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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逻辑博弈后果的启示意义

时间:2022-03-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三种逻辑博弈产生的政治传播形态,还需要做一个整体性的归纳。要避免政治传播呈现这两种形态,首先,我们需要警惕“媒介化”在政治传播中的泛滥。根据我们的分析,政治象征权力的构建往往是为了追求与媒介博弈的平衡,保护政治传播机制的制度性根基。从学理上讨论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媒介、资本三种逻辑博弈,对中国现实的政治传播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种逻辑博弈后果的启示意义_中国政治传播策论

以上我们通过一定的角度展现了政治、媒介、资本三种逻辑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对于三种逻辑博弈产生的政治传播形态,还需要做一个整体性的归纳。首先,伴随着“媒介化”对政治权力的削弱,政治传播从一个传统的维护统治利益的“宣传”形态走向服务国家社会的“传播”形态。这一形态是政治传播领域的理性启蒙,是国家—社会关系进步的标志,是实现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共赢、共享的基础,甚至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经环节。但是,正由于媒介的崛起“干扰”了政治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和控制,后者不得不在媒介难以触及的象征领域“大展身手”,实现自己权力的重构和生产。可以说,“媒介”和“政治”的共同扩张,造就了政治传播的“话语形态”和“仿像形态”,它以话语奴役以及赋权的假象造成了政治传播的某种“扭曲”,使媒介和民众沦为政治的附庸。

要避免政治传播呈现这两种形态,首先,我们需要警惕“媒介化”在政治传播中的泛滥。正如一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就需要承担更多义务一样,过多的媒介权力和过强的媒介逻辑力量,反而会引发政治在象征意义上对政治传播的操控。因此,“媒介化”与“仿像化”二者都应该被限制在国家—社会平等沟通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和界限内。

其次,政治也必须正确发挥自己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作用。根据我们的分析,政治象征权力的构建往往是为了追求与媒介博弈的平衡,保护政治传播机制的制度性根基。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排除简单而主观的价值判断。但是,维护象征权力过程中的政治话语,必须是对促进政治发展的事实的解释,而不是泛化意识形态、美化现实或排斥民间话语的语言暴力。此外,政治还要杜绝以技术化、操作化的方式应对“言论自由”“公开发声”“舆论”或“反馈”等政治传播理念,切实地把民众的声音吸纳到国家、政府、政党、社会的未来建设当中。拿媒介逻辑的中立属性来说,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大众文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境况,引领政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媒介技术与大众文化都应该通过政治传播,发展公共领域、拓展社会空间,甚至推进社会意识的重构。但是,且不说政治对二者的“监管”,当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遭遇资本的侵蚀时,与之相应的政治传播就将呈现出“技术商品和文化商品”的形态。在这一形态中,具有建设性和批判性的技术和文化资源,被投入创造经济利益的异化劳动生产中,这无疑是对政治传播的人文价值的摧毁。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引起社会变迁的认知方式。它们应该被当作扩充政治传播甚至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被当作经济生活或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要彻底转变这种畸形的状态,作为技术、文化产业的媒介,需要在政治的引导和调控下跳出资本逻辑的引诱和束缚,最大限度地提高媒介产品的社会价值。此外,政治也要承认媒介的技术和文化活力对公共事务和社会发展的良好作用,并在政治传播领域为有益的政治思辨、政治评判、社会想象和社会意识构建留下足够的空间,使之成为增强国家—社会理念交流的重要参照。

最后,资本逻辑引发的政治和媒介的“资本化”使政治传播陷入“景观”幻境,在这种“景观”中,虽然政治、媒介和资本同时从民众的观景活动中实现了自我的增值和积累,但是,政治传播异化为商业性、娱乐性的政治消费,这不仅把有助于公共思想形成的大众媒介搞得面目全非,也为政治控制打开了大门,更会把民众引入一个彻底脱离理性政治认知的狂躁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政治、媒介资本化所造成的政治传播“景观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加强民众与国家、政党、政府情感联系的新纽带,但也可能使政治传播过程成为一个完全脱离公共事务、创造经济利益、培养虚假意识的过程。

从学理上讨论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媒介、资本三种逻辑博弈,对中国现实的政治传播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注释】

[1]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8.

[2]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81.

[3]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50.

[4]夏瓦.媒介化:社会变迁中媒介的角色[M].刘君,范伊馨,译.山西大学学报,2015(9):59.

[5]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54.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5-326.

[7]PIERRE B.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166.

[8]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69.

[9]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控[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3-334.

[10]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69.

[11]罗宾斯,韦伯斯特.技术文化时代[M].何朝阳,王希华,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12.

[1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7.

[13]“赛博空间”是哲学和计算机领域中的一个抽象概念,指在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它是“控制论”和“空间”两个词的组合,是由加拿大的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1982年在其一篇小说中首次提出的,并在后来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被普及。

[14]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62-264.

[15]操奇.启蒙的天敌——犬儒理性论略[J].哲学研究,2015(6):91.

[16]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17]同①:113.

[18]同①:6.

[19]同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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