩展，知识精英在村庄中的社会功能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村庄中主要表现为乡村精英参与村民公共事务的活动越来越多，其在村庄中的权威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取代村委会的正式权威在村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的社会功能发生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与村庄社会时空的转变所带来的村庄诸方面的变迁有相当大的联系，如国家政策的作用所推动的海宁乡村两个学校的建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村庄自由度的增加和国家外力导入的现代化背景下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等，都对乡村精英的社会功能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乡村精英自身素质的提高、自觉意识的增强和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与被村民认同程度的变化也对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整体而言，影响乡村精英的社会性公共功能（现实中表现为公共行为）的因素除了上述以外，还包括村庄的文化传统（如习俗）、乡村精英的群体属性所延续与积累的“惯习”和获得认同的动机以及区域文化的惯性思维等方面。在这里，乡村精英的群体属性延续与积累的“惯习”是关键性的。乡村精英的“惯习”在村庄经历的社会变迁中被乡村精英以不同的社会情境进行建构，并动态地发生着历史的变化。这种“惯习”首先体现为延续——一般知识分子都具有的批判、解释和建构现实社会的群体特性，同时，这种“惯习”也体现为一种断裂，这种断裂是乡村精英在新的社会情境下一种新的建构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