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跃进”运动中的科技人才政策

“反右”斗争直接伤害的毕竟是一部分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接下来发生“科技大跃进”运动则对整个科技界都造成了破坏。195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全面跃进”的口号,科技界开始了不切实际地科技大跃进。在这场不可思议的科技大跃进运动中,给科技人才再添新堵的就是“思想跃进”。

反右斗争已经认定知识分子仍然具有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以就必须向无产阶级转变,为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所谓“又红又专”就是红透专深,即政治上红透,业务上专深。这个标准在当时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是为了加快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红透”的标准成了主要方面,忽视了专深的要求,后来发展成“非红即白”、甚至“红”“专”对立。很多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只专不红,被扣上“白专”的帽子,遭受排挤。“红”是对思想方面的要求,是不容易衡量的,当时仅以参加政治活动的多少来简单加以判断显然是过于武断,这不但对那些孜孜以求搞科研的“白专”典型是不公平的,对年轻的科研人员也是一种误导。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政治学习被认为比科学知识更重要,那么青年人的精力会专注于哪里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又在教育、科研领域发起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就更是一种倒退。所谓的“白旗”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成果,“拔白旗”就是批判、否定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科技成果。结果致使在“双百方针”后刚被认可不久的一些西方先进的理论再度遭到否定,并且凡是不能与实际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都被“拔掉”。由此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对知识的极端狭隘性理解,并且助长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鄙视和打击行为。

当然,科技界在大跃进中也并非全无建树,在全国高涨的热情鼓舞下,科学家们也大胆地闯进了一些当时尚属未知的新领域,如人工合成胰岛素、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机和自动化研究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创办了专门的高科技人才培养机构——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是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以后,科技人才的来源日益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而当时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中国科学院拥有众多的高级科学人才和急需优秀后备队伍的实际,催生了中科院领导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办大学的想法。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上级有关部门呈交了中国科学院办大学的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6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开学。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30多位应邀担任基础课教师和校、系、教研室的负责人,承担了从确定专业设置、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至直接讲课和编写讲义等一系列工作。不但解决了建校初期师资缺乏的困难,也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对学校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招收学生共1600名。专业设置密切联系了当时科研工作的实际,都是当时中国急需的薄弱和空白学科,例如原子能和空间科学技术等。^[15]

到1965年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了3届毕业生,共计5000多人。其中85%分配在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和高等学校。^[16]实践证明,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下培养的学生,确实形成了一支有相当质量的科研后备力量。到20世纪80年代,这批毕业生中90%以上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