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1个月的进口账单，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印度此前一直就面临的高通胀、高利率和高额政府赤字等问题恶化的结果。为度过危机，当时执掌印度的国大党政府通过自由化进程重构了国家的经济体系。结果塞翁失马，经济危机成了改变经济政策的催化剂——印度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借款，以避免债务偿还违约的风险，并同意其对外资和外国竞争开放印度市场的条件。这意味着降低和简化用来保护国内工业的进口关税和配额，取消许可证制度，刺激外国投资与出口。因此，政府新经济政策的基石就是全球化。
质言之，这些改革意味着印度政府改变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允许国外投资与海外货物进入国内，同时允许外国人在印度拥有资产的所有权——这等于放松了对跨国公司的控制，有利于其在印度市场的投资与扩张。这种始自经济领域的改革，迅速将自由化与解制的理念引入社会管理领域，并随之改变了印度传媒的景观。
一、管理政策自由化
1947年独立后，印度纸媒受到政府的管制和干预较少，相对独立。而且，纸媒多为商业家庭所私有。如自1948年后，萨胡·耆那（Sahu Jain）集团一直拥有《印度时报》，自1942年后，古普塔（Gupta）家族一直拥有《觉醒日报》（Dainik Jagran）。然而新闻广播业是新生事物，直到1999年，Zee电视才成为第一家私人拥有的24小时新闻频道。
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为了使外国投资者意识到印度政府推行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政策的决心，它对广电行业未经允许的改革听之任之：允许印度家庭接收来自国外和私人频道的卫星信号，默许其信号的重新分配；任由有线供应商快速增长，任由碟形天线和有线线路在城市街道中非法、恶性扩张。有印度学者认为，政府对卫星电视的态度是其承诺经济改革的晴雨表：很明显，电视是个高度可见的文化产品，是印度经济自由化最好的展示工具，政府改革的意愿会在此中一览无余。[3]
因此，不管印度政府是心甘情愿，还是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所迫，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带来了印度电视市场的去管制化。当然，也可以说电视的全球化与去管制化是印度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4]印度电视业，本来是独立后第一个并且一直受到管制的媒体行业，因为外资和私人频道的进入，该行业从政府垄断的单一网络变成了多频道共存的局面。
技术决定论者[5]所认为的卫星服务对传播发展和传播政策至关重要的判断不足以解释有线与卫星电视在印度的发展，因为技术论的观点并不在私企和外企扩展在印度市场时所考虑的战略范围之内，它们通过与本地生产者建立联系以使节目本土化。同时，印度政府对电波入侵的应对方式是通过卫星分配以增加国家与地方层级的频道，来扩大DD电视台的覆盖面，从而与国际同行展开竞争。技术论者也解释不了印度政府为何这样做。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开放在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使媒体产生夸大事实、故意制造卖点的弊端。
二、国际媒体登陆印度
以1991年海湾战争中CNN的报道为契机，国际卫星电视抢滩印度。这种“来自天空的屠杀”迅速改变了印度媒体景观——从此时起，数千当地和国际频道揭开了印度的面纱，展现了这个国家的大量问题，同时也展示了新的文化和国际化都市生活。[6]
在1991年至1995年间，几家卫星电视在印度开播，以Zee电视和索尼电视最为突出。由此，印度传媒经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像CNNI和BBC世界报道这样的外国频道，像Zee电视、NDTV和阳光卫视等国内频道，吸引了大量观众，做大了蛋糕，迅速而大量地增加了观众对有线电视的需求。
1991年经济改革前，印度观众只能收看两个频道，只能依靠国有的DD电视台来收看新闻。但进入21世纪，他们可以在几个全天24小时播放的新闻频道间进行选择，并能接收超过90个频道的节目。在2010年时，该国拥有超过100万以上的家庭有线电视用户，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名列第三。
三、频道竞争加剧
改革开放以后，电视作为重要的大众现代化的工具，不再是国家专属。实际上，自1991年印度电视业解除管制，政府在传媒政策上纠结挣扎后，采取了自给自足和公共服务广播产业化政策。这给印度电视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印度观众观看电视节目有了很大的选择性。目前，印度的节目和频道都极大地丰富，电视频道数量从1991年的5个发展到2010年8月的550个。当然，因为技术、费用、时间等原因，一个家庭也不会订阅这么多的频道。目前印度有1．38亿户家庭拥有电视，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电视市场。
亚洲有线与卫星电视行业权威协会（CASBAA）于2013年发布的《缓解印度通信容量紧张》[7]中指出，印度电视广播与卫星电视运营商对于卫星转发器数量的需求程度有望在未来5年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其中，卫星电视行业2017年对于转发器数量的需求至少要从2012年的73路增长至220路以上才能满足印度用户迅速增长的需求。
报告指出，印度电视频道数量的增长将成为印度转发器需求迅速增长的有力驱动。同时，付费电视业务的持续激增，以及有线电视数字化、区域性电视频道和外国运营商引入数量的增长，都将成为转发器需求增长的刺激因素。基于此，2017年，印度能够潜在拥有约1600个具备执照的挂牌频道，其中约1300个频道（占80%）有望投入运营。未来，随着数字平台和高清电视机数量的增长，高清电视频道数量也有望增长。截至2017年，印度预计能够拥有约130个高清电视频道。该类电视频道数量的增长无疑会提高C与Ku波段转发器的需求。
对于印度应采取的政策与举措，报告建议，虽然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一直积极发射新卫星，购买更多频谱以满足用户需求，但是，单一的卫星运营机构毕竟不能满足全国在现阶段的应用需求。因此，应该鼓励外国卫星运营商投资卫星业务，满足印度的市场需求。报告还建议印度政府制定政策与制度刺激卫星服务能力增长，开放更多电视频段。具体实施办法包括：放宽卫星电视运营商权限，使其能够在目前使用的卫星上租用更多空间；延长卫星转发器合同有效期；促进政府方面的市场信息公开，确保对印度作业卫星拥有足够的频谱，等等。
频道的指数式增长，使竞争日益白热化。私营与外资电视的进入，不仅使市场变得拥挤，也促使它们把受众二次销售给广告商。这些新来者不仅要与其他私营电视台竞争，也要与已经建立垄断地位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竞争。作为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尽管有现成的垄断网络，DD电视台也绝不是市场上唯一的玩家。为了应付竞争，它已经建立了多样化的地方频道，并提供更多私人制造、赞助的本地娱乐节目。实际上，所有的电视网都开始寻找适当的市场位置，制作可引起本地观众兴趣的节目。
四、报业市场繁荣
伴随广电和新媒体的发展，印度的报纸发行量并没有像西方报纸那样下降，恰恰相反，印度报业经历了快速发展期，发行量不断增长。
技术进步和媒体企业管理战略创新也改变了印刷媒体行业，报纸间的竞争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主要的报纸印刷人和媒体公司都在努力进行各种层次的区域扩张，发动价格战和针对特定读者群的营销战。就报纸语言和内容而言，那些非英文报纸在新闻制作上采取了更细致的本地化战略，以发行到更小的城镇和农村地区。
于是，当全球平面媒体发展出现明显颓势的时候，拥有多种语言的印度报纸却在以惊人速度扩张。前印度《商业印度》周刊副总编辑拉菲克·罗赛尼指出：“印度识字者大约有6亿，但它却有超过4．5万种的报纸，其中英文报纸超过7500种。美国大约有3亿人识字，却只有1500种报纸。中国识字人口超过10亿，也不过只有2000种报纸。简言之，尽管贫穷且存在大量文盲，印度却是一个具有非凡读者群的国家。”印度学者罗宾·杰弗雷认为：“技术改进使报纸在印刷和排版方面更加便利，购买力提高和不断扩大的识字率使更多印度民众有能力读报，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权力精英更热衷向读者选民靠近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印度语言报纸在过去25年发行量剧增的重要原因。”
受到卫星电视的冲击，印度报业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随着读者群体的分化，各大报社相继建立报业集团并进入“多品种经营”时代。在保持传统的日报之外，这些家族式控制的报业集团纷纷推出午报、晨报、晚报以及面向各种读者群的时尚杂志、妇女杂志、商业周刊等，《印度时报》所属的时报集团甚至拥有了Time’s Now电视台。或许是因为传播途径更为简便，印度报纸的声音远比电视台和电台更为响亮，也更为重要。
对于印度传统媒体这种群雄混战的局面，广告客户们乐见其成。印度最大的手机运营商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的负责人称：“在印度媒体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广告发布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广告的价格能因此降低15%至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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