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理念的耦合

有一种误解认为，古丝路是从中国起始的，“一带一路”又是中国首倡的，因此必然带有中国的独有印记。但中国人的认识恰恰相反，中国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历史贡献，也会为丝路贸易的延续和提升进一步贡献自己的心血和才智。不论是古丝路还是新丝路，作为跨越时空的经济发展的地理经济载体，永远是欧亚各国共同的一笔地缘宝藏，需要人们共同去开掘。考察丝路的历史，或者放眼丝路的未来，从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前丝路时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已经开始大量发生，中国种植的小麦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马匹和骆驼的驯化也来自中亚和西亚，而中国的丝绸也在汉武帝以前辗转进入地中海。丝路正式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和四大发明开始批量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一带一路”看作“后丝路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后丝路时代”里，变化的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变的是多个人群、多种商品、多种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双向传播。在过往的时代里，有时也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纠结，但终归会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走向判断，他们越来越看到，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不是一句话和一个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双赢与多赢，是新丝路发展带来的不同经济体利益的共同整合，亦即建立在各自发展利益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顺理成章地发生，顺理成章地实现。

不消说，“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理念来自沿线各国寻求发展的共同愿景，但其具体发展战略形式派生于对曾经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认知中。那些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历史画面已经定格在欧亚大陆和世界文明的史册里，同时又会在新的发展场景里继续延伸和再现。对于这种历史延伸和再现，人们也许会作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理解。但丝绸之路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和现实延续中的国际贸易概念和文化沟通概念，这在学术理论上有其比较普遍的国际认知，在现实经济合作中也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谱系里，对丝路联通的具体认知表述是丰富的。比如在南亚，“香料之路”就是它的对称，在西亚则是玻璃或琉璃之路，在北亚和东北亚是“茶叶之路”和“皮毛人参之路”，在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国沿线却是“瓷器贸易之路”。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你也可以说它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东传之路，在科技传播中，更可以循着源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寻找它们辗转创新和再创新的重要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品牌概念。这些看似有所区分的概念和理念都属于可以对译的地缘经济发展认识系统，都有各自的特色理解和气质表述，同时各有各的“微丝路”发展体系，需要在温故知新中再启共鸣，更需要在现实的丝路经济中找到地缘经济发展的利益共识。

比如，中东国家提出“向东看”，也提出“向西看”。“向东看”，不仅是因为东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崛起，也是因为新丝路的新起点和新商机在东方。“向西看”，则是因为“一带一路”必然会联通经济发达的欧洲。基于传统市场取向继续“向西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种市场走向与“一带一路”全方位全走向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要发展就要与发展者为伍，与发展者共同前进。无论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看，还是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目标来看，这都是关于发展的最基本的认识。中东国家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它们有这个资源也有这种市场意向，在历史上担当了西去东来的丝路经济角色，也会在未来继续担当这个重任，并在现代海陆丝路联通中起到重要的平衡传递作用。

在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概念的认知中，人们看到了直接认同，也看到了一种间接认同，甚至看到认同发展战略清晰的直接接口和间接接口。例如，“一带一路”可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复兴计划与“一带一盟”对接，还可以与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巴扎尔耶夫提出的“光明大道”经济计划对接。“一带一路”与印度的“香料之路”对接——印度的“香料之路”有其历史来源。印度的卡利卡特是古代海上丝路重要的贸易节点，其所在的喀拉拉邦是世界著名的香料产地。在中世纪，卡利卡特的最大奇迹是出现了巨型中国商船，而渔网在印度的出现也在此时。“一带一路”可以与蒙古国“草原丝绸之路”对接，还可以与中东欧国家以“16+1”的组合形式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可以与韩国“欧亚联通”的概念对接，与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对接，更可以与“东盟10+1”和“东盟10+3”对接，或者与澜湄“金腰带”六国合作机制对接。“一带一路”可以同欧盟规模高达3150亿欧元的“容克计划”对接，同时也可以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建设“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的规划对接。甚至，“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以及中国与欧盟国家如英国与法国提出的“第三方合作”对接，也是“一带一路”的中英互译版和中法、中德互译版。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比5G还要宽的“宽带”，容量是巨大的。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本身就着眼于扩大和更新欧洲内部与外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欧盟领导人为了抵御经济衰退，及时提出“容克计划”，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要在2016年进一步推动“容克计划”，并考虑与“一带一路”对接，争取在2017年前筹集超过3000亿欧元的投资，用于欧洲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一切无疑说明了，对于共同发展，各个国家和各个联合经济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英国等欧洲国家不仅不顾美国的反对态度，陆续参加亚投行的筹建，也邀请中国进入欧洲复兴银行，成为它的正式成员。

消解广泛认同背后的杂音

当然也有从另外角度看问题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就有些心情复杂地讲，“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设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发展模式呢?他只看到了显而易见的几个字，即基础设施建设，但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说，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中国模式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花结果，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同时激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亚将不再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而是变成世界经济的核心”。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几乎没什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奥巴马的电力非洲计划本身不错，但启动速度太慢，海地的利贝泰堡港口工程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扪心自问，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自身变得那么艰难。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一些重要地方的未来让给中国还有它的发展方式。”

对于福山的看法，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及其产生的世界影响，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由此而来的对美国政策状态的挑战。尽管由于“一带一路”的共趋性，很难出现诋毁和对冲它的机会，更难对这个造福沿线各国的世纪性经济复兴计划说三道四，但也会有各种异样的声音和希望淡化其影响的做法零星出现。所用的策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无视它的影响，在装聋中达到冷落的效果，希望借助其在往常有所灵验的全球话语权中发挥“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和所谓头羊效应，期望着更多的伙伴依旧会看他的脸色跟风行事。但这一招也并非那么灵验，于是在一些具体的关键问题上也还是要跳出来，亮明反对或不信任的态度。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表现可以见其一斑。另一种是不时会有不负责任的替代“学者言论”散布，如中国会借此转移落后产能和转移污染，等等。这实在是莫须有的“旁敲侧击”，因为说者无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不仅是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促成者，也是新能源发展的前卫者。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英国全球数据公司的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国，2015年新增的太阳能发电能力，是美国和日本的两倍多。因此，核电、风能与太阳能发电技术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选项。即便是在清洁煤发电方面，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的第三方清洁煤发电技术就在海湾地区落地生根，发挥了改变当地能源结构的作用。

其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仅是一个长远战略，同时也有现实重大意义，即关系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出低谷，是欧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抵御经济衰退、消除经济衰退阴影的现实有效途径。“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它具有现实的实践能动性和拉动经济发展的实战性，最大限度地降低预防危机和处理危机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一带一路”发展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尽快推动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后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发展转型的轨道。以资源产业主导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经济互动为例。沙特阿拉伯是资源富足财力雄厚的国家，但在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以产业多元化取向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议事日程，从2016年起开始实施新的力促产业多元化和经济转型的“五年计划”，中国从2016年开始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沙特阿拉伯拥有能源和投融资优势，中国拥有资金、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技术经验，两国国际产能合作中可以优势互补，双双实现经济转型。中国和埃及“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也是这样。中国在全力推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埃及则重点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苏伊士运河走廊。苏伊士运河新走廊长达190公里，不仅仅是新运河的疏通与拓宽，成倍增加运河的通过能力，同时也伴随着铁路与航空业的发展。走廊的龙头项目是首期建成二期开工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是一个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产业新城，涵盖了工业、商业、金融、物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埃及经贸合作区发展新能源的目标宏大，计划将太阳能、风能的发电比例从目前的占全国1%提升到20%。埃及政府计划投资445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用于修建多条铁路，投资50亿美元建设国家公路网。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无异于“一带一路”的埃及版，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极其重大的正面影响。这个世纪性的项目不仅需要更多的企业直接投资，同时也需要全面的国际产能合作，包括第三方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操作载体，也是欧洲发达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思路与机遇。欧盟国家走出危机，不仅需要继续实施有效的金融货币政策，更需要吸引大量国际投资尤其是企业直接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抓住“一带一路”中的跨国发展机遇，在第三方合作中找到新的经济生长点。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欧洲企业可以在第三方合作中发挥优势，也可争取更多国外企业的直接投资，提升经营景气和经济景气，摆脱经济危机阴影。“一带一路”带来新商机是最终战胜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的一支生力军，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产能合作共荣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人提到“一带一路”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翻版，从而极力贬低“一带一路”的普遍价值。对于这种说法，中美研究学会美中合作项目协调人阿列克·钱斯先生给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说，中美两国的评论人士常常把“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放在一起比较。“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标已经超越了马歇尔计划，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精髓在于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制度性的。这一倡议倡导文明宽容，“从官方角度讲，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参与投资、协调政策”。在一些人看来，“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政治安全战略，从本质上是自私的”“排他的”，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都是当时遏制苏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天许多美国分析师(除去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轻易蔑视‘一带一路’项目或与之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比如一位智库专家说，亚投行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企图，可他居然连亚投行的全称都没有说对。许多人认为亚投行是在挑战现有多边机构，但他们没有仔细考察其中的因果关系——其实亚投行主要填补了现有机构的空白”。“实际情况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有望满足那些没能从任何现有倡议或机构那里得到满足的基建需求。虽然有些项目旨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非常具体的经济因素。中国近来的活动确实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但如果本能地使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其近来争取地区领导地位的举动，你就无法看到真实情况。鉴于美国还通过施压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怀疑更是有失公允。”

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是尽量缩小不同战略的分野还是别的什么目的，无论从时代背景还是从战略目标看，“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毫无相似之处。而且，马歇尔计划已经成为历史，对现实经济并不会继续发生作用，“一带一路”则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讨论其中的异同并没有多少意义，也不会取代“一带一路”长远的历史底蕴与未来长远的成功。更何况前者是冷战的产物，与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毫无关联，影响半径既不可比，内涵的战略目的也完全不同。退一步讲，即使从其经济地缘影响来看，马歇尔计划仅仅把北美与西欧整合在一起，是昔日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标配，如果在现在的世界上去找它的“似曾相识”物，那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于美国的“重返亚太”，倒是一个模板。而“一带一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构建面向欧亚和世界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目前至少涵盖了三分之二的地球人口和经济贸易规模，其世界影响和长远影响并非在同一个等量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