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的记忆——乡村精英的青少年期
这一时期是乡村精英个人成长的最初阶段，即少年求学与初入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生活主题是读书和初入社会体验生活，访谈的主要内容是童年的记忆。对于不同代的乡村精英来说，由于出生的年代不同，面对的社会背景、童年生活留给记忆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别（见表7-3）。但是，如果把回忆的镜头稍微推远一点，就会发现，在这些细微差别的背后，还是有一个更大的基本一致的社会背景嵌入几代人的童年生活中的。
（一）记忆的主题与时代背景
对于第一、第二代乡村精英来说，儿时的记忆大概是1940年代、195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经历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是外来侵略、革命、运动对乡村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动乱的社会背景带给他们儿时的记忆。在被访的193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乡村精英个人的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打仗”“日本兵”“抢粮食”“社会乱”“生活苦”是提到最多的关键词。而第二代乡村精英在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时谈到最多的是“生活困难”“没东西吃”“上初中时被迫辍学”等。两代被访者讲述的那时候记忆深刻的人和事都与上述话题有关。其次就是稍后国内动乱及政治运动带来的影响。作为少年时期生活的背景，被访者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时候艰苦的生活条件。同样谈到小时候生活艰苦的还有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的几代人。实际上，被访者中除了年轻的大学生村干部、乡村教师、医生等80后知识群体外，绝大多数被访者在回忆童年时光时谈到最多的是“小时候生活艰苦”，但在谈到青少年时代具体的生活情形时，不同代的人有不同的描述，讲的故事也反映着不同背景的生活主题，见表7-3。
表7-3 不同代被访者谈到青少年时代生活状况及故事主题比较
（二）特定社会背景下乡村精英个人人生观、个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内外诸多不稳定因素的侵扰和冲击下，乡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艰苦而不稳定，人民对生活的第一需求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有吃的，有穿的，不挨饿，不受冻。至于说安全需求，虽然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但是这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他们只有在被动地接受大环境的前提下努力寻找起码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精英个人的生活状况怎样？个人面对严峻的形势又将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呢？下面以第一代乡村精英为例进行分析，因为第一代在人生的第一时期面对的社会状况相对于后面几代更具有代表性。
（1）接受教育仍然是第一要务，但是能够安稳求学可能是一种奢望。
第一代乡村精英在1930年代出生，他们一般最初是接受私塾教育，然后是学校教育。一般读书时间比较晚，大概10多岁读书，即在1940年代读书。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影响，大多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在被访的11位第一代精英群体里读到小学四年级以下的有6位，另有2位仅仅读了私塾，只有2位读到了初中以上。其他代读书情况如下：
①1940年代（主要是1943、1944、1946、1947）出生的第二代，读书也比较晚，大概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读书。多数被访者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农校、初中毕业的占多数，高中毕业的有3个。这一代人读初中大概在1957—1962年，刚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前后，受生活困难影响，有的被迫中断学业，然后又继续复读。当时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这一代乡村精英由于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在当时的乡村算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群体，这为他们后来在乡村担任一定的与专业技能相关的岗位奠定了基础，如会计、农技员、乡村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司法代理人等，也为其后来在村庄中担任公职奠定了基础。
②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1960年代读书，但是很多人受“文革”影响，读书读到小学基本上就不读了，加上当时参加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大家都不愿意去读书，个人也就不想读了”，一个被访者如是说。
③1960年代出生的稍晚一点的一代，大概的读书时间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一代人读书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稍微有所好转，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农业收入有所提高，这时各地的基础教育已经开始稳定，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教育对于个人命运的意义。因此，这一时期读到高中毕业的多了起来，这一批人后来出去的也很多。
在这几代人的年少读书时期里，接受的文化教育主要是传统文化教育，学习的知识主要是人伦知识和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那个时期，我国已经开始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教育，但是，相比较而言，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知识仍然是教育的主导思想。由于当时接受的主要是基础教育，除了打下识字、写字、计算等基本的应用能力的文化基础之外，主要还是对人的教化教育，教他们如何立志、如何有好的品格、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这为他们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2）生活条件所迫，外出谋生成为接触社会的第一经历。
出生并成长于特殊时期的一代人，在他们对童年的记忆里，留有最多的还是那个时期的谋生经历。因为当时生活条件艰难，加上过早地离开学校开始和父母一起营生，第一、二代乡村精英在较小的时候就离开村庄，到附近的城镇或较远的外地谋生，主要是学做生意、边学手艺边打工或干体力活等。在被访的第一、二代精英个人访谈录里，关于那个时期外出谋生的案例有十多例。访谈记录显示：被访的案例中，6人10岁左右出去学做生意，2人去上海，4人在海宁某镇上，另有5人到嘉兴、杭州、江苏等地以学手艺、做体力活等谋生的。下面是出生于1934年的GHC老人在海宁某镇学做化妆品生意经历的个案访谈记录：
小学读到四年级以后就到袁花镇作为学徒工学做生意，主要卖化妆品、纸张、日常用品等百货。当时只管饭吃（自己烧），不发工资，两个月发一次“月规钱”，数额相当于当时能剃5次头的钱。月规钱只能用来买必用品，不能乱用。由于自己比较聪明有出息，当时除了学做生意，还帮老板写字卖钱，想法收集、了解物品价格，很快得到老板赏识，于是学徒工作了1年便拿到工资了。第二年的工资是每个月3斗米，第三年每个月5斗米。这样一直干到1949年解放，店关门了，于是便回家做了农民。[1]
根据曹锦清等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相关描述，1930年代、1940年代，陈家场男孩13～15岁外出学做生意，把关系网建立在集镇一头。
截至1951年，陈家场托关系、托人情在上海、嘉兴、C镇、×镇、杭州等城镇各行业工作的村民达72人，几占全村人口的1/3。（曹锦清等，2001：519）
这是一张铺向城镇的关系网。外出谋生的经历如学做生意使他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社会，慢慢地学会与人打交道，积累一定的人际关系，为其后来在村中获得公共权力、地位和权威认可奠定基础。
在生活困难时期外出谋生，这在皖北乡村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不同的是，在皖北乡村困难时期外出谋生的手段不同，皖北乡村外出谋生的人主要是靠乞讨，也有吹、拉、弹、唱卖艺为生的，但在当地这也叫乞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后一种更容易被人接受。用当地的话说，这都叫“逃荒要饭”，既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又似一种权宜之计，很少考虑学手艺，积累经验，等等。而浙江海宁不同，虽然这里的外出谋生者的初衷也是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但是，从实际的过程和效果上看，他们以学做生意、学手艺和体力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不仅学会了技术，积累了经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型：在一个领域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环境的人情世故，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如何与人沟通，如何积累工作中的技巧与经验，这些都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发展铺垫了基础。
（3）特殊的人生经历积累了一定的精英潜质。
如前所述，乡村精英早期的人生经历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在职业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基础，同时，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培养了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精英潜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特殊的人生经历培养了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于经历过特别困难时期生活的历练，他们学会了在人生遇到挫折或工作遇到困境时，善于用心思考，寻找一切可能的出路。第二，特殊的人生经历培养了他们良好的做事态度。从访谈录能够看出，多数被访者在讲述早期初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时都谈到了如下工作态度：由于在特殊困难时期得到一份工作非常不容易，他们都非常珍惜，而且由于初入社会，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因此，他们对所从事的职业认真、细心，用心学习，善于思考，工作善用方法和技巧，做到能干巧干而不是蛮干。第三，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由于身处特殊时期，他们在平时生活中学会了敏锐地观察，准确地判断，从而做出比较理想的选择，在人生选择中体现出他们的聪明才智。第四，在初入社会的人生经历中积累了最初的人际资本，他们在最初的谋生阶段，不管是学做生意，还是学手艺，干体力活，都要学会与人打交道，学会与人沟通，同时还不忘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人生重要转折与青壮年创业时期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人生转折往往是一个人记忆最深刻的，它一般会和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联系在一起。转折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转折的内容既有社会环境方面的，也有个人境遇上的，既有涉及职业、身份、权力和声望等社会地位方面的，也有涉及个人行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个人生活层面的。一个人的人生转折极有可能是因有机遇而促成，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某一个特定场合的特殊表现而成为现实。对于乡村精英来说，人生转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往往是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村民转为乡村精英的开始。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乡村精英转折的背景、表现、原因、介质与特点等内容。
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主要发生在他们的青年期，由于每个人人生经历不同，人生重要转折期或早或迟，但从对被访者的统计资料来看，大概时间是18～28岁。同时，由于几代乡村精英青年期的时间隔了10～30年，因此，每一代精英青年期的社会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从稍微粗略的历史时期来看，大概的时间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70年前，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到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期，见表7-4。
表7-4 不同代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影响因素、介质及共同特点
续表
（一）乡村精英青年期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转折
如表7-4所示，乡村精英的人生转折主要包括个人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变，个人职业、身份、地位的改变，个人人生前途的改变以及在村中地位、名声的改变等，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1）极端条件下生活状况的改变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困难时期受到别人的帮助很受感动，感恩的心和榜样作用改变了人生态度，善待他人的为人处世的原则获得良好的声誉。在被访者中，谈到困难时期帮助自己的人和事并认为其对自己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有9例，谈到的困难时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例、1951—1953年的1例、1959—1961年的有6例。在困难时期给予的帮助并非仅仅是物质上的救济，更重要的是，特殊时期的关爱给予了精神上的强大支持。因此，一个被访者谈了如下的心理感受：“当人处于极端困境时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帮助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更不用说对自己后来人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人和事！”“记忆最深刻的人与事是困难时期与自己职业有关的最触动内心的一件事。”
（2）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因适逢政策机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村民经培训成为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干部等，从而也改变了其在村中的地位、声望和权威。在传统乡村社会，村民的主要职业与农业有关，如种地、养蚕、饲养家禽、家畜、开个体商店等副业都与农业有关，因此，农业劳动是农民的基本职业，也是天生的职业。如果在那个时期的乡村有的人实现了非农职业的转型，那算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了。在当时社会流动仍然有许多制度限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职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机会是有限的。但是，在乡村发展的历史上，总有一些幸运儿因为政策机遇实现了非农职业的转移，如乡村教师、乡村医生、部分乡村干部等。
关于农村选拔乡村教师的社会背景，根据曹锦清等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解放以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乡村教育的发展急需大量教师，而国家不可能派遣足够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在这种情况下从乡村中选拔民办教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Y乡从1969年起在Z和C两所完全小学试办初中班，称为“戴帽子小学”，即给小学戴上一顶中学的帽子。以后几年中学迅速发展，到1976—1977学年全乡竟达到20个中学班（其中初中14班，高中6班），全乡教职工多达131人。乡村教育的盲目发展所需的师资基本上都来自当地农村，他们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当地青年、复员军人或者下乡知识青年，未经任何培训或只经过几个星期的培训就走上讲台，担任民办教师。他们的户口均在生产队里，拿生产队的粮食，公社每月发给27～32元工资（小学民办教师每月27元，中学民办教师每月32元）。（曹锦清等，2001：313）
这些被选拔进入教师队伍的民办教师虽然经过了相关的专业培训，而且有长期一线的教学经验，但由于没有编制，属于非正式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还经过了后来的“转正”考试才获得正式教师的身份，也有些人由于没有通过“转正”考试而被辞退。不管怎样，经过了“转正”考试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是一个人的荣耀，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下面几例均是因为政策机遇获得了转为教师的机会的。
五组FJL原来是当农民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抽调为教师，一直在镇中学教书。现在已转为公办教师。他不但每天早出晚归去盐官上班，而且每个星期日都要帮助妻子做农业生产，由于他原是农民出身，各项农活都会干，所以其他人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SCF原是上海知青下放，当时根据他的文化就请他在小学教书，他也教了好几年书，后来知青的户口可以农转非，他就转回公社集体户，被安排在三里港农机厂工作，不久调盐官食品厂工作，从此不当老师。
ZCX原来也是农民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过妇女干部，当过协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教师紧缺，她自己要求，加上她的刻苦钻研，终于当上了教师。虽然她以教一年级为主，但讲课讲得很好，上级单位曾派员参加听课，我在村里管教学的时候，曾接待过上级及兄弟学校派来听课的人，和他们一起听她讲课。所以她在后期是一直担任村小学校长的，现在她已转为公办教师，转为非农户口。[2]
同样地，由于时局发展需要，从乡村选拔医生和部分村委干部也使一部分人获得了人生转折的机会。关于当时从乡村选拔乡村医生的政策背景在曹锦清等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有介绍：Y地区合作医疗的医生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公社医疗诊所的医生（这部分医生当初下放到大队作为合作医疗医生，一般两三年后回到公社医院，为公社集体医院的医生），二是曾参加过半农半医短训班的农村卫生人员，三是从农村中选拔并经过短期培训的青年农民。后两部分人称“赤脚医生”，他们调到大队医务室为农民治病，粮户关系仍在生产队里，拿生产队的工分，大队每月发给数元补贴。每个大队通常配备2名赤脚医生（其中1名女医生）。1969年该县共有赤脚医生636名，平均每千农业人口1.4名，后来增加80人左右，平均每千农业人口1.6名。自从1969年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以后，县卫生部门曾多次组织业务培训，以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业务水平。（曹锦清等，2001：314-315）
本研究中，如下一位被访者所述的经历即为一例：
……当时杭州派来一个医疗卫生工作组（大部分是主任医师），自己被选中学医，1966年成为正式的乡村医生。[3]
关于乡村干部先选拔经培训再任用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其中主要是有专业技能要求的岗位如会计、妇女主任以及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是从年轻有为的初、高中毕业生或复转军人中选拔进行培训，然后任用。
（3）特殊情境下的特殊表现被重用：在集体化和一系列运动中一些人的积极表现被上级赏识和重用，后来成为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人的政治觉悟、政治表现是被看重的人才选拔标准，如集体化时期选拔干部的标准叫“又红又专”，既强调政治觉悟、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又要有专业技能。显然，政治觉悟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在集体化时期以及特殊的政治运动时期，那些在集体活动和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的人便获得了被上级赏识和重用的机会，从而实现了个人的人生转折。下面即为一位年轻有为被选拔的乡村干部。
我村八组有一位女子，现任乡镇级干部。目前可能快到40岁了。她的名字叫LYF，大约在十多年以前，应聘到盐官镇妇联工作，不久转到政府工作，被选举为党委委员、副镇长，几年前调任庆云镇副镇长，去年调硖石工作。
LYF大约高中毕业，在村办小学和幼儿园任教，属代课教师，活泼、好学。这种人上进心强，思想转变快，能够接受新生事物，所以进步也快，从一个普通百姓，当上了国家干部、乡镇干部。而且她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一定的活动能力，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讲解能力。这当然首先要有文化知识，加上有人推荐，有自己的主观能动的发挥。这种人正因为有了正确的轨道，就走上正路，如果受到歪门邪道的引诱也会走下坡路。一个年轻人受社会和领导部门拉一把和推一把大不一样。正确的领导，拉她一把她就走上了正确方向，而且走上了领导岗位，积极发挥她的才干。[4]
（4）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获得人生际遇改变的机会：参加某游击队组织获得参军的机会，转业后当上乡干部。下面一位被访者的个人经历即为一例。
参加一个先进组织（游击队）——志愿参军，因故当年未能如愿——到上海工厂当童工——回家被村长介绍去当通讯员——文书——副镇长——乡长——服兵役——人民公社代理文书——参加文艺活动——到党校学习——武装部长——乡长（1961年）——随妻回家劳动，当大队干部，副书记——调回公社办厂，乡办副主任。[5]
在访谈录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其他被访者谈到，只是发生的社会背景、参加组织的类型和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人生转折的性质相似，都是偶然的机遇为改变命运创造了条件，而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积极表现被吸收进组织，从而获得了改变人生际遇的条件，尔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成了乡镇干部或村委会干部。
（5）家庭的变故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使其外出谋生获得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后回村办企业。这是一种逆向转折产生正向效果的情况。家庭变故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转折，只不过是一种逆向转折。然而，这种逆向转折却如一剂针灸疏通了脉络，激活了人生的正能量，同样实现了人生的正向转折，为人生找到了正确的努力方向。下面为访谈中认识的一人的此类经历：
本人出生于1937年3月，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年代，刚出生不久，大人就抱着我这个婴儿逃难。我九岁那年就丧父，母子相依为命，1949年刚读小学五年级的我，因经常帮助做农活而缺课。解放初，怕落后于同班同学仍不去上学，从此就长期务农。农业合作化时期，积极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先后担任互助组、生产队干部，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1958年加入共青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60年开始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大队管理委员，1966年“四清工作”也就是社教工作队进村改选支部时被选为支部委员，“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大队治保干部，1982年以后又连任五届支部委员。1980年开始同时担任大队和村委会计，并兼任村工办会计，于1996年离退回家。从1960年代初开始到1980年这二十年间，同时兼任生产队干部，历任操作组长、副队长、物资保管员、经济保管员、统计员、记账员、会计员、蚕桑队长等职。[6]
（二）人生转折的原因与介质
（1）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原因
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如机遇、贵人相助、人际关系网络等，也有内在的，如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超于一般人的沟通协调能力等。既有偶然的因素，如政策机遇，也有必然性基础，如一个人的才能、政治觉悟和积极表现等。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①个人的文化素质、专业技术与能力为人生转折奠定了基础，也为机遇来临时做好了准备，因此，个人素质、能力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是一个人转折和发展的基础。②个人特殊的外出谋生经历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和培养了精英潜质，这些为人生转折储备好了正能量。③贵人相助：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候或遇到“雪中送炭的人”，或遇到“扶马送一程的人”，或遇到“关键时候推或拉一把的人”，总而言之，外力相助是一个人人生转折的重要因素。④在特殊社会背景下，一个人在一个特定事件中的积极表现为其人生改变创造了条件。⑤机遇为有准备的人提供人生发展的可能性，它包括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政策机遇和个人在某特定情况下的偶然机遇。机遇来临时，一旦有了优于他人的素质基础，加上积极主动表现，即可抓住机遇，实现个人的人生转折。
（2）乡村精英实现人生转折的介质
人生转折的介质即推动自己境遇改变的中间媒介、平台或力量。主要有推动人生转折的特定的人、特定的事、某个机遇、特殊情境下的个人行为表现、人际关系网的作用等，简称人、事、机遇、行为和关系等。人生转折过程中，特定的人与事是根本的介质，它们总和特定时代下的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涵盖了机遇、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等，但是，在某个人的特定转折情境中，某一个介质（或是机遇，或是行为，或是社会关系等）发挥的作用突出，我们即把它作为某人某次转折的特定介质。例如，同样是“特殊情境下的个人人生转折”，一个是“特定社会背景下被选为一名乡村教师”，另一个是“在某次运动中由于个人的积极表现成为一名村干部”。前一个转折主要是因为适逢一个“要普及乡村义务教育和发展乡村基础教育”的政策机遇，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有机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因此，“政策机遇”即是主要介质；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特殊情境下的个人积极表现，因此，“积极表现”作为“行为”之一即为介质。
（三）人生转折的共同特点
由表7-4可以看出，虽然每一代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背景、原因、介质都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剥离这些具体的人生转折情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许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人生转折的规律和这一群体共同的属性。
（1）个人的基本素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道德品质）、超群的能力（敏锐的观察、思考、判断能力）和特殊的人生经历积淀的个人优势素质是一个人能够抓住机遇实现人生转折的基础。
（2）年轻时外出谋生的经历开阔了乡村精英的眼界，见多识广的视野和思维广度以及积累的经验为其日后向精英转型奠定了基础。
（3）政策机遇总是为那些有一定文化程度且平时表现积极的人而准备的。
（4）人生转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提供机遇和促进力量，而内因才是关键，它是决定力量和持久力量。
（5）一个普通村民转型为精英表面上看是偶然的，这表现在机遇的出现上，而实际上却是有必然因素的，如他的特殊人生经历积淀的精英潜质、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非凡能力等。
这些抽离出来的共同特点既能够很好地说明乡村精英人生转折的共同规律，也能够反映出乡村精英共同的群体属性：①有超于一般人的基础素质和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心理、思想、见识、观察和判断力等。②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挑战，但是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往往是那些精英们能够正确地面对困难，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出路，而不是就此被困住。③同样是一个共同的情境或遇到一个共同的机遇，往往是那些具备精英潜质的人能够抓住机遇，实现人生的发展。当然，我们这里并不否认机遇对某些人的偶然性，但是“机遇往往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这一名言在村落社会这一特定情境中是对精英素质和属性特点最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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