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封建主从关系的影响，日本的工人运动很不发达。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工潮，但是发生次数以及参加的人数都很少。在明治时期，号称工人运动最为兴盛的年份是1907年，但也不过发生了57起，参加人数不过9855人。当然，工人运动低迷也同政府的严厉镇压有关。明治政府的领导人皆脱胎于封建贵族阶层，有浓重的封建残余思想，人权思想缺乏。为了加快殖产兴业的步伐，他们也尽可能的压制工人运动，以维持社会的稳定。1900年政府颁布了《治安警察法》、1901年又强行解散了社会民主党，理由是该党的主张如人类平等、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制度、土地与资本国有化等有害社会稳定。也正因为此，日本长时间内处于低工资状态。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贫民窟的长期存在。20世纪初，英国的机器一般一天使用8到9个小时，美国使用10小时，而日本大多是22小时开动。以棉纺织厂为例，1883年大阪纺织公司开业之际，白天营业12小时。由于产品畅销、业绩极佳，1884年开始实施昼夜开工制度。之后昼夜开工就变成了日本各地的通例，日本各地纱厂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当时日本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大量使用女工、童工。据统计，在民营企业，女工数量是男工数量的1．5倍以上，在制丝纺织企业，大部分是年幼的女工。1901年在关西纺织工厂的职工中，女工占了50%，14岁以下的女工占11．5%。在大阪21家工厂雇佣的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不满14岁的童工。火柴工厂雇佣的工人中，半数以上是10—15岁的儿童，甚至还有六七岁的儿童。[94]
1905年，在有注册记录的工业企业中，60%的职工是妇女。在女工中，有6．3%是不满14岁的女童。有些小型纺织企业几乎全部使用女工。这一年日本的女工总数是76．7万多人。
在产业革命初期，男工每昼夜所得工资平均为1角（10钱），女工与童工的工资则远低于普通的男工。火柴厂女工与童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分到4分钱。到明治时代后期，女工的工资每天增加到1．2角到1．5角。但火柴厂女工的工资仍然很低，每天只有6分到7分钱。“富士棉纺织公司”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为12小时，从早晨六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该厂男工每月工资平均为8．12日元，女工为5．72日元。但是每个男工每月的伙食费就需要6日元，每月的房租还需要3．6日元。[95]
由于长时间劳动，再加上卫生设施缺乏、低工资，工人健康状况很差，普遍营养不良，患结核病、眼病、妇科病的人很多。有些工人即便想离开工厂，也因为缺乏路费而不得不放弃。公司为防止工人逃亡，连休息日都不让工人外出，宿舍周围一直有人巡视。[96]
名古屋的纤维工业非常发达。在名古屋的纤维工业中，女工占88%，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在名古屋的纺织企业中，女工的劳动时间一般都是14到15个小时，而女工的工资还不及男工工资的一半。据爱知县史记载，这些女工大多从附近农村招来，为了补贴家计，甚至借钱凑足路费，来到名古屋。她们大都住在寄宿舍中，数人共用一个床垫，吃着粗茶淡饭，普遍营养不良。由于工厂管理严格，连逃亡都非常困难。明治三十三年（1900），叶栗郡光明寺村纺织工厂的寄宿舍发生火灾，烧死了31名女工。主要原因是火灾发生时寄宿舍大门被反锁，窗户钉有铁条，工人无法逃生，结果被活活烧死。这件事曝光后，舆论大哗，爱知县政府不得不对寄宿舍制定了种种规则。尽管工作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仍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问题。[97]
当时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各工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是从外县招募而来，实行寄宿制度。1910年在日本三大支柱产业——纺纱、生丝、织布产业中，寄宿的工人占六到八成，而本地的通勤族比例很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逼使日本工业开始升级换代，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如使用童工、昼夜工作制、寄宿制度等才逐渐减少，工人的劳动条件也获得了一定的改善。
与此同时，城市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工人组织逐渐增多，有组织的劳资斗争也随之增加。1913年，全日本只有6个劳工组织，到1919年增加到71个。1915年日本的劳资纠纷事件是64件，1916年上升到108件，1917年达到了398件，1919年更达到497件，参加人数为63000余人。1919年，日本各地工会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日本总同盟”。[98]工人也逐渐摆脱了封建的主从关系，开始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地走向联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封建时代极具依附色彩的等级制度。
在工人一系列斗争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案。1910年颁布了劳动者保护立法——“工厂法”，1916年正式实施。该法案禁止使用未满12岁的童工，规定16岁以下工人以及女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且每月必须有两个休息日，禁止深夜加班；在工厂的安全设施、防灾设施等方面也多有规定。应该说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工厂法”只适用于使用机器动力且雇佣10人以上规模的工厂。因此，在1921年—1925年，其适用范围只是全日本工厂总数的50%左右。[99]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逐渐崩溃，在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富者越来越富，而贫者越来越贫。1885年，从国民平均生活费用来看，日本上等阶层一年一人是110日元又82钱5厘，衣食住费用为米价的10倍。中等阶层一人一年为60日元45钱，为米价的5倍，下等阶层一人一年20日元15钱（为米价的2倍）。根据这个情况，官吏、神官位居上中等阶层的各有50%；僧尼位居上等的为20%，中等的为80%；商人位居上等的为60%，中等的为20%；农民位居上等的为10%，中等的为30%，下等的为60%；杂业者位居上等的为10%，中等的为30%，下等的为60%；在从事工业的劳动者中，位居上等的为5%，中等的为15%，下等的为80%；在从事渔业者中，位居上等的为5%，中等的为0%，下等的为95%。由此可见，在明治初期，官吏与神官的收入和地位最高，就没有下等，僧尼次之。这说明官尊民卑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武士出身的人在中央各官厅九省占据了87%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的总比例为74%。[100]就薪酬而言，太政大臣、参议每月有800到500日元的高额收入，即便是九等的判任官，其月薪也有50日元。所以武家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与财富。由于他们拥有知识且身居高位，容易接触到最先进的文化，能够洞察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他们不仅在政界，即便在商界，也非常活跃。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趋向欧化，诸如改吃牛羊肉、讲英语、出门乘坐马车、参加各种宴会和舞会等。他们大都住在以前的大名屋邸——东京西北部、地势较高且风景优美的山手地区。不过中下级官吏平素过着东西合璧的生活，在正式场合以及自家的玄关、会客室等处都是洋式陈设，但是家里依旧使用榻榻米。之后这种模式就成为日本知识阶层的居住方式。[101]
1897年左右，东京有5万多名人力车夫、拾荒者、街道艺人等，他们一般每天依靠仅仅10钱的收入勉强度日。他们租住的长屋一般为四叠半到六叠一间的小屋，如厕都依赖公用厕所。虽然废除了五人组制度，但是房东以及房东的代理人在市政以及日常生活方面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日本贫民的收入也有很大提高。住在山手、下町一带的人力车夫、职工等一家共同劳作，月收入也有很多达到了50日元乃至60日元的水平。
大正九年（1920），东京市内的细民有18351户、74493人。最多的在深川，有4818家、19303人。然后是本所，有2681家、11704人。浅草有2443家、9849人。小石川有1871家、7719人。京桥有1150家、4255人。四谷有1004家、4181人。牛入有749家、2858人。
这些细民共同居住在长屋里，一般一家租住在四叠半的小屋里，一个月的房租是2．8日元；15到20户共同使用1个厕所。这些贫民中有40%原籍为东京，其余大部分则是从邻近的琦玉县、千叶县等地迁徙而来。
此外，在东京，住在极其简陋、租金非常低的“木赁宿”中的有11140人，居住在水上船屋中的则有10712人。[102]
在下层社会中，依赖当铺过活的人非常之多。在长屋中，两三家共用一个锅的情况非常常见。更为甚者，白天煮饭过后，将锅携至当铺，换出铺盖卷，到早晨起床后，又拿着铺盖去当铺将头天押在里面的锅换出来以供炊事之用，到晚上又去当铺换出铺盖。每天就携带着锅与铺盖往来当铺。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103]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近代化水平的提高，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在普遍上升，中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庞大，下层民众的比例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极端贫困的民众也并不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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