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与大跃进运动

初到南邮，我所面临大的压力中，还有一个是学校属于双重领导，行政关系直属邮电部领导；党的关系、政治思想工作属于地方领导。一家有两个“婆婆”，关系很难处理。而且，同地方有关党、政部门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不尊重地方领导。

那个年代，各种运动多，“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整党整风”“反右倾运动”等。各种需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如：修秦淮河、修公路、修铁路、参加农业劳动等，地方都要求学校出劳力，就连居委会都可以随时要求学校按时派送多少肥料到河堤，如没按时完成，“不尊重地方领导”的帽子就扣了过来。

这个时期也正是大炼钢铁的高潮时期。我在北京时还看不出什么，火车一出丰台后直到南京城，铁路两旁真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砍树、堆土，到处都是林立的小高炉。再到南京一看，学校全部停课，校园内建起了十几座小炉子，每天24小时浓烟滚滚，周围的树都砍光了（当燃料），凡是带铁的，如铁门、铁窗、楼梯的铁扶手、冬天取暖的铁火盆、人们家里炒菜的铁锅等等，全部都砸碎了送来炼钢。吃饭不要钱，厨房24小时开大门，随便吃。

那时，南京一些高校党的领导关系除化工学院外，全属南京市委，直接分管学校的是市委宣传部。宣传部的领导每天都要到各校工地视察，并规定，学校24小时都要有一、二把手领导亲自在工地指挥。

上世纪50年代的南邮校园

实际上，那个时候炼出来的根本就不是钢，就像老百姓过年用糖稀炒的玉米花团。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还根本没有让学校上课的迹象，而少数学生晚上偷偷在路灯下面看看书，还要被点名批评。

这段时期，在全国正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旗帜的时期，无论干什么都要提赶、超，不管能不能办到，计划上不提“赶超”、不提“翻翻”就是右倾。

说实话，当时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赶美超英”，我是真心拥护的。我们国家本来就穷，又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人民的生活是够艰苦的了，要是各行各业都能大干快上，粮食多了，钢铁多了，科学技术、文化都发展了，民富国强了，美帝国主义还敢欺负我们吗？

抱着这种心情，我干劲很大，总想着各项工作都要争取走在前头。当时提出，南邮在各方面都要赶超北邮。要大办民兵师，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还有“诗歌化、舞蹈化”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后来，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耳闻目睹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怪现象：大炼钢铁，炼出来的既不是铁，更不是钢；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吃饭比赛胀死人的可悲笑话。在参观天津小站水稻亩产“一万斤”样板田和河北省徐水县的人民公社“全国模范县”后，思想上产生了许多怀疑、忧虑。这些忧虑，在1962年反右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成为我挨批斗、被关押的根据。

1958年12月，南京市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提出，“要大干快上赶比超”，要求结合会上提出的赶比超规划，号召所在单位的群众也提出赶比超计划。会议期间，宣传部领导还提出了大字报的具体指标，要求每人交20张大字报，不完成任务不休会。

我来南京工作还不到两个月，过去也从未来过，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写大字报不要说20张，就是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两张，也难以完成任务。怎么办？只能根据我所接触到的实际感受和疑虑，以个人建议的方式提出。

我对当时人民公社的一哄而起，农村办公共食堂，什么都归公等一些极左的做法，特别是学校因为大炼钢铁而完全停课感到不妥，所以，提出了“教学、炼钢两不误”的想法，建议对学校的教学和炼钢，可以安排组织好，轮流进行，即这一周某几个班上课，另几个班炼钢，下周轮换。

这样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对的，不能把所有学校办成炼钢厂。但从当时的形势来讲，我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是积极的。谁知，到了1959年反右时，我所提出过的这些建议，都成了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