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框架和渐进主义策略

一般来说,官方的户籍制度改革路线是温和的,大体上遵循渐进主义的策略。^[24]多数官方话语运用了危机框架,主要诉诸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彻底解除对现有农村人口的户口限制,可能会给城市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严重社会问题。在关于户口改革的公共争论中,大城市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所选媒体新闻和评论文章样本的分析表明,在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如广东省、上海和北京等地区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获得大量的媒体报道。比较而言,北京和上海的党报表现出较为类似的谨慎立场,均把所谓“激进”改革视为潜在“危机”的来源。

与北京地区实行的较为严厉的户籍政策相一致^[25],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将改革主义的批评立场定义为要求立即彻底废除户口制度。^[26]该文作者承认户口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是社会共识,且存在各种不同的改革主张:“浪漫者高呼自由权利,激进者吁求一夜完成,稳健者建议循序渐进,忧惧者强调变则生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作者所持的观点与渐进主义策略一致,强调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国情,尽快取消户籍制度是不可能的:

目前社会舆论中有一种高调宣扬的所谓“改革就是马上完全放开户口限制”的说法……有不同看法就会被抨击为“歧视”、“顽固”,这样的主张和论调既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缺乏理性平和的精神。笔者可以理解一部分人对于加快户籍改革的急切之情,却无法认同他们无视现实国情和操作难度的偏激空谈。

根据该作者的看法,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不同地区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国情是采取渐进主义策略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

更有特殊的市情,教育、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吸引着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倘若一下子不加限制地完全放开,城市必然面临空前的财政、管理和服务压力。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北京等城市虽然财政实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但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在加剧,城市承载能力更不可能无极限,这些城市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对人口流入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实有必要。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采取渐进主义方法,避免改革中的盲点。在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认为:

一旦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管制,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将会骤显极度短缺,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在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如此巨大、城市化严重滞后的条件下,户籍制度立即取消,城乡制度完全一体化,大量人口涌入必然导致城市陷入混乱和崩溃。这对特大城市和传统体制浓重的城市来说尤为危险。^[27]

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则强调了所谓的潜在“盲点”和改革的“陷阱”。根据该文作者的看法,那种将城市化和不受限制的公民迁徙自由权视作追求目标的西方式观点,是很成问题的。由于社会情况和文化的差异,这些自由主义式观点在中国语境中并不完全合适。由于农村户口以及附着其上的农民身份,农民至少有国家分配的小块土地可以耕种,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计。该作者批评道,不受限制的绝对的迁徙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社会语境下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概念,与西方的概念并不相同。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观念,将流离失所和离开故土视为非常悲惨的遭遇。同时,该作者还认为,不应当盲目崇拜西方的城市化观念。根据其观点,建立户口制度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城市化的发展战略的本来目的,不是要歧视农民,而是要避免城市的过分扩张,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城市病。总之,对户口的改革必须渐进推进,在现阶段保持现有户口制度是合理的和必要的。^[28]

但是,对所选媒体样本的分析表明,这些官方背景的渐进主义或为现存户口制度合理性辩护的话语,受到了许多批评。^[29]在党报中,《工人日报》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批评立场^[30],而《南方日报》则明确否定了松绑户口制度与城市人口扩张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户籍制度也并未能阻止人口涌向大城市,只不过在那些人群那里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而已。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地人数量仍然庞大,也不会有人因为有合适自己的工作但是没有户籍而离开。这也证明了流动人口的流向是由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户籍制度。但问题是,户籍制度虽未改变人口的流向,却大大加深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31]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都市报的呼应。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中,作者对“通过强化户口门槛来限制城市人口膨胀”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作者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自己也明白它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之所以捍卫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现有的户口制度,还是因为他们作为现存制度安排下的既得利益者,其利益会受到户籍改革的冲击。现有的针对农民工的所有歧视性政策,已经给城市政府和城市户口居民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他们却无需为此支付成本或只需要极低的代价。^[32]

在其他都市报中,《新京报》对所谓潜在危机和特殊国情论的逻辑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户口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巨大的地区不平衡。反过来,这些问题现在成为保留户口制度和推迟实质性改革的借口。^[33]在另一篇报道中,一位学者认为,那种认为由于城乡差距,因此户籍改革的适当时机尚未到来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正是户口制度的产物。只要户口制度存在一天,消除城乡差距就永远不可能实现。^[34]因此,如果存在地区不平衡,且这些不平衡的现状是错误的,那么采取渐进主义策略来纠正体制错误的过程中,就应当对那些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加以补偿,而不是维持甚至强化现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

上述分析尽管是片段式的,但却清楚地表明,关于户籍改革逻辑的话语论争充满了张力。关于户籍改革的渐进主义策略话语与前一章所分析的关于“盲流”的主流话语,都运用了“危机”框架。在两种情形下,农民工都被描述为具有威胁性的入侵的“他者”。在这些话语框架中,所谓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混乱”的恐惧成为既得利益群体随意使用的“漂浮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 (Levi-Strauss,1987,页63-64),其目的是维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权力结构。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循环论证在本质上的不合法性,已经在持续的话语协商和质疑中被不断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