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中的图书发行

三、“大跃进”运动中的图书发行

1958年，我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这种“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图书发行事业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大跃进”中，全国图书发行部门也大搞群众运动。各地图书发行部门纷纷提出了“放卫星”、“争第一”、“夺冠军”的口号，展开了图书发行竞赛。

1958年3月，新华书店第四次分店经理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一再用大字报、大鸣大放等方法，猛攻“保守”，横扫“暮气”。要求与会同志学习某市的跃进模式，用“打擂”、“比武”的形式把全年图书销售计划指标鼓上去，鼓得越高越好。按正常情景，图书销售较上年增长10%—15%就很不容易了。但是通过会场上的“打擂”，你追我赶，把销售指标提高到了荒唐的地步。会上造成一种气氛，谁提的销售指标最高、较上年增长的幅度最大，谁就是最革命、最光荣的；反之，就是右倾、保守、暮气太重。于是在会上，这个代表上台说要把指标增长50%，那个代表立即抢上讲台，提出要增长60%，甚至有的代表提出当年要增长120%。全国书店为了实现高指标，只好超过实际需要大量订进图书，结果，造成全国书店图书的惊人积压和坏账。

1958年9月初，新华书店总店在西安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提出“人人买书”、“人人卖书”的口号，推广陕西长安县一个月发行农村读物86万册的经验，被称为第一颗“卫星”（该县县长宣布，到年底再发行620万册）。接着好多省提出放“卫星”的规划，如福建省要求9月份在全省发行6 000万册书，使全省平均每人有4册多书，他们的口号是：“坚决压倒陕西，誓夺全国第一。”河北省提出山区平均每月买4册书为“卫星”、平原平均每人买5册书为“卫星”的标准。“福建惠安由县委挂帅，出动1 600名文教干部、教师，‘苦战十天’，发行和征订小册子180万册，全县平均每人购3.6册。‘卫星’越放越‘高’，广西桂平县书店‘大干二十天’，发行378万册图书。河南、陕西等省店则分别宣布当年第4季度发行通俗读物5 000万册。江西宣布仅毛泽东著作就要发行1 200万册。……结果，造成全国新华书店的存书积压和赊销坏账。靠行政动员发到公社、生产队的大批图书，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起到实际作用。”^[1]

1958年5月20日，广西阳朔县白沙乡民办书店正式开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派人了解情况后，认为民办书店有“四大优点”：①乡党委直接领导，能紧密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②群众自己办的书店，既服务于群众又便于群众监督；③业务上由县书店指导，指挥自如；④人员、机构稳定，有利于建成“乡乡有书店，社社（农业社）有发行站，队队有发行员”的完整的发行网。广西区店经请示领导后，于7月20日在阳朔召开了有全自治区书店经理参加的现场会议，与会人员赞颂“民办书店是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永远解决农村发行网问题的最理想的形式”。

7月30日，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报头版头条以《民办书店——图书发行的好形式》为题，报道了广西和山西建立民办书店的消息，同时发表了《大胆试验民办书店》的评论文章。

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浙江建民办书店的消息，并发表了《民办书店好处多》的编后话。8月25日，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报以《让民办书店遍布平原山区——广西区店现场总结推广阳朔经验》为题，报道了阳朔现场会的消息。

在上级的肯定和推广下，广西各地掀起了建民办书店的高潮，到8月底，全区就建起了民办书店340个，有10个县实现了“乡乡有书店”。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各地的民办书店统统改为“公社书店”。到当年年底，广西基本上实现了社社有书店，全区808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93个公社书店，发行员达1 058人。

在一个短时期内，全国“人民公社”办的“公社书店”遍地开花，很快发展到2万余处。但公社书店建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据广西区店了解的情况说：“首先是公社书店发行员的待遇问题。他们看到自己既不算公社干部，又不算新华书店的编制，待遇不明确，工作不安心。他们大都来自农业第一线，文化素质较差，业务也不熟悉。管理工作跟不上，公社基本上不管，县书店辅导人员也不足，业务、财务制度很不健全，挪用公款和贪污现象屡有发生。再就是摊子铺得过快过多过大，难以维持，存货过大，资金困难。”以后经过“整顿巩固”、“调整收缩”，到1961年底，广西全区的公社书店收缩为360个，到1962年底只剩下38处。由于“公社不承认公社书店是自己的直属单位，新华书店不承认它是自己的下伸点。公社书店成了既不是集体所有，更不是全民所有，也不是个体经济的未婚先孕的畸形，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公社书店”在唱完“诞生发展、整顿巩固、调整收缩”三部曲之后，终于在幼儿阶段便夭折了。“公社办书店”和发行“大普及”的结果，带来了图书大积压、大报废、大损失。既无社会效益，也无经济效益。^[2]

针对“大跃进”中各地发行部门展开的数量竞赛，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强迫摊派图书发行部门出现的问题，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出版发行工作必须根据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不能盲目发展。规定今后一切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必须首先注意质量，考虑它的实际效果，不能为出版而出版，为发行而发行；销售出版物，必须严格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决不许强迫摊派；现在出版物发行数量过大的，应加以控制和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