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体系由功能体系和政治体系所构成，由于体系是在历史中运动的，因此功能体系和政治体系统一于历史体系之中。从能源角度来审视全球历史，可以发现，世界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跟社会经济生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特定能源类型及其转型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是对某一特定能源的普遍依赖，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对某个特定能源集合体的普遍依赖。一种主导性能源被另一种能源所替代，标志着世界文明向前迈进了革命性的一步。因此，能源的替代过程反映了世界能源体系的历史演变进程。
所谓能源历史体系，就是指能源体系经历的不同历史形态，反映了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近100多年里，能源历史体系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推动着世界文明的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和政治发展进程，进而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每次人类转向新的主要燃料，社会就会经历一次革命性重构。在这个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上，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更加突出。
一、能源历史体系的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能源体系都是围绕一种主导性能源而得以确立的，当主导性能源发生转换时，就标志着能源历史体系发生了革命，所以体系转型过程总是同世界能源替代周期相联系。历史上，由于能源需求不断变化，世界经历了主要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供应波动的周期性循环，最终导致世界能源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点，这就是能源周期或能源替代周期。概括地说，世界能源替代周期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一种新能源替换旧能源的时间长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对30个国家1860—1975年期间60项数据的分析结果，揭示出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即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替代速度可用接替时间来表示，接替时间是假设某种能源在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由1%增至50%所需的时间。不同国家或地区，能源替代周期是不同的。较小的地区和国家，接替时间一般较短，对于经合组织的欧洲成员国来说，一种能源占领能源市场的50%大约需要30年时间，美国需要70至80年左右，全世界大约需要100年。[43]
一个能源替代周期的结束，标志着旧能源体系的终结和新能源体系的形成。历史上，能源体系的纵向演变是以几次重要的能源转换为标志的，包括从原始能源向化石能源转换、从煤炭向石油和天然气转换以及未来从化石能源体系向新能源体系转换。每次能源转换都与社会经济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能源变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转型。[44]
三次转型中，从原始能源体系向化石能源体系的转变具有真正决定性意义。薪柴和木炭作为原始能源所提供的热能是非常有限的。从薪柴向化石能源的转型不仅标志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且产生了全球能源问题。例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与薪柴消费量降低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45]更重要的是，化石能源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命脉，尤其是石油所具有的动力优势，是任何其他能源都不能相提并论的，世界各国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依赖不断加深，石油将在本世纪完全耗竭，全球争夺石油资源的冲突与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对国际社会来说，即将到来的第三次能源体系革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第三次能源体系革命已初露端倪，全世界都将经历化石能源体系的终结，一种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新能源体系将逐渐取代化石能源体系。大规模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代表着国际能源体系演变的新方向。近年来，工业化国家逐步扩大新能源投资，新能源在世界总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增长速度超过所有类型的传统能源。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越来越扮演主导能源的角色，而第三次国际能源体系的变革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生更加深刻的变迁。
二、原始能源体系
原始能源体系是世界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体系。直到18世纪，人类还只能利用五种能源，即薪柴、木炭、畜力、水力和风力，这五种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在18世纪以前的能源体系中，薪柴无可争议地占据着首要地位。可以说，18世纪以前是薪柴文明，19世纪是煤炭文明，20世纪是石油文明。
能源历史始于人类自身的“原动力”即体力。体力依赖于食物，食物为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战胜自然的内生力量。人类利用自己体力以外的能源是从用火开始的。火为人类煮食和取暖提供了能量，是人类利用的第一个非体力能源，“地球因其居民能够点燃、控制、驯化火而显得独特。”[46]古希腊神话里有关于普罗米修斯如何为人类盗取火种的传说，中国古代文献分别记载了燧人氏、伏羲氏、黄帝和炎帝“钻燧取火，教民熟食”的事迹。火的发现、利用和保存不仅揭开了地球上能源的神秘面纱，而且为畜力、水力、风力、煤炭的原始利用创造了条件。恩格斯认为，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47]从生食到以火煮食反映了史前时期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能源革命。火还给黑暗之夜带来光明，“由于有了光，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交谈、讲故事、唱歌、创作艺术品，因此也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类文化。”[48]在长达4万年的时间里，世界主要能源是受控制的火。
在早期阶段，薪柴仅用于煮食和取暖，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驯养动物，大约公元前4000年，人类知道如何利用动物力。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利用动物可以提供七倍于人力的动力。在欧亚地区，对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动物力来自牛、马、驴、骡和骆驼，它们不仅为生产活动提供更多动力，而且成为基本运输工具，相当于工业化社会中汽车和火车扮演的角色。欧洲和东亚以役使牛马为主，伊斯兰地区的短途运输、耕种和灌溉几乎全靠骆驼，美洲印第安人唯一的运输工具是羊驼。
公元前1世纪，人类开始利用水力，12世纪开始利用风力，这些设施使人类可利用的动力提高了100倍。西方于12—13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机械革命，即水磨和风磨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利用江河力量的迫切愿望，导致水轮机在欧亚大陆全面普及。法国塞纳河、马恩河及其周围的小河流附近，有1 200多座水磨日夜不息地运转。水磨必须有水可资利用，因此最初建立在村庄附近，因而几百年来沿江河而立的村庄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磨坊（水力发动机）是比水磨更先进的机械装置，它是衡量前工业化时期欧洲能源状况的一个标准尺度。由于城市的发展打破了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以城市为中心的交换经济体系催生了大批磨坊，以便满足越来越密集的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工业革命前夕，法国拥有6万座，全欧洲约有50—60万座。风磨的出现比水磨晚得多，荷兰被称为“风车之乡”，自15世纪起，风车盛行于尼德兰。早期风车用于带动水斗，排除地面积水，晚期塔式风车用于磨面。在水上运输中，船帆可以说是人类掌握的最大动力来源之一。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船只总吨位达到337万余吨，货运量达到一千多万吨。[49]水力和风力的利用对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衡量欧洲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普遍满足人类早期能源需求方面，薪柴毫无疑问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薪柴（包括木炭）可用于做饭、取暖和工业燃料。16世纪之前，薪柴的消费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从16世纪起，城市和工业活动进一步刺激了木炭消费。1789年，法国的薪柴和木炭消费量约为2 000万吨，仅巴黎的消费量就高达200多万吨，平均每个居民消费两吨多，而当时运往巴黎的煤炭仅为薪柴和木炭总量的1／140。根据布罗代尔的匡算，1789年整个欧洲消费的薪柴和木炭应该是2亿吨。此后，随着煤炭消费的增长，薪柴和木炭的消费量逐年下降，1840年法国消费量降低为大约1 000万吨，欧洲总消费量相应降低到1亿吨左右。[50]1850年，美国90%的能源几乎都来自于薪柴。[51]从美国内战到19世纪末，被称为强盗资本主义时期（Robber Baron Era），薪柴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能源。1887年美国的煤炭消费超过薪柴。[52]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化石能源时代。
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利用薪柴和木炭取暖做饭，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薪柴和木炭至今仍然是主要能源之一。1970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90%的树木用于燃料，亚洲为65%，欧洲为25%，北美只有10%。[53]从1950—1970年期间，发达国家薪柴总产量和人均消费量都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薪柴消费出现了两种趋势：总消费量呈现增长趋势，增长了约2%以上；人均消费量呈现下降趋势，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4%，60年代下降了4%。从全球来说，薪柴消费每年稳定增长约1%。[54]
薪柴作为主要能源在世界各国的重要性有所不同。世界最大木炭生产国都是森林资源储量丰富以及工业发展需要以木炭为燃料的国家，巴西、马来西亚、阿根廷和法国是世界木炭生产大国。日本的木炭产量随着经济发展而显著下降，1950年木炭年产量200万吨，1968年降为36万吨。在日本，木炭是家庭取暖和烹饪的主要燃料，直到日本经济强劲增长，拥有了进口能源的支付能力为止。⑥非洲是世界木炭主要产地。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和加纳的木炭主要用于国内消费，索马里和肯尼亚用于对外出口。泰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是亚洲地区的主要木炭出口国，德国、瑞典和英国是欧洲地区的木炭出口国。
原始能源体系的地理范围仅仅是个人所及的空间范围。原始能源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源及其地理分布几乎在视野之内，运输距离一般不会超过二三十公里，因为薪柴几乎俯拾即是，远距离搬运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劳民伤财。在相当长时期内，个体仅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消费量，因而原始能源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都是最小化的，分配体系主要表现为家庭分配和部落分配。以欧洲为例，在传统社会阶段，法国和德国人口密集的村庄，大片土地被开垦成为良田，而良田四周则被森林所包围，因为村民需要森林提供薪柴作为基本能源，这就形成了西欧村庄的基本特色。森林的消失将对这些农业社会带来毁灭性影响，就像农田消失带来的影响一样，意味着农民将遭遇严重的能源危机。
大约从中世纪起，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城市中心的兴起，能源经济的地理范围开始扩大，利用河道或海洋远距离运输薪柴和木炭，成为重要的商业活动。这样就出现了原始能源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能源生产体系的特点是简单组织起来的专业化生产，即某些个体或群体专门从事能源生产活动，城市或城市群构成了消费中心，从而出现了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城乡分工，城市居民不能生产能源，在城市周边出现了专门为城市供给能源的个体生产者。能源生产者以采伐和销售薪柴或者建造风车和水车来赚钱谋生。在森林资源丰富地区的农民组织伐木队，砍伐的树木运往城市，出售给消费者，这样就出现了能源经济的雏形，即以“伐木——仓储——销售”为结构的简单产业链。14世纪时，已有大批木排沿波兰各河流到达波罗的海。1549年，法国人从莫尔旺河沿居尔河和荣纳河顺流“漂送薪柴”，后来又从洛林和巴鲁瓦沿马恩河及其支流进行漂送。自16世纪开始，木炭从桑城和奥脱森运往巴黎，两个世纪后，塞纳河、马恩河和卢瓦尔河上已经布满了运载木炭的船只。不仅如此，随着城市消费中心的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和非洲之间，出现了早期的国际能源贸易。“‘黑帆船’把木炭从科西嘉角运往热那亚；伊斯特拉和克瓦内尔的船只每年冬季向威尼斯运送薪柴，小亚细亚负责供应塞浦路斯和埃及，帆船后面有时还拖一根漂浮的树干。甚至划桨船也向埃及运送木炭，那里的燃料匮乏达到了危机的程度。”[55]
能源经济的兴起必然会引起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首先是产权问题，即谁拥有森林，伐木者和产权所有人之间具有怎样的经济关系？其次是法律问题，即如何解决能源产业链中间发生的各种纠纷，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应该如何加以解决。第三是收益成本问题。能源生产活动一定是从城市周边地区向远处扩展。显而易见，能源生产成本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伐木者必须考虑采伐成本和运费问题，但是价格最终是由消费市场上能源的紧缺程度决定的。最后是森林资源的保护问题。据推算，早期城市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消费半吨薪柴，农村地区薪柴消费量更大，随着各国人口增长，特别是金属冶炼工业的发展，森林资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大面积森林消失导致城市出现严重的能源供应紧缺，这种状况必然使人们意识到能源供应与消费之间的鸿沟给社会生活造成的威胁与影响，这就出现了初级的能源危机意识。1573年法国国王发布敕令，制订森林保护法规。柯尔贝尔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如对森林实行分片砍伐。英国国王禁止砍伐皇家森林。当然，多数城市没有发生能源危机，因为城市是从可通航的河岸或海滨成长起来的，附近可提供大量薪柴，一般城市的人口仍然有限，可以确保城市周边薪柴能源生产的周期性循环，大约每隔二十年左右，原来被砍伐过的森林可以重新恢复其薪柴生产的角色。
历史上，每次能源转换都是由能源危机和技术创新推动的。在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面临过一次严重的能源短缺。农业革命耗尽了主要能源——薪柴。首先，不断增长的人口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需要开荒毁林以种植粮食，二是新增人口扩大了能源消费，从而使森林面积锐减。其次，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如制铁、玻璃、印染、制酒、石灰、制盐和砖瓦等，加快了能源的耗竭。制铁业是典型的燃料密集型产业，每冶炼20磅的金属需要1吨薪柴。一家炼铁厂年均消耗400多平方英里的森林，尽管薪柴具有可再生性，但再生周期长达20—30年，根本不足以拯救能源危机。以英国为例，英国工业比较发达，森林资源却相当有限。13世纪时，英国薪柴短缺特别严重。政府被迫下令关闭金属冶炼厂，禁止砍伐皇家森林。直到14世纪黑死病蔓延，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能源危机才得以缓解。15世纪时，人口恢复再次导致能源紧缺，薪柴一度成为奢侈品，只有富人消费得起。随着城市和海军的扩张，森林以可怕的速度减少，154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林木保护法》，随之而来的“木荒”导致了薪柴价格的急剧上涨。[56]
正是因为薪柴日益短缺，才促使一些国家从薪柴能源向煤炭能源转型，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煤炭地位的真正上升，当然是由于森林采伐的危机。伊丽莎白时代，柴火的价格已经几倍于煤炭，而木炭的价格则更高。17世纪，英国人口增长，工业和贸易日益发达，薪柴和木炭的价格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普通商品。燃料匮乏是英法早期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制约因素。1717年威尔士地区建立了一座高炉，由于缺乏足量的薪柴能源，点火时间拖了4年之久。一个中等规模的炼铁厂需要消耗2 000公顷的薪柴。法国的能源紧缺尤为严重，一座高炉消耗的薪柴燃料相当于马恩河畔整个沙隆城全年的消费量。[57]随着18世纪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西欧普遍出现了薪柴能源危机。由于薪柴紧缺，一个高炉平均每生产一年就要停产两年，直到发生了煤炭革命。因此，能源体系转型的最重要原因是迅速崛起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炼钢和运输业的飞速发展。[58]
随着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原始能源体系逐步为化石能源体系所取代，在19世纪后半叶煤炭推动着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一个崭新的能源时代。煤炭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商业能源，相比薪柴，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包括：供应可靠，早期工业化国家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燃烧时间长，能量密度高；容易运输和储存，可以迅速地经陆路和水路运往消费地。当然，煤炭在利用时会产生有毒排放物和烟尘，工业革命以来，伦敦到处都是被煤烟熏黑的火炉和烟筒。英国依靠煤炭成为19世纪的“世界工厂”，伦敦因为煤炭而成为举世闻名的“雾都”。
虽然世界早已进入化石能源时代，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新能源的组合利用成为当代能源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薪柴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薪柴能源犹如养育人类文明的“乳汁”，使世界历史从原始野蛮走向了文明，并且在当代仍然为那些农耕文明提供着生存的保障，迄今为止“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严重依靠薪柴作为基本能源。”[59]从某种意义来说，薪柴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能完全被淘汰的，尤其是在化石能源即将耗竭的图景下，薪柴仍是世界能源集合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化石能源体系
从经济上来看，煤炭替代薪柴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煤炭曾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海因伯格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洲是值得详细讨论的地区，因为19世纪欧洲引领世界煤炭生产，迎来了工业革命——这改变了欧洲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命运。如果不是欧洲使用易燃的黑色石头，现代历史会呈现另外一幅画面。”[60]煤炭相比薪柴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地球上煤炭蕴藏量巨大，价格相对低廉；其次，煤炭的能源密度高，且能量易于释放；第三，煤炭在地理上集中，便于大规模开采，同时易于运输和储存。随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煤炭产业。迄今为止，化石能源体系延续了120多年，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即煤炭时代和油气时代。
（一）煤炭能源体系
中国利用煤炭的历史超过四千年，主要用于城市家庭取暖和手工作坊的动力。公元9世纪，英格兰修道士最早用烧煤来取暖。后来，酿酒和制铁开始用煤炭。14世纪，英格兰出现煤炭贸易。欧洲自11世纪开始采煤，主要集中于英格兰的纽卡斯尔、比利时的列日和法国的萨尔三大地区。其中，列日煤田和纽卡斯尔煤田在经济上取得了回报，而纽卡斯尔对世界煤炭工业产生的影响最大。17世纪时，煤炭在满足西欧国家的能源需求方面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采掘井中的积水问题。1800年纽卡斯尔的煤炭产量达到200万吨左右，18世纪为了将煤炭从矿井运出去，第一次铺设了铁轨。“煤的革命使产量很大的一系列工业都能用煤作燃料，从而推动英国于1600年向现代化方向迈进。”[61]18世纪末以前，煤炭在某些次要工业部门（如制铁业）已经取代木炭成为主要能源。19世纪末，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体系彻底取代了以薪柴为主的原始能源体系，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把能源动力提高了10万倍。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煤炭迅速取代木炭成为最重要的工业燃料，不仅为家庭供暖，而且为蒸汽驱动的火车和轮船提供动力，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欧国家，1850年英国人均消费3吨煤炭。但是，在这个时期，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消费所占比例仍然很低，1850年化石燃料仅占世界能源的5%，人造及动物能源则占90%。[62]
从原始能源体系向化石能源体系的转型完成于1890—1965年期间，这期间煤炭真正扮演了世界主导能源的角色。1890年煤炭提供的能源占全部能源的50%，煤炭以外的能源消费仍然是以薪柴为补充。当时，迅速工业化的英国烧掉了大部分薪柴，只能完全依靠煤炭。数十万英国人依靠煤炭取暖和做饭，拥有60多万人口的伦敦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每天消耗1 000吨煤炭，而且需求逐年增长。1712年英国煤炭产量约300万吨，1750年产量将近600万吨，18世纪末达到1 000万吨。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煤炭王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能源经济国家。
1900年全球煤炭产量达到10亿吨，美国的煤炭产量首次超过英国。[63]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原始能源的束缚。在欧洲和北美，煤炭已经成为任何人、任何行业或者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能源，煤炭作为工业世界的主导能源，支撑着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巨额财富，提供了可观的就业机会。煤炭创造了一种新经济秩序，一个由生产者、消费者和销售网络连接起来的庞大经济体系，这个新经济体系以煤炭供求关系为基础，反映了由财团、金融机构以及保护投资的制度设计为主的政治关系。煤炭消费逐渐孕育了一种现代政治意识，人们已经意识到能源在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生活方式和国际强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煤炭不是与其他商品同列，而是位于所有商品之上。它是国家实实在在的能量资源，是万能的助手，是我们做一切事物的决定因素。”[64]
20世纪初是煤炭时代的鼎盛时期。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业化的迅速扩张推动了煤炭消费的增长。191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到历史顶峰，煤炭在美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比例提高到70%，采煤业最高峰时雇用工人达7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煤炭占美国能源总消费量的73%。[65]1918年，美国煤炭产业的稳定增长时代结束。尽管此后美国仍然大量利用煤炭，但是整个经济日益向石油和天然气消费转型，煤炭产业开始了长期的衰落过程。美国煤炭能源的衰落是由于市场的一系列重要转型引起的，例如：在煤炭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铁路公司开始使用柴油燃料，轮船公司也是如此；钢铁产业由于生产率提高也极大地降低了煤炭消费；随着消费者纷纷采购以汽油或天然气为燃料的新式火炉和壁炉，原来燃烧煤炭的各种炉具、灶具遭到淘汰，导致煤炭的商业消费量和居民消费量进一步下降。在这个阶段，只有发电站对煤炭的消费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大约在朝鲜战争后美国煤炭发电市场开始快速增长，对于整个煤炭产业来说显然太迟了，煤炭在能源市场的原有地位已不可能恢复。[66]
战后欧洲经济复兴标志着煤炭在欧洲能源体系中支配性地位的终结。煤炭在欧洲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煤炭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保障因素。尽管石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早已超过煤炭，但军方对进口石油的稳定性颇有顾虑，担心石油供给被长期切断，一直反对关闭煤炭工业，因此西欧国家维持一个不经济的煤炭产业，纯粹是为了军事安全起见。二是西欧国家普遍实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大约有100万产业工人。煤炭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一种社会保险。“各国政府对煤炭实行补贴政策，对与之竞争的石油产业却采取征税政策。”[67]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煤炭产量不断下滑，直至整个煤炭产业走向全面关闭的命运。从1960年的4．5亿吨降到1970年的3．75亿吨，10年内产量降低30%。此后煤炭产量继续下降。③
相应地，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在欧洲能源消费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70年初荷兰和比利时完全关闭了煤炭工业，整个消费市场的偏好转向天然气。法国能源政策的重心转向核能，煤炭工业几乎全面关停。在英国，大量煤矿被强制关闭，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冲突，煤矿工人联盟力争煤炭产业对外开放。撒切尔政府成功地劝服了工会，最终关闭了煤炭生产，现在英国只有6个深矿井在运营之中，在后撒切尔时期，英国准备启动一些露天煤矿，但争议很大。德国煤炭工业存续时间稍长，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来自土耳其，他们没有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条件。德国的煤炭产量在1958年达到峰值，1980年仍有33．9万煤矿工人，现在只剩下7．5万人。[68]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西欧国家相继关闭了煤矿，但煤炭仍然是欧洲最重要的能源之一。英国三分之一的电力仍然是来自煤炭燃料，一半以上的煤炭是从南非、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美国进口的。[69]随着欧洲国家的能源消费从煤炭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的转型，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1965年石油在全球能源总消费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煤炭，煤炭作为世界主导能源的时代宣告结束。
西方国家煤炭能源体系的结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煤炭产业发展史表明，煤炭产业在地理上具有分散布局的特点，既不能实行高度集中和纵向一体化，又不能横向兼并形成垄断格局。随着欧洲煤矿采掘深度的增加，煤炭产业的不经济效应日益严重。
第二，煤炭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煤炭企业通常规模比较小，劳动力密集，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往往占到经营成本的一半以上，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只能依赖本地资源，整个产业呈分散割据状态，既缺乏垂直一体化的动力，又难以实行横向联合。相反，石油工业是高技术产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使它成为天然垄断性产业，因为投资成本、运输和分配设施的建设成本均如此之高，以致竞争被认为是浪费资源。这样，石油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就远远超过煤炭企业，并且从来不受地域的限制，实际上石油产业天生就是一个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业。
第三，煤炭工业的成本结构和市场关系使其难以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煤炭工业可以对需求增长做出迅速反应，但在需求减少时却难以降低产量。煤炭工业的历史就是一部繁荣与破产周期性循环的历史，其结果往往是破产、失业、矿井废弃和城市破败。
第四，煤炭产业不仅是一个夕阳产业，而且还被公认为是一个病态产业。煤炭产业因危险、肮脏和高污染而遭人诟病，一线采掘工人面临黑肺病的威胁，死亡率和重伤率均高于其他行业。煤炭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清洁的能源，煤炭生产和利用往往导致严重的环境损失。采矿或发电所排放的有毒废弃物污染空气和地下水，利用越多，环境治理的成本越大。
总体上，煤炭时代之所以终结，是因为石油拥有更大的优势，不仅燃烧效率高，而且比较干净，易于处理和储存，燃烧时废弃物较少。石油相比煤炭明显具有成本优势，从石油提炼的燃油更加便宜。石油产业具有高效、可靠和创新等特点，激烈竞争导致该产业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石油还为能源密集型工业提供了竞争优势，从而给石油消费国带来整体竞争力的有利地位。因此，当石油在西方国家的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逐步升高之后，煤炭的劣势更加凸显出来。面对来自中东、北非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洪流，煤炭失去了能源之王的宝座。
当然，煤炭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退出了历史舞台。煤炭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利用的重要能源，煤炭发电量占全球发电总量的40%，在许多国家煤炭甚至仍然占据着支柱地位。由于煤炭的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巨大，当油气资源耗尽时，世界可能重回煤炭时代，直到新技术革命取得成功，新能源体系完全取代化石能源体系为止。
煤炭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济上说，西方经济加速转型，机器大工业使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从政治上说，煤炭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成为西方崛起、东方衰落的重要分水岭，以煤炭为动力的西方国家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从而为西方强权政治奠定了基础，进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格局。
（二）油气能源体系
“石油”（Petroleum）的最初含义是指“石头里的油”，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petros（岩石）和elaion（油），在《旧约全书》中已被提及。石油有时候从地表渗出，因此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就已发现并利用石油，主要用于医药、照明及其他目的。中东和美洲地区的先民都曾利用从地表自然渗出的石油。在阿塞拜疆濒临里海的阿普歇仑半岛，地下溢出的气苗永不停息地燃烧，被称为“圣火之柱”，这里一直是拜火教的圣地。从公元9世纪起，巴库地区就有人挖掘石油，用来治病和燃烧。公元16世纪，巴库的原始石油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编成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易经》中有“泽中有火”、“上火下泽”的记载。“泽中有火”是指油气苗自湖泊水面溢出并被自然力（如雷击等）点燃的现象，这是我国发现石油的最早文献记录。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到“高奴县（陕西延安一带）有洧水可燃”，第一次明确记载了石油的发现地点。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最早记录了石油的采集和利用。但是，这些学者使用的名称不一，如石漆、石脂水、火油、猛火油等，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统称为“石油”，沿用至今。沈括还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成功地预测了世界石油的未来潜力，为世所罕见。
古代居民对石油的利用是非常有限的，直到19世纪中期，石油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并发挥出这种自然资源的真正潜力。1848年，阿塞拜疆的巴库打出了第一口近代油井，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把这一年作为其石油工业的开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文献则把“德雷克油井”作为现代石油工业的开端。1859年，纽约塞内卡石油公司雇用德雷克“上校”到美国宾夕法尼亚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钻探石油，因为该地早就传说蕴藏着石油，那里有一条小溪被称为“油溪”。德雷克原是一位列车长，从未在军队服役，当然更谈不上军功，他的雇主给他封了个“上校”头衔，因为这样德雷克就可以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德雷克钻井深度达到20米左右时出现了石油，日产石油10桶左右。德雷克油井的产量很快就超过了整个罗马尼亚的产量，而那时候罗马尼亚是欧洲石油的主要来源。[70]德雷克油井不仅生产石油，而且伴生天然气，当时石油公司建造了一根直径5厘米、长9千米的天然气管道，把天然气输送到泰特斯维尔小镇。这条管道的建设证明，天然气是可以安全运输的，并且具有使用价值。“大多数人认为，这口矿井不但是美国石油工业的起点，而且也是美国天然气工业的起点。”[71]
促使德雷克钻探石油的背景是美国和欧洲面临日益严重的照明燃料匮乏。19世纪中期，波士顿和纽约这些大城市对于照明的需求导致了燃气照明的发展。当时，城市照明主要使用城镇边缘煤气厂燃烧煤炭时产生的煤气。在没有煤气的地方，一般用鲸油作为清洁有效的照明燃料。开始在美国东北地区，之后有夏威夷和美国西北地区，那里的捕鲸舰队主要寻找富含高脂肪的抹香鲸，然而随着鲸鱼数量的持续减少，以及不断上涨的价格，人们便开始寻找更廉价的照明燃料。最终，德雷克史无前例地取得了成功，从此揭开了全球“黑色淘金热”的序幕，自此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就没有停止过对这种黑金的钻探活动。
石油最初仅用于提炼煤油以供照明。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很快将加工提炼的煤油推向了市场。1860年，美国已有75口油井。南北战争前夕，钻井公司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自喷井，日产量高达3 000桶。此后，美国石油产量迅速增加，从1860年的45万桶提高到1862年的300万桶。南北战争前，美国第一家炼油厂投产，西半球的石油首次从费城运往伦敦，揭开了国际石油贸易的序幕。南北战争结束时，世界上第一根5英里长的输油管道铺设成功，每天输送石油800桶。1874年美国石油年产量已经超过1 000万桶，到19世纪80年代初，石油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商品，仅次于棉花、谷物面粉和日用品。[72]大量石油发现于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凭借丰富的石油蕴藏和不断扩大的产油能力，美国迅速确立了在全球石油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继美国之后，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产油国，也是欧洲大陆第一个产油国。俄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有赖于诺贝尔家族的推动。诺贝尔家族于1873年进入俄国石油行业，迅速创造了高加索版的宾夕法尼亚奇迹。1878年，诺贝尔公司在瑞典定制的第一条散装油轮“索洛阿斯特号”在巴库组装完成，在里海投入运行，开创了油轮运输的先河。1883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修建的巴库——巴统铁路通车，为俄国石油进入西欧市场打开了通道。为了将石油从巴统运往远东市场，1892年马库斯·塞缪尔设计了一种新型油轮，使俄国石油得以通过苏伊士运河输往远东地区。随着巴库石油滚滚流入欧亚市场，形成了美俄两强竞争的格局。1873年以前，沙皇俄国的国内煤油市场已被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垄断，1879—1888年期间，俄国石油产量增长了10倍，相当于美国产量的45%，此后俄国石油产量继续增长，1900年全球石油日产量接近43万桶，俄国约占20万桶，美国为16．5万桶。[73]美俄石油在世界市场上激烈竞争，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霸权第一次遭受挑战。
19世纪末，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陆续发现石油蕴藏，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产油国。1890年，荷兰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发现石油，两年后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岛东部开始生产石油。该地区成为19世纪世界石油生产的第三根支柱。此后，马库斯·塞缪尔家族的壳牌公司加入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形成了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该公司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跨国石油公司之一。
墨西哥是世界上第四个石油生产国。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世界石油消费量的四分之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真正挑战美国的石油霸主地位。1914年美国产油2．66亿桶，占世界总产量的65%。1917年产量增至3．35亿桶，占世界总产量的67%。[74]其中，四分之一出口世界市场，大多输往欧洲。直到50年代，全世界仍然只有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石油工业，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黑金帝国。
20世纪是石油工业全球扩张的世纪。在稳定市场供求方面，石油业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1910年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能源已经占到美国能源需求的20%。随着美国在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加利福尼亚相继发现大型油田，石油不仅产量迅猛增长，而且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已开始大规模利用石油供暖和发电，尤其是在火车、轮船、汽车和飞机等交通运输部门，石油以不可阻挡之势征服了煤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石油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打败了煤炭，最终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能源。1946年欧洲消费石油的77%来自于西半球，1951年估计80%的石油来自于中东地区。1947年美国石油消费量超过国内产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样，以中东为重心的新石油秩序建立起来了，并且至今仍未发生任何动摇。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的石油总产量扶摇直上，从1950年170万桶／日增长到1970年1 330万桶／日，再到1973年的2 050万桶／日。全球探明石油储量则从1948年的近700亿桶剧增到1973年的6 670亿桶，寿命指数从20．5年延长到32．7年，超过一半的数量集中在中东地区，即3 550亿桶。[75]
随着欧洲的强势复兴，西方世界在经济和军事上更加依赖石油。1947年，战后欧洲第一次发生能源危机，这次危机实际上是因煤炭严重短缺而造成的，英国政府开始鼓励以石油代替煤炭。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从整体上推动了欧洲经济的转型，即从以煤炭为动力的经济转向以石油为动力的经济。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到1973年石油危机是石油迅速扩张的黄金年代，这期间石油工业增长了9倍，平均年增长10%。世界石油消费从1950年的1 100万桶／日增长到1970年的5 700万桶／日。[76]这个阶段完成了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能源替代过程。1950年煤炭仍然在能源领域占统治地位，大约满足了世界能源需求的65%，1965年石油和天然气占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70%。石油取代煤炭，成为能源之王。[77]
从价格来看，自1958年起石油已成为比煤炭更便宜的工业燃料，1960年法国政府调整和收缩国内煤炭工业，开始大规模使用石油。当石油比煤炭便宜时，德国也开始使用石油。美国之外新建炼油设施200个，新造大型油轮1 750艘。全球航空业飞速发展，空中旅行代替了海轮及其他远距离交通工具。与之相对应，煤炭消费以惊人的速度缩减，1955年煤炭占西欧全部能耗的75%，石油仅占23%，然而到1972年，煤炭和石油的地位颠倒过来，石油在西欧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上升到60%，煤炭则降低至22%。[78]从此，煤炭失去了自1700年以来在欧洲能源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石油取而代之。
在石油时代，多数情况下与石油共生的另一种优质能源——天然气的利用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天然气所拥有的优势甚至是煤炭和石油都无法比拟的。首先，天然气含热量高，比石油和煤炭更清洁，在利用过程中碳排放较少，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明显低于煤炭和石油。其次，天然气易于从地层抽取，可以通过管道方便地远距离输送，并且运输成本相比石油更加低廉。第三，天然气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一般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其天然气储量也较为丰富，特别是在俄罗斯、波斯湾、北非、中亚里海和南北美洲，天然气蕴藏量极其丰富。东欧、西欧和东亚地区则相对匮乏。
天然气需要液化后才能利用油轮运输，因而需要额外的投资。通常情况下，这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由于早期缺乏捕获和储存技术，天然气这种清洁能源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大多数油气田，反而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一般都是在井口燃烧或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后来，位于油气田附近的少数城市开始修建输气管道，利用天然气提供照明或烹饪，但多数城市居民仍然偏好煤气。直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管道技术和金属工艺取得进步，使得建造远距离输气管道成为可能，才导致天然气需求量猛增。同时，当能源价格上涨时，天然气的优势开始显现，因为价格上涨使天然气运输在经济上更加有利可图。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就超过了煤炭，70年代成为国内生产的最重要能源，产量甚至超过石油，1984年美国天然气产量相当于国内能源总产量的26%。[79]
油气之所以取代煤炭，除了煤炭是天生的病态产业之外，还可以归结于油气的流动性特点。在煤炭时代，资本和劳动力是流动的，而能源基本上是不流动的（基本上没有国际贸易）。在油气时代，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能源在全球范围流动，油气可以通过管道进行远距离输送，也可借助超级油轮漂洋过海，比起煤炭的运输来说容易得多，油气资源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是，“更富于流动性并不意味着石油的政治性减少了，相反倒意味着石油政治具国际性了。”[80]
石油和天然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带来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石油，不仅是世界经济的支柱，而且是唯一的全球化能源，推动着现代经济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关系。其他商业性能源（煤炭、核能和新能源等），在某些国家的能源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仅仅因为这些国家所特有的资源秉赋或技术优势。
从国际关系来说，正是石油使能源问题成为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虽然煤炭在供热和发电市场上仍保持着巨大的份额，但是却永远达不到石油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的重要程度，也绝对达不到像石油那样的世界第一地缘政治明星的地位。若想成为世界强国，一个国家就必须或是拥有石油，或是有钱去购买石油。”[81]20世纪初，石油就成为战略性资源，在国家战略和国际外交上已经取代了煤炭的地位。1912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海军舰队的燃料，这是石油成为战略性资源的开端。这个决定对大英帝国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伦敦日益依赖于伊朗的石油而不是英国国内的煤炭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提供协约国石油需求的80%。战争结果表明，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石油战胜了煤炭，石油第一次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
石油改变了战争的逻辑，扩大了战争规模，拓展了攻击纵深，提高了军事机动性，增强了作战火力。正是石油使战场空间范围从陆地延伸到海洋和天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石油资源成为交战国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也是许多作战行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82]战争初期德国对法俄等国发动闪电战，如果没有石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1942年英军严密封锁北非德军的油料供应线，造成德军数百辆坦克断油，因不能机动而被歼。1986年英国特混舰队远赴万里之外的南大西洋作战，取得马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石油生产、运输设施成为现代战争的重点打击目标。1980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伊朗炼油厂炸毁，伊朗石油日产量由战前600万桶锐减到50万桶，而伊拉克的八个炼油中心同样遭到伊朗的沉重打击，日产量由350万桶减少到100万桶。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在石油设施上的损失高达百亿美元。
当代国际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体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大国关系仍不稳定，美国凭借其军事霸权仍牢牢控制着世界主要石油资源。为了保持工业优势、科技优势和高消费生活方式，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竭力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综合性手段，控制世界能源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运输结构和分配结构。相应地，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石油消费呈现持续增长势头，围绕石油安全的较量与斗争更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石油政治就是高级政治，石油经济就是高级经济。
四、新能源体系
2003年以来，全球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主要消费国都意识到传统能源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际能源体系开始进入转型阶段。转型中的能源体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大多数发达国家油气资源贫乏，导致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石油供需缺口扩大。2006—2015年将需要增加3 750万桶／日的总产能，包括需要用于补上自然递减的部分。[83]尽管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全球石油的总需求下降，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在后危机时代，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能源消费仍将长期增长，传统能源的供需压力还会重现。第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能源依存度不断攀升，其经济安全日益受到能源供应安全的制约，大力发展新能源有利于缓解外部资源的约束。第三，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能源结构调整提出了长远的要求。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是推动当代能源体系转变的首要因素。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19世纪80年代，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290 ppm（parts per million），1977年已经陡升至330 ppm。据估计，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能源消费模式，那么2050年这个数字还将翻一番。[84]全世界担心日益增加的二氧化碳浓度引发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地球温度升高2摄氏度，并造成长期的生态灾难。国际社会必须迅速采取合作行动，共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这就使我们转向无污染可持续的新能源体系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除军事用途外，石油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根据“赫伯特曲线”（Hubbert’s curve），到2030年，大约相当于石油在能源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60年左右，石油将只是世界能源消费的小部分，天然气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85]全球能源消费结构表明，另一个持续60至100年时间的转型实际上已经开始。
当然，世界向新能源体系的转型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是因为人类找不到像化石能源那样依靠简单技术就可以开采和处理的能源，而新能源是以科技革命为前提的，需要政策导向和巨额投资。二是向新能源的转型是一个主动的集体行动，在早期的能源体系转型中，不存在社会的集体选择。各国不仅缺乏认识这种转型过程的公共机制，而且没有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这种转型。现在，强烈的能源危机感、严重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挑战等，通过媒体宣传和政策辩论，已经深深植入国际社会的集体意识之中。各国都采取了应对措施，并不断探索技术可行性，从而形成了向新能源体系转型的公共意识和行动方案。
但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前景并不明朗。未来国际能源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多种能源综合利用的混合体系，各国依据其特定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选择一种或多种能源作为其主导能源，因此国际能源体系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例如，巴西主要依靠乙醇（太阳能体系），法国和日本主要依靠核能，中国依靠煤炭、水电和石油，美国依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体系对社会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随着这种混合能源体系的形成，国际联系和相互依赖将会减少。
在石油和天然气耗竭之前，必须找到确保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能源。可能性包括：（1）重新回到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目前，煤炭是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主要用于发电厂和合成燃料工业。煤炭仍是许多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中美两个最大能源消费国至今还在大量消费煤炭。2007年中国新增发电量几乎全部来自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201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0%。美国现在的煤炭消费量比1910年时还高，虽然煤炭在美国总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很低。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煤炭消费国，煤炭在印度商业能源消费中占三分之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几乎不需要改变当前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私人小汽车和居民供热。现在，煤炭工业日益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为高度集中的资本提供较高的回报，这样就可以吸引投资。对于某些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项目，如煤炭的液化处理，政府往往提供资本或给予政策扶持，以减少私人投资者的风险。（2）大力发展核能。既可通过运用当代核裂变技术，包括增殖反应堆，又可通过潜在的核聚变技术发电。以核电为支配性能源的国际体系是可怕的，因为核能发电需要获得大量的铀原料，而全球铀矿储量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毫无疑问争夺铀原料控制权的斗争将日益激烈，况且铀原料是比石油更加敏感的战略性资源，它既可以和平利用，又可用于制造置敌于死地的“绝对武器”——原子弹和氢弹，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大国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核事故也为以核能为主导的绿色能源前景投下了阴影，最近几年核能在全世界开始复兴，但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各国在核能政策上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有些国家已经宣布了对核能的零容忍政策，德国计划在未来全面禁止核能发电，意大利早已确定了非核方针。废核问题在欧洲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分歧，如德法之间就在发展核能政策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制定了大力发展核电的政策，以改善其岌岌可危的能源安全现状，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显然收紧了核能政策的“缰绳”。（3）发展可再生能源。各种各样的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是不同形态的太阳能。包括薪柴、水电以及直接收集太阳能。发展可再生能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些能源的利用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永久性地解决能源问题。在可再生能源体系下，社会生活方式具有分散化的特点，相互依赖和国际联系相应减少，这就消除了引起国际冲突的一个重大因素，从而有利于缓和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
总起来说，能源历史体系的演变进程具有线性和回归的双重特点。所谓线性发展，就是说，人类利用能源的类型与能效总是随着技术进步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所谓回归，就是说人类早期利用的能源具有永不耗竭的特点，未来人类还是要回到可再生能源体系之中。
【注释】
[1]［英］苏姗·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2]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6．www．bp．com．
[3]Ener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 a New Producer-consumer Framework，edited by Andreas Wenger，Robert W．Orttung and Jeronim Perovi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15．
[4]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6．www．bp．com．
[5]Peter C．Glover and Michael J．Economides，Energy and Climate Wars：How na
ve politicians，green ideologues，and media elites are undermining the truth about energy and climate，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0，p．5．
[6]Surya Narain Yadav，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New Delhi：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10，p．1．
[7]Howard Geller，Energy Revolution：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3，p．14．
[8]Peter C．Glover and Michael J．Economides，Energy and Climate Wars：How na
ve politicians，green ideologues，and media elites are undermining the truth about energy and climate，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0，p．5．
[9]郑羽、庞昌伟：《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10]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4．
[11]British Petroleum，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16，http：／／www．bp．com．
[12]陈岳、许勤华编著：《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报告》，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13]Ener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 a New Producer-consumer Framework，edited by Andreas Wenger，Robert W．Orttung and Jeronim Perovi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
[14]［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5页。
[15]［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16]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6．
[17]［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8]［美］保罗·罗伯茨：《石油恐慌》，吴文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9]［英］瓦西利斯·福斯卡斯、［英］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薛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20]Bernard Mommer，Global Oil and the Nation State，Oxford：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8．
[21]［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赵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22]Bernard Mommer，Global Oil and the Nation State，Oxford：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0．
[23]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7．
[24]［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41—142页。
[25]Bernard Mommer，Global Oil and the Nation State，Oxford：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1．
[26]④ F．William Engdahl，A Century of War：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Dr．Bttiger Verlags-Gmb H（publisher）．1993，p．87．
[27]［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下），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28]同上书，第120页。
[29]同上书，第73页。
[30]Edward N．Krapels，The Commanding Heights：International Oil in a Changed World，Interna-tional Affairs，No．1，1993．
[31]Rober W．Cox，Labor and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3，1977．
[32]Ali M．Jaidah，An Appraisal of OPEC Oil Policies，London＆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18．
[33]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164．
[34]② 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16．
[35]EIA，Non-OPEC Face Share，Country Analysis Briefs，June 2005，www．eia．doe．gov／emeu／cabs／nonOPEC．html．
[36]浩君编著：《石油效应：全球石油危机的背后》，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38]［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5、300页。
[39]［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上），朱玉!、阎志敏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40]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36．
[41]Ener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 a New Producer-consumer Framework，edited by Andreas Wenger，Robert W．Orttung and Jeronim Perovi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
[42]［美］迈克尔·克莱尔：《石油政治学》，孙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43]王庆一主编：《能源词典》，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4]Howard Geller，Energy Revolution：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3，pp．2—3．
[45]D．E．Earl，Forest Ener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82．
[46]［美］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王正林、王权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第22页。
[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48]［加］彼得·特扎基安：《每秒千桶——即将到来的能源转折点：挑战与对策》，李芳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49]［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21—422页。
[50]［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3—434页。
[51]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10．
[52]［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4页。
[53]D．E．Earl，Forest Ener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4．
[54]⑥ D．E．Earl，Forest Ener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6．
[55]［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2页。
[56]［美］斯科特L．蒙哥马利：《全球能源大趋势》，宋阳、姜文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57]［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1页。
[58]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10．
[59]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5．
[60]［美］理查德·海因伯格：《煤炭、气候与下一轮危机》，王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61]［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5页。
[62]［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朱玉!、阎志敏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页。
[63]［美］保罗·罗伯茨：《石油恐慌》，吴文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9页。
[64]同上书，第12页。
[65]Franklin Tugwell，The Energy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
[66]Franklin Tugwell，The Energy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5．
[67]③ 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48．
[68]［美］理查德·海因伯格：《煤炭、气候与下一轮危机》，王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69]同上书，第100—101页。
[70]［美］乔治A．奥拉、阿兰·戈佩特、G．K．苏耶·普拉卡西著：《跨越油气时代：甲醇经济》，胡金波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71]同上书，第20页。
[72]Edward W．Chester，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and Diplomacy：A Twentieth Century Overview，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England：Greenwood Press，1983，p．3．
[73]［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74]［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75]［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76]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33．
[77]［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78]［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下），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79]Franklin Tugwell，The Energy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60．
[80]［英］苏姗·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81]［美］保罗·罗伯茨：《石油恐慌》，吴文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82]Brenda Shaffer，Energy Politic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p．6．
[83]管清友：《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84]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26．
[85]Barry B．Hughes，Robert W．Rycroft，Donald A．Sylvan，B．Thomas Trout，and James E．Harf，Energy in the Global Arena：Actors，Values，Policies，and Futu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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