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特别是石油，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权力，这赋予其强烈的国际政治属性。强权国家通过控制全球石油资源达到控制世界政治之目的，并依照霸主的意图和偏好塑造国际体系，这已经成为世界石油政治的基本逻辑。[1]正如石油问题专家哈维·奥康诺（Harvey O’Connor）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他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来统治陆地。除此以外，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2]
近百年来的国际能源史，基本上是一部帝国主义的历史。无论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还是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能源政治无不贯穿其间，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国际关系。在现实主义学派中，能源政治被归入“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范畴，有别于经济和贸易的“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国际能源政治的主线，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和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与不发达国家争取本国能源资源主权之间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世界能源霸权而展开的激烈冲突与永无休止的较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石油垄断资本的国际化为前提，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活动和侵略扩张把资本输往亚非拉产油区，把政治经济压迫和剥削输往世界各地，作为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的产油国开始卷入国际政治漩涡，引起全球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围绕世界石油资源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石油版图，建立世界石油霸权，标志着能源帝国主义登上国际能源政治的舞台。能源帝国主义遭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反抗，在波涛汹涌的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主义力量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冷战结束后，能源帝国主义以霸权的形式复活，对国际关系稳定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能源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但终究阻挡不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一、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
国际石油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与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时间、空间上都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的征服政策”。[3]根据这个定义，所谓能源帝国主义，其涵义大体上有三个层次：一是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石油工业的控制，即金融资本在石油领域控制了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石油公司联合起来，控制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石油资源的政策；三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瓜分和再瓜分世界石油资源版图，建立世界石油霸权的政策。
金融资本的垄断是能源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能源帝国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金融资本对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19世纪末，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是石油工业崛起以及以石油为动力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时期，金融资本很快渗透到石油工业领域，因而现代石油工业具有天生的垄断性质。整个世界石油工业的历史就是一部跨国石油公司的垄断史。丹尼尔·耶金在《石油大博弈》中提出，垄断是世界石油发展史的三条主线之一。“石油业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兴起的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商业和最为庞大的工业。美孚石油公司到19世纪末已在美国石油工业中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它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4]迄今为止，跨国石油公司仍不能摆脱其垄断组织的特征。
石油工业在美国是一个内生产业。美国是世界现代石油工业的发祥地，1859年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北部的穷乡僻壤泰特斯维尔打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标志着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但是，在最初10多年期间，石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矛盾，这个问题源于所谓“捕获原则”（rule of capture），意思是每个人都可通过其钻掘的油井开采石油，毋须理睬地下油池被抽干。由于相邻的油井共用一个地下油池，每口井的所有者都想实现石油产量的最大化，这种“公地悲剧”的结果就是供大于求，必然导致油价暴跌。
为了克服“公地悲剧”，1870年洛克菲勒及其合伙人组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并迅速展开兼并和收购行动，最著名的兼并行动就是所谓“克利夫兰大屠杀”，1871—1872年期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兼并、收购了克利夫兰26家炼油厂中的21家，而10年之后便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厂、输油管道和公路铁路运输，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油轮船队。1911年美国高等法院依据谢尔曼法对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组织进行裁决，将其拆解为34家公司，这些在洛克菲勒石油帝国废墟上崛起的新石油公司继续以垄断为基础向海外扩张，通过收买石油特许权，完全控制了中东产油区。
在美国，八大财团支配和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以石油垄断利润起家的洛克菲勒财团又是这八大财团中最有权势的，自从它旗下的跨国石油公司打破英国对中东石油的垄断以来，就走上了一条财富积累的快车道，20世纪50年代超过摩根财团，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金融集团。垄断中东石油工业的“七姐妹”实际上就是当时世界上七大国际石油托拉斯，其中美国“五姐妹”都是美国财团操控的直属企业。新泽西美孚、纽约美孚和加利福尼亚美孚是实力雄厚的洛克菲勒财团的直属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是洛克菲勒财团控股的公司，海湾石油公司由匹兹堡的梅隆家族财团控制，洛克菲勒财团也是其重要股东。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增强了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开始，纽约银行就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延伸到国际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应中的最大份额，纽约银行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石油公司在海外扩大利益的过程，也是纽约金融集团与石油工业紧密融合的过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中，纽约银行集团运用其权力，迫使凯恩斯和怀特修改了原来拟定的布雷顿森林方案。
20世纪50年代，美国银行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寡头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为政策导向。几乎所有的纽约大银行都与标准石油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1955年，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布朗克斯县银行合并，形成大通曼哈顿银行。经过激烈兼并而形成的花旗银行积极参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经营活动，信孚银行和化学银行纽约信托集团都与标准石油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摩根财团也兼并了多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它既从事银行业务，又参与国际石油开发活动。纽约的银行通过卡特尔化形成了少数几个银行寡头，他们控制着国际石油市场及其政策，并对美国其后30年的金融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越南战争造成的赤字财政以外，任何其他国际国内政策的影响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6]可以说，美国国际石油政策处处打上了纽约银行集团的烙印。
在欧洲，石油工业是一个外生产业。早在19世纪末，英国人就已窥知中东地区蕴藏石油的秘密，英国石油产业的兴起始于1909年建立的英波石油公司，该公司从伊朗获得了石油开采特许权。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始于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发现，最初属于东印度公司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从殖民起家的。因此，欧洲“两姐妹”直接受到母国政府的支持，完全服务于英国和荷兰两国政府的利益。其中，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由英国和荷兰的垄断资本组成，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际石油托拉斯。英伊石油公司是中东地区老牌的跨国石油公司，1914年英国政府控制了该公司51%的股份。早在1882年英国海军上将罗德·费希尔就提出，把英国海军的燃料从煤炭转向石油，“从煤炭转向石油将使海军舰队增加50%的动力”。[7]英国政府决定控制英伊石油公司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国际冲突中保持对德国海军的绝对优势。英伊石油公司由此而成为英国垄断资本在海外的最大企业，也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老牌石油公司，全部资产超过2亿英镑，每年为英国赚取上亿英镑的利润。它在伊朗拥有极其庞大的石油资产和人员，包括：
●石油租让权土地25．9万平方英里，占伊朗领土总面积的16%，年产石油约3 000万吨，占中东石油总产量的36．4%。
●年产能力为250万吨的阿巴丹炼油厂和2 700公里输油管道，以及
100多艘大小油轮。
●自己的机场、铁路、港口和电讯设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掀起石油开发的热潮，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和产量逐年提高，世界石油工业的中心从西半球的墨西哥湾转移到东半球的波斯湾。中东的石油财富，无论从开采、运输、提炼到销售，整个上下游产业都在英美金融资本的绝对控制之下，英美两国的国际垄断资本疯狂瓜分中东石油资源，形成了排他性的石油霸权。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美英两国控制了84．5%的中东产油区，其中美国“五姐妹”占64．5%，英荷“两姐妹”占20%。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群岛的石油开采完全由美国石油垄断资本控制，科威特的石油开采由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和英国英伊石油公司平均瓜分；此外，美国垄断资本还在伊拉克石油公司、摩苏尔石油公司、巴士拉石油公司和卡塔尔石油公司中占23．75%的股份。[9]
英美垄断资本从中东地区石油开发中获得了极其惊人的超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石油公司在中东获得的利润高达80亿美元。战后，随着中东石油储量和产量大幅上升，金融垄断资本在中东的获利更加丰厚。1955年，英美七姐妹在中东开采石油1．5亿吨，全部开采成本约2．4亿美元，获得的超额利润却高达18．5亿美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据美国参议员克弗维尔披露，美国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采石油的利润，仅1955年就达到2．72亿美元。在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一个季度的利润就等于整个时期在那里的全部投资，而在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至少需要6—7年才能收回。[10]
国际石油公司攫取石油暴利的秘密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大部分中东石油都是易采石油，其生产成本很低，沙特阿拉伯的每吨石油的生产成本仅为1．96美元，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石油生产成本更是低得惊人，分别为每吨0．73和0．58美元。其次，七姐妹是一个价格卡特尔，它们以“墨西哥湾加运费”作为定价标准，也就是说，中东石油价格不是由中东石油生产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墨西哥湾的石油生产成本决定的。美国墨西哥湾石油的生产成本每吨约为11．5—12美元，是沙特阿拉伯的6倍，相当于科威特和伊拉克石油生产成本的10多倍，显而易见，“墨西哥湾加运费”的定价体系确保国际石油公司从中东石油生产中获得超额利润。第三，七姐妹通过石油开采特许权垄断了中东石油产业，排除其他石油公司的竞争，对石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它们企图通过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双管齐下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其石油投资能够年复一年地赚取超额利润。
二、英美的能源帝国主义政策
石油最初只是一种经济商品，其应用功能不过是替代日益耗竭的鲸油而作为新的照明燃料，石油公司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是以经济利益和市场规则为基础的。1908年大英帝国海军舰队开始使用石油作为动力，企图进一步强化对德国海军的优势。大英帝国本土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却没有石油蕴藏，在这种情况下，称雄世界的皇家海军舰队转向石油动力，的确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赌博，这意味着大英帝国必须扩大在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利用国家外交和军事力量维护其石油利益并确保供应安全。从此，石油成为一种政治商品，其价值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经济规律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支配。
（一）英法对中东地区的联合控制
波斯湾地区属于英法德三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最早在中东建立煤站以保障它与印度和远东之间的航路安全。1908年，在波斯发现了石油，英国政府开始寻求拥有和控制其石油资源，以满足皇家海军的石油需求，这促使英国在土耳其控制之外的所有中东地区保持着军事和战略优势。[11]1909年，英国建立英波公司（Anglo-Persian Company），以便开发丰富的伊朗石油资源，同时大不列颠还通过它的殖民体系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以及海外南部的一些酋长国；只有沙特阿拉伯不在伦敦的势力范围之内。英国还同时掌握着该地区绝大部分油田的开采特许权，这些油田都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12]
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下野以后，威廉二世和外交大臣卡普里维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导致英德两国围绕美索不达米亚的“黑金”发生激烈冲突。1911年建立的伊拉克石油公司（次年改为土耳其石油公司）是两国妥协的结果，英国资本控制了伊拉克石油公司75%的股权，其余25%的股权归德意志联邦银行所有。然而，敌对者之间的国际合作注定是短命的。
面对德意志帝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迅速崛起，英国已经深感其海洋霸权面临危机。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要求海军高级官员研究在平时和战时石油供应的可行性和后勤保障问题。1911年，丘吉尔开始游说国会，要求皇家海军以石油代替煤炭作为军舰的动力燃料。1913年丘吉尔向英国内阁提出了一份“向帝国海军提供燃料油”的备忘录，主张英国政府以220万英镑收购英伊石油公司51%的股份，因为英伊石油公司拥有波斯的采油特许权。1914年英国国会以254票对18票通过政府控股英波公司的决议，从而使政府对私人石油公司的财政资助合法化。“伦敦希望通过抓住这次机会保持海上优势，特别是抑制德国海军的崛起。”[1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德在战场上互为敌国。战争证明了丘吉尔的远见卓识，英国海军维持了对德国海军的绝对优势。战争结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石油的权力版图。一方面，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立即接管了德意志银行在TPC特许权中的全部股权，伊拉克石油完全落入英国之手，德国丧失了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权力，而法国取代德国开始涉足中东石油政治。1916年，英法签订非正式的《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英国同意支持法国控制摩苏尔（Mosul）地区，以换取法国支持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控制权。由于英国石油战略权威人士的反对和抗议，导致英国政府变卦。另一方面，同盟国战败，土耳其帝国解体，根据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土耳其丧失的领土成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中东地区沦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
土耳其帝国解体后，出于控制石油资源的考虑，英法两国达成谅解，共同瓜分了战利品。此后，英国还逐步将其石油利益扩大到波斯湾其他地区。由于富饶的石油蕴藏，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日益重要，对海湾的政治军事控制成为霸权的重要标志之一。战后，英法两国的角逐和“石油外交”从未停止，其目标就是独占该地区的石油储藏。[14]
英法两国在中东石油利益上的冲突，突出表现在摩苏尔的主权之争。摩苏尔位于伊拉克的西北部，叙利亚的东部。当时，叙利亚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仍属土耳其治下的领土，伊拉克从土耳其取得独立地位，但受到英国势力的保护。为了夺取石油，英国迅速出兵占领了摩苏尔，从而导致英法在摩苏尔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发生纠纷。摩苏尔的主权属于土耳其还是伊拉克这个问题直接牵涉英法两国的重大利益。法国以《赛克斯——皮科协议》为依据，断然反对英国插手摩苏尔。
1920年，英法两国签订《圣雷莫协议》，解决了摩苏尔争端。根据协议，英国取得对摩苏尔的控制权，法国获得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股权。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同意土耳其石油公司修建穿越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这条输油线对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管道可以把英国控制的伊朗、伊拉克两国的石油输送到地中海港口。《圣雷莫协议》是不平等的凡尔赛体系的附属物，它拟定了战胜国进一步瓜分殖民地石油资源的细节，使英法两国垄断了中东、小亚细亚、罗马尼亚、法国殖民地和英国殖民地的石油开采权。由于法国是一个高利贷资本主义国家，石油工业起步晚，因而《圣雷莫协议》标志着英国垄断资本在中东地区确立了霸权地位。1922年，亚洲石油生产的霸权已经从东印度群岛的英荷壳牌公司转移到英国政府控制的英波石油公司手中。1928年，英国控制了除美国本土以外全球石油储量的75%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资本支配的中东石油产量占76%，而美国资本控制的产量仅占17%。[15]
（二）英美争夺中东石油霸权
美国政府一直企图打入英法控制的中东石油禁区。新泽西标准对英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觊觎已久，伊朗则力求借美国势力摆脱英国的控制。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与英国唱反调，谴责英伊条约，颇得伊朗政府好感。新泽西标准企图趁伊朗对英伊条约不满之机，挤进英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但是，在争夺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的斗争中，新泽西标准败北。
因此，在英法签订《圣雷莫协议》时，美国石油资本还没有涉足中东地区。但是，美国作为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可能坐视英法两国合霸中东石油财富。围绕《圣雷莫协议》，英美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冲突。美国的理由是：既然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协约国全体努力的结果，那么战利品的分配也应当在所有协约国之间均等处理。美国国务卿指责英法相互勾结，以达到排除美国于中东石油利益之外的目的，要求英国实行门户开放主义，各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均沾。在这场外交争执中，美国石油公司扮演了主角，而美国政府则以外交相配合，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最后，英国被迫让步，1922年英美达成协议，允许新泽西标准和索可尼公司拥有土耳其石油公司20%的股权，该协议标志着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获得了立足点。
英国之所以最终让步，其原因在于美国石油公司拥有影响英国能源安全的相应权力，且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提供了协约国石油供应的80%，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供应国，1921年美国石油生产占全球石油产量的65%，石油出口占全球石油需求的58%，英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美国，欧洲国家在战后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石油供应，新泽西标准和纽约标准则控制着跨大西洋的石油贸易，出于供应安全的考虑，英国不敢得罪美国两大石油巨头，因此被迫满足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准入要求。
1928年，美国进一步施加政治压力，英国政府被迫同意美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和海湾国家。根据1928年的《红线协定》，美国控制了土耳其石油公司23．75%的股份，并在由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的地区获得了石油开采特许权。协定要求土耳其石油公司的成员“不得在前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区域购买石油或获得特许权。”[16]其目的是限制石油供应，以确保石油寡头联合起来控制世界石油价格。1939年，美国在中东已取得与英国对等的石油利益，它在石油领域的影响力逐步超过了法国。[17]
（三）美国中东石油霸权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资本涌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大油田，崛起的波斯湾很快就取代墨西哥湾成为新的世界石油中心。据统计，1945年波斯湾出产的石油还不足5 000万吨，五年后就迅速上升到1亿吨，1960年更高达2．5亿吨。同时，已探明石油储量从1945年的30亿吨提高到1960年的300亿吨。[18]与之相反，美国石油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1948年美国开始从中东进口原油。鉴于中东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富饶的石油资源，美国把控制中东石油视为其全球战略中仅次于欧洲的重要目标，这势必与在中东拥有强大传统势力的英国发生矛盾。[19]
1．罗斯福—伊本·沙特体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如果说美国势力是以国际石油公司为先锋介入中东地区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美国政府开始直接插手中东事务和石油利益。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我们强烈相信，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我们国家的广大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正式把远离美国海岸一万多英里的波斯湾沙漠王国的前途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国务院的策划者们对这一声明的理解是，“至少在这些关键性地区，美国应该追寻英国控制远离其领土的战略利益的轨迹，采取更倾向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作为其战后权力的支柱。”[20]1943年2月，罗斯福总统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沙特阿拉伯，随后美国宣示了在沙特阿拉伯的切身利益，向中东派出一个由地质学家和石油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进行初步估测，当时估计该地区石油储量约为140亿桶。1944年，中东地区探明石油储量上升到160亿桶，罗斯福政府根据不断扩大的石油储量发现了中东地区的特殊战略价值，这个地区将成为美英争夺石油利益的经济战线，又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军事前沿。1944年2月18日，罗斯福直言不讳地向英国驻美大使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波斯石油是你们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我们两家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是我们的。”[21]
构筑美沙联盟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在埃及停留期间，突然提出要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要求美国驻沙特吉达领事馆安排这次会晤。2月14日，美沙两国元首在美国“昆西”号巡洋舰上正式会晤，当时昆西号巡洋舰停泊于赛德港与苏伊士运河河口之间的大苦湖上。两国首脑达成了“昆西协定”。根据协定，华盛顿将保证沙特及沙特皇室的安全，沙特则给予美国公司在沙特油田的永久性特权作为交换。基于协定，美沙之间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沙特阿拉伯的政权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一，在形势需要时，沙特将保障美国的石油供应安全，而美国则向沙特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昆西协定”标志着罗斯福—伊本·沙特联盟体系的形成。
美国最初企图在政治和经济上独占沙特阿拉伯，仿效1914年英国政府控股英波石油公司，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经营权收归国有，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制度向海外延伸，由于美国国会及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果，于是改为所谓“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负责为美国石油资本打开海湾地区的大门，并以军事力量保卫油田及其生产运输设施。最早获得沙特阿拉伯石油开采特许权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联合德士古、新泽西美孚（埃克森）和纽约标准（美孚）共同成立了阿美石油公司，依靠美国的先进科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迅速超过其他国家，黑金滚滚而来，阿美石油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最富有的石油公司。
这期间，美国政府自然卖力地履行罗斯福—伊本·沙特联盟体系的安全义务。作为罗斯福—伊本·沙特联盟体系的前奏，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沙特阿拉伯强制性地建立了军事基地。1943年12月，罗斯福派美国驻中东武装部队司令专程访问利雅得，与沙特国王就两国军事关系和军事基地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非正式协议：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沙特同意把阿美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宰赫兰的机场改建为美国空军基地；允许沙特在波斯湾港口为美国海军提供便利。美国答应向沙特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代表团训练沙特军队。1945年美国在沙特的空军基地建成，它是当时美国在海外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用机场。[22]
1946年，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单方面废除了《红线协定》，以维持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绝对垄断地位。为了安抚大西洋盟友，美国表示“愿意向欧洲保证它将获得充足的石油供应，只要欧洲继续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23]当美国在1948年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时，丧失霸权的大英帝国进一步衰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已无力在中东地区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抗衡，仅能勉强维持在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地位的现状。同时，美国在靠近阿美石油公司主要设施附近的达兰市建立了空军基地，1948年又在巴林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1951年，美国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重要产油国签订了双边防务协定，开始向这些国家大规模派驻军事力量。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进口少于欧盟，但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力量与其石油进口量呈反比关系，石油和天然气仍然像磁场一样有力地牵引着美国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该地区的战略性资源落入非西方的外部强权之手，即使“页岩气革命”降低了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保持对海湾的战略控制仍然是美国外交的重点。“海湾的安全已经要求美国将原来位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军事和监视设施重新部署到海湾其他地方以及更远的地点，以便保护海洋辖区众多地方能够获得中东石油供应的机会。”[24]现在，美国在沙特五大军事基地驻军1万人，在科威特驻军3万，卡塔尔驻军2万。整个阿拉伯半岛都被置于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之下。
至今，美国政府仍然小心谨慎地维护美沙“特殊”关系。9·11事件发生后，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是沙特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有些观察家提议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断交，但美国政府对于针对沙特阿拉伯的各项调查不予配合。为了能够在石油领域与利雅得保持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不惜容忍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战争精神”。非但如此，布什本人还与沙特阿拉伯王室成员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对于美国来说，“沙特阿拉伯仍是主要的石油和资金来源，是美国维持能源供需平衡和资金供求平衡不可缺少的。”[25]2005年，“昆西协定”到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都选择了“到期默认继续”的方式，“昆西协定”继续生效。
2．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国际经济制度的基础。该体系有三个支柱：维持支付平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公共项目贷款的世界银行；促进自由贸易的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各国货币盯住美元，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认可1934年1月美国规定的每盎司黄金35美元官价，各国政府可按此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没有任何人会对美元标准提出质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积累了数量巨大的官方黄金储备，美元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货币，美元的支持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经济，美元的背后是不受质疑的美国信用。美元从此成为世界货币，并且是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石油与美元的联姻。这个制度对于美国石油公司是极为有利的，它们利用手中的美元可以方便地投资，因此深受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的梅隆家族及其海湾石油公司的欢迎。美国石油公司利用石油与美元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1947年开始执行马歇尔计划，该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正是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向欧洲援助美元，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石油公司供应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计划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的援助资金因为欧洲购买石油而重新回到美国人手中。[26]相比美国，欧洲国家的炼油业发展不足，而美国石油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石油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经成为国际惯例。”[27]
布雷顿森林体系塑造了国际石油新秩序，而美元在这个新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美国通过美沙特殊关系，使沙特阿拉伯同意以美元作为中东石油的结算货币。1974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建了美国——沙特阿拉伯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专门用来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1975年，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主要成员国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欧佩克承诺只用美元为石油定价。[28]其他货币概不接受，包括英镑在内。此项安排，“事实上证明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29]
自1974年以来，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的制度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支柱之一。首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不再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兑换黄金义务，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货币根据国际需求，也就是国际上对一国经济的信心，浮动汇率。美元成为一种不再用黄金衡量的货币，但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没有动摇，摆脱印钞限制的美元增加了美国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手段，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升值与贬值来影响国际油价，进而影响石油输出国的收支平衡。其次，自1974年石油美元诞生以来，美联储自利的货币政策使世界各国经济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大量补贴。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各国都要储备大量美元。一国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该国中央银行所需要的美元储备就越多，从而使美元更加坚挺。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是由重要的商品，特别是石油的美元定价制度支撑的。石油美元的循环就是美国从石油输出国中获取的好处。第三，一旦某个国家打破惯例，用其他货币为其石油重新定价，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石油美元关系对它的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受到威胁，而该国政府也就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美国政府极力维护其美元定价体系，高度警惕任何国家打破石油美元定价惯例的任何企图。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使用欧元代替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有欧佩克成员国敢于违反美元定价规则，这种釜底抽薪政策动摇了美元霸权的根基，这正是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原因之一。“这显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与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之间具有清晰、明确的关系，同时也说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30]利比亚一直敦促用欧元取代美元为石油定价，伊朗、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也表示愿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欧元。“由于石油交易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核心因素，这些都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特别是美国经济实力构成重大威胁。”[31]多年来，伊朗、利比亚等国家一直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军事遏制，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将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列为所谓“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名单，指控这些国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邪恶轴心”的概念等同于所谓“无赖国家”或“流氓国家”，“瞥一眼所谓的恐怖分子避难所和敌对无赖国家分布地图，会发现它简直就是一幅世界主要能源分布地图。”[32]
3．控制伊朗石油
1951年伊朗的政治形势突变，伊朗民选政府总理摩萨台执政，坚决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要求结束英国对伊朗石油工业的垄断统治，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从1951—1953年伊朗石油国有化高潮期间，随着英伊矛盾逐步升级，美国以“调解者”身份开始插手英伊石油争端，在各种调解方案失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局共同导演了一场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选政府，恢复了巴列维的王位。
虽然代表伊朗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摩萨台被推翻，但英国已经意识到垄断伊朗石油利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趁机勒索“调解报酬”，即建立由美英法三国资本组成的国际财团，共同开发伊朗石油。美国一方面收买伊朗，宣布给予伊朗紧急经济援助。另一方向英国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石油公司收购英伊石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8月英美达成协议，规定在40年内伊朗石油工业由英美法荷四国资本组成的国际财团控制。其中，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五巨头各占40%，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占14%，法国石油公司占6%。美国在英伊争端中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分得了原来由英国独占的利益，成为这次事件的大赢家。
伊朗国际石油财团的建立，给英美中东石油霸权之争划上了句号。其结果是美国资本排挤英国资本，最终取英国霸权而代之。换言之，中东地区上升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区的过程，也就是英国势力衰退、美国势力上升的过程。1939年，美国控制的中东石油占13%，英国控制的石油占80%。1945年美国的中东石油产量占55%，英国的产量降到41%。[33]1955年，英国控制的中东石油产量所占比例缩减为34．1%，而美国资本控制的产量比例却上升为58．4%。[34]虽然英国资本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公司还控制着半数股权，在伊朗国际石油财团中控制着40%的股权，但是英国垄断资本控制一个国家全部股权的现象没有了。
4．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削弱英国石油霸权
英美在中东地区争夺石油霸权的斗争，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达到了高潮。苏伊士运河曾是大英帝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航道，随着战后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西欧经济复兴，苏伊士运河从传统的大英帝国通道变成了西方的石油“大动脉”，波斯湾石油经过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欧。对于日益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西方大国来说，这条水道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以悍然发动侵略埃及和企图推翻纳赛尔政权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此视为它趁机排挤英法势力，在波斯湾建立霸权的绝好机会。美国在运河危机初期采取“骑墙”态度，既反对英法的武力政策，又反对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是主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共管。同时，美国极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提供一项补充贷款，迫使英镑面临很大的压力；它还向英国实行非正式的石油禁运，即拒绝中东石油应急委员会实施援助计划。“石油成了华盛顿对其西方盟友加以惩罚和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35]英法以被迫同意停火和撤军。
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美国在危机处理中公然反对它的亲密盟友，造成了英美关系的重大分歧？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表面上是反殖民主义的，骨子里却在贯彻一种“经济外交”，以迫使英国势力退出中东，正如斯蒂文·弗里伯格（Steven Z．Freiberger）所说，美国的反殖民主义“被用来当作在这个地区取代英国的一副面具。”[36]杜勒斯认为，英国的中东政策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推向了苏联的怀抱，同时还给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制造了借口。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态度有利于消除中东民族主义者对西方的敌意，由美国取代英国不仅符合美国利益，而且合乎整个西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取代英法势力有利于阻止苏联向这个地区的渗透。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与苏联达成一项金额高达8 000万美元的军火贸易协定，表明“中东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共产党渗透的证据。”艾森豪威尔必须制止英法的侵略行动，以避免其破坏遏制战略和冷战政策，这就必然导致华盛顿与伦敦在1956年发生分裂。[37]此外，美国政府还担心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混合起来，演变成一场世界性危机。彼得·哈恩认为，美国50年代中期在中东的大战略实际上主要是借助反殖民主义来阻止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抗衡共产主义。[38]
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美中东关系的分水岭，英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上丧失了影响力，中东地区从此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和冲突的舞台。
60年代，英国仍然在波斯湾地区保持着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但英国基本上失去了对中东石油政治的主导权。美国则“从务实目的出发担当起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自封的对中东事务的管理责任。”[39]在英法撤军以后，美国认为其行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继续以石油短缺向英法施压有可能削弱大西洋联盟，因此美国决定恢复对欧洲的石油供应，以缓和欧洲的石油危机。为此，美国组织了对欧洲的紧急石油援助，其规模和重要性仅次于马歇尔计划。自1956年月11月起，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每天大约增加30万桶，从美国输往欧洲的石油平均每天达47．5万桶。由于缺少将石油运往欧洲的手段，美国海军重新启用了封存的舰队。在控制了中东石油资源之后，美国开始在西方发挥霸权稳定作用。
在中东地区，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向中东地区“投送武装力量”，确保中东地区安全和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安全。譬如，美国在苏伊士危机后利用自己石油公司的油轮船队以及国内并不使用的石油储备，为欧洲度过冬天提供了充足的石油。美国利用它的政治威望说服欧洲各国政府在石油分配上进行协调，从物质含义上讲，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国的霸权治理依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多种权力资源，其中包括与沙特王国的密切关系，介入中东国家国内政治的能力，对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对某些敌对国家的石油禁运，在国内保持连续生产多余石油的能力，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分配石油资源，以及政府和石油公司精诚合作，当然政府在这里经常发挥着领导作用。[40]
5．美国政府直接插手石油利益
金融资本首先是经济上的统治力量，继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力量，国家则成为少数金融寡头操纵的政治经济工具。金融资本的兴起引起阶段结、国家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造成了一个在金融寡头领导之下、在政治事务上相对统一的和等级制的经济结构相对应。[41]美国是世界上金融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而石油则是美国金融资本最集中的生产部门，美国政府与石油金融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候选人往往从石油工业得到大笔捐款，因而到“休斯顿俱乐部”对石油大亨们发表演说是总统候选人在大选期间最重要的课程，在演讲中，“补贴政策”、“进口配额”之类的政策许诺通常对美国选民最有吸引力。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石油金融资本的权力深深地嵌入美国政治结构之中。反过来，美国政府极力保护石油公司的利益，特别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中东石油利益。
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得到了洛克菲勒财团的大力资助和扶植。艾森豪威尔政府有“美孚内阁”之称，多名政要出身于洛克菲勒财团。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是洛克菲勒兄弟的辩护律师，有石油银行之称的大通银行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罗普·阿尔德里奇被任命为驻英大使，该职位后来又由美孚石油公司继承人惠特尼接任；得克萨斯州瓦格纳石油业和畜牧业集团的经理和美国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安德逊被任命为海军部部长，因为海军部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买主；总统“中东紧急委员会”主席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副董事长科尔曼；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财政金融顾问；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家族还亲自派出五兄弟之一的纳尔逊·洛克菲勒直接参加政府，作为这个财团在政治事务中主要的直接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曾任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助理和改组联邦政府特别顾问，他有权参加国家一切机密会议，并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42]
从此，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深嵌于国际石油政治之中，美国霸权也成为国际石油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历届政府都从战略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必须完全控制波斯湾地区的能源流动，不仅要保证美国不受阻碍地获得石油供应，而且还要确保美国独自掌握这一全球首要石油供应的阀门。卡特主义宣称“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关键利益的攻击，美国将以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反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43]卡特主义为美国的石油霸权作了最虚伪的注释：我们不是为了自身的经济优势而寻求这一支配地位，而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对石油的支配地位危害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安全。里根主义并不主要针对波斯湾石油，在两伊战争末期（1987—1988），里根允许科威特油轮悬挂星条旗并由美国海军舰队护航，以免受到伊朗的攻击。1991年，老布什总统告诉国会，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为美国的“根本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他特别强调伊拉克和科威特共同控制全球五分之一的探明石油储量。现在，所谓“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仍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重要任务之一。“几代人以来，美国政府的资源和影响力用来在世界范围内保证石油输送。这不仅包括军事实力，还包括政治和外交手段，例如总统、国务院，包括国务卿和高级政府官员经常性的调停。”[44]
三、能源新帝国主义
近十多年来，能源新帝国主义日益兴起，为国际能源安全增添了变数。能源新帝国主义强调以军事手段或战争来保障能源安全。其前提是，石油峰值正在逼近，为了确保西方的能源安全，它们开始鼓吹使用军事武力。面对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日益耗竭的可怕前景，“这就要求霸权国家美国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想办法来扩张对世界石油储备的控制力，以此达到提高石油产量的目的。显而易见，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对阿富汗（阿富汗是西方国家开采里海盆地石油和天然气的地缘政治门户）的入侵和占领，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美国军事活动在非洲的几内亚湾的迅速扩张——所有这些都是能源帝国主义危险新时代到来的信号。”[45]
（一）能源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石油峰值是判断世界石油耗竭的重要测度方法。近年来，西方政商学界和新闻媒体高度关注石油峰值问题，认为未来20—30年内石油峰值的到来将从根本上动摇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经济制度和现代消费方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石油峰值的政策就是实行能源新帝国主义，即最大限度地开采世界石油资源，实行能源安全的军事化，打击所谓“石油主义”国家以控制它们的石油资源。
对国际能源供应安全的悲观论者认为，未来石油供应短缺将对能源安全军事化造成压力。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er）于2005年11月16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将达到一个点，一个高峰或顶点，此后全世界范围内石油产量都将不再增长。……很简单，这个点越来越近，整个世界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能源供应问题。尤其是，全世界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我们必须学会在‘不安全’而不是长期追求的虚幻安全中生存。”[46]言外之意，峰值即将到来，而中东是供应安全的最后保障，美国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确保美国力量全面控制中东石油。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为能源新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2006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抛出所谓的石油政治第一定律（First Law of Petropolitics）。弗里德曼认为，油价和自由的步伐总是在相反方向上运动，原油均价越高，言论出版自由、选举自由与公平、司法独立性、政党独立性和法律制度就越容易受到侵蚀。根据石油政治第一定律，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平均价格越高，政府实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愿望就越低，而外交安全政策的对抗性就越高，从而导致“石油威权主义”（petro-authoritarian-ism）和“石油政治”（petropolitics）。[47]归根到底，所谓第一定律就是指，一国油气资源越多就越不民主，其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统治根基就越牢固。一方面，这个理论解释了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尼日利亚和苏丹等“石油主义”（petroist）国家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从本质来说，该理论是为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武力颠覆产油国政府以及遏制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崛起提供理论依据。
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能对一个国家产生消极的政治经济影响。通常称为“荷兰病”或“资源的诅咒”。“荷兰病”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因为荷兰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蕴藏，这些大自然恩赐的意外之财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去工业化”。“荷兰病”国家的特征是，由石油、天然气或黄金钻石等自然资源的发现而带来的现金突然涌入，导致其货币升值，致使该国制造业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进口的增加，国内工业部门被消灭。“资源的诅咒”属于同一经济现象，指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导致一国的政策决策和投资方向发生偏差，一切围绕谁控制石油开采权以及谁从中获利而运转，而不考虑制造业及其竞争、创新问题。
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论，只有石油国家或石油主义国家才受到石油政治第一定律的支配。美国、英国和挪威等国都拥有石油，但它们都不是石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发现石油以前就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实现了经济多元化，因而这些国家不受石油政治第一定律的支配。反过来说，那些拥有丰富油气资源，政治上不民主的国家就是石油国家。可见，这个概念就是为发展中的亚非拉石油出口国量身定制的。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安哥拉、乍得、埃及、赤道几内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
换言之，石油国家就是资源丰富的专制主义国家。一方面，石油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依靠石油生产，油气出口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大多数人口没有从石油经济中受益，石油财富影响了经济的平衡发展。许多石油国家经常发生内战或内乱，石油资金被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绝大多数人则陷入贫困。在中东地区，石油收入为大规模的武器交易提供了资金。例如，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系统曾是英国在该地区的最大一笔生意，在两伊战争期间，英国也为交战双方提供武器。[48]另一方面，石油国家一方面利用石油收入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以专制机器控制能源资源。石油财富在精英中分配，为反民主的镇压体制提供了经济基础，从而巩固了专制主义政权，在那些国内存在民主的国家，其民主根基也因石油财富而遭到削弱。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L．罗斯对113个国家1971—199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一国“若依赖石油或矿产品出口，往往会使其民主制度遭到削弱，这一效应不是其他类型的初级产品出口所造成的，也不限于阿拉伯半岛、中东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而且并不局限于小国。”[49]
石油国家和石油政治第一定律为美国在全球推行能源安全军事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而能源新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正好颠倒过来：如果你控制了所有国家，你就控制了所有石油。
（二）能源安全军事化
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通过市场解决，二是通过军事干预或战争手段解决，即能源安全军事化。能源安全军事化的前提是，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国际和平的条件遭到破坏，资源短缺或能源价格暴涨从根本上对世界经济形成制约，能源生产大国或生产国集团刻意控制能源资源，能源市场体系失灵，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行为体不使用战争手段解决能源安全的条件发生变化。能源安全军事化的可能选择包括：
●以军事手段直接控制能源资产。
●摧毁能源资产，防止对手利用。
●在法律上不属于主权范围的公海地区、争议不断的半岛地区（如东南亚）或在北极圈和南极洲等地，由于新能源的开发而引起的军事对抗。
●通过扶持傀儡政权间接控制能源资产。
●军事保护或武力打击能源生产和运输设施，包括油田、炼油厂、输油管线、港口设施，等等。
●对能源运输的必经之地——国际海峡实行军事控制。
●建立排他性能源贸易集团，回归1945年前存在的“帝国优惠”体系。
●向主要能源生产国提供军事装备以换取优惠市场待遇，或强制要求邻国给予优惠待遇。[50]
在国际体系中，能源安全军事化受到国际政治条件的高度制约，并非所有行为体都能随心所欲地推行能源安全军事化政策，只有国际体系中那些具有“不受约束的”国家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武力。冷战时期，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由于经济恶化而丧失了在全球范围使用武力的能力，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把本国的能源安全置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之上，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高，美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实施能源安全军事化政策，追求绝对能源安全。依附论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一针见血地说，“华盛顿把其军事实力当作一张王牌，可以用来在即将进行的资源争夺中战胜所有敌人。”[51]
历史上，对国际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相应地增加了美国进行武力干预的风险。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美国能源安全的前提条件，美国外交政策总是与取得可靠的、价格稳定的石油供应相一致。美国的能源安全报告经常提到“由于美国经济及其国际目标是与自由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情况相互交织在一起，……因而能源供应安全是一个全球性挑战。”[52]在中东石油危机的高潮阶段，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指出，美国不会听任自己被“绞死”，美国显然对进行军事干预有所考虑。当时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形势迫使美国采取行动，那么国会就应考虑夺取中东油田的可行性。[53]从卡特到奥巴马，所有美国政治精英都认为，美国力量应该完全支配波斯湾地区，以确保中东石油供应的连续性。1990年，国际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超级大国苏联的式微，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攻美守的格局，而此时伊拉克非法入侵科威特，为美国以武力在海湾地区重构霸权带来了时机，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空军对伊拉克进行了外科手术式轰炸，在迫使伊拉克撤军之后，美欧共建空中禁飞区，把萨达姆的军事力量牢牢“囚禁”于划定的范围。当时美国和西方是如此强大，可以把海湾地区的反美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后来有学者断言，美国在海湾危机前对伊拉克姑息纵容，造成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为美国兵伐伊拉克制造了合情合理的借口。[54]
新世纪以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东紧张局势以及美欧不断加强对非洲能源的控制，都是能源安全军事化的表现形式。在布什政府中，以切尼为首的“先打后说派”占有压倒性优势，他们以武力手段控制全球能源地缘心脏的企图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然，对产油国动用武力的行动往往掩饰于巧妙而虚伪的外交辞令之下，一般来说，其宣示外交从未提及美国对于能源安全军事化的阴谋策划。
武力颠覆产油国政权，培植亲美势力，是美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支配性特征。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支持该地区友好国家的政权，维持友好的政治环境，在必要时把那些试图夺回石油支配权的政权赶下台。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蕴藏仍然控制在反美的萨达姆家族手里，俄罗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石油巨头纷纷踏上巴格达的红地毯，同萨达姆政府签订石油工程合同，这使美国政府充满了挫败感。2003年，布什政府决定“武力清除对海湾地区石油自由流动的最后威胁”，[55]美国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美国设想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以伊拉克的石油取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以满足美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因为美国要想得到沙特的石油，可能需要满足其政治要求。伊拉克具有取代沙特的潜在条件，该国石油的地质储量仅次于沙特，甚至可能超过沙特。开发伊拉克石油意味着极大地削弱以沙特为核心的欧佩克卡特尔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权力。改变伊拉克的体制也是目标之一，但美国并非仅仅为改变体制而动武，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不改变伊拉克的政治体制，美国就不可能实现攫取伊拉克石油的目标。[56]
在利比亚，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上台，立即对西方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从此卡扎菲政权就成为西方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1986年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名，实施“黄金峡谷”行动，对利比亚实行了海空联合打击行动。2011年3月19日，美国发起“奥德赛黎明”行动，法美英三国军队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导致卡扎菲政权土崩瓦解。利比亚是世界第八大石油出口国，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拥有大量投资。法美英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在外交辞令上打着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质上还是为了西方国家的石油利益。
铲除异己，垄断产油国的战略资源，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惯例。在武力颠覆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之后，西方国家在世界主要产油区的眼中钉只剩下伊朗和叙利亚，由于伊朗拥有强大的自卫武力，美国暂时不敢对伊朗发动军事进攻，而是实行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政策，同伊朗、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叙利亚已成为西方能源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自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美欧不断鼓吹武力介入叙利亚危机。法美干预叙利亚问题，根本动机仍然是能源问题，即企图在叙利亚打通能源运送通道。2010年，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向叙利亚提出，希望建造一条途经叙利亚、通向地中海的油气管道，以避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结果遭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断然拒绝，因为俄罗斯是叙利亚的盟国，该管道的修建将减少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是俄欧关系的基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欧最近才意识到，原来它们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反对派其实是一群极端恐怖分子，包括基地组织的分支力量在内。根据伊朗掌握的确切情报，目前在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中，恐怖分子势力占百分之九十。[57]这不得不使美欧反思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政治危险性。
（三）全球部署军力，控制世界能源资源
控制世界能源资源，维持现存不平等的能源分配体系，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及其行动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国际上依赖对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重要能源资源及其运输途径和其他战略物资供应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美国在西方世界扮演所谓领导角色，美国的领导地位既来源于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又来自于强制追随。一方面，有些国家依赖美国的先进技术、金融投资和商品市场，因而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在经济上需要美国的援助，在安全方面仰仗美国的支持，其外交政策一贯唯美国马首是瞻。对于那些经济日益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通过全球军事布局，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及其运输通道，迫使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听命于美国霸权的号令。否则，一旦出现政治动荡或危机，这些国家将陷入供应短缺而难以自行解决。显而易见，失去对全球能源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能力将是美国霸权的恶梦。
美国政府以军事力量控制世界石油资源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和在世界经济体系里相对衰落的控制地位，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军国主义游移。相信美国仍然能够通过军事手段重塑世界，使美国越来越需要派部队到地球遥远的角落去。”[58]冷战后，美国不断向海外增派驻军，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地帝国”。据统计，2001年美国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基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规模不等的军事力量。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59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与93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允许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或临时驻军的军事协议。[59]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现役军人力量地区和国家分布》，美国至少在135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部队，占联合国成员国的70%。另据美国国务院的部分记录显示，美国有军事存在的国家和地区数目至少达到192个。[60]欧亚地区是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重点，美国在欧亚地区部署了50多万军队、间谍和其他有关人员。
早在1983年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建立了中央司令部，指挥机构设在卡塔尔的乌戴德基地。其任务是负责美国在非洲、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美军行动，管辖范围包括从非洲之角到中亚地区的25个北非、东非、中东和中亚国家。美国快速部署联合部队在海湾及其周边拥有多处据点，在所有大型油田的附近都布置了前沿阵地，在中东主要石油运输线上建立了战略据点。这些前沿部署显著地增加了待命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2002年起，美国在吉布提建立一个反恐基地，驻军1 500人，包括特种兵、海军陆战队和中央情报局。该部队与红海、印度洋上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国舰队保持密切的联系。美国在非洲苏丹——萨赫勒地区建立了一些小型基地，第二舰队经常在几内亚湾一带游弋。[61]
苏联解体后，中亚里海国家作为新开放空间融入国际体系，这使美国和西方势力得以进入“第二个波斯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演变的轨迹。通过反恐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渗透到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五角大楼在苏联国家的边境地带建立了13个军事基地，2002年初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第一个驻有美国永久军事力量的中亚国家，此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土库曼斯坦宣布“永久中立”外，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等国相继向美国军事力量开放领空，并提供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亚部署军事力量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以武力控制中亚地区的能源流向；确保中亚能源的外运管道处于五角大楼的炮口之下；向东遏制和包围中国，向北削弱俄罗斯，向西威慑伊朗。一旦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受到致命的威胁，美国随时可能打响所谓“没有领土要求”的战争。
美国通过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除俄罗斯和中国以外所有重要的石油产区，全球16处重要海上运输咽喉都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投射范围之内。1999年8月，美国能源部列出了六大“世界石油运输咽喉”，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这六大咽喉通道的石油运输总量超过了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40%，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确保五角大楼控制全部石油运输通道。目前，美国13个海军舰队控制了全球海洋，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确保所有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掌握在五角大楼的手里。
在能源运输中，管线安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油轮运输安全。可以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石油管线都处于美国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包括中哈石油管线的西端、中缅石油和天然气管线、中东地区通向地中海的石油管线、南美洲石油管线以及非洲地区的石油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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