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的中国传奇

引子：一家人的中国传奇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作翻译、当陪同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而能与两个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近距离接触的人肯定极为罕见。罗马尼亚第十一任驻华大使罗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自己不寻常的经历在罗马尼亚对外关系史上特别是罗中关系中上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罗明是一个中文名字，他本名叫罗穆鲁斯·扬·布杜拉（Ramulus Ioan Budura）。罗明1931年11月8日生于毕霍尔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赴华留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和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如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基夫、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他还以陪同的身份或大使的身份受到过华国锋、江泽民、李鹏、杨尚昆、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接见。另外，在一些多边的国际场合，罗明也近距离地接触过米高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主要领导人，日夫科夫、卡达尔、哥穆尔卡等东欧其他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至于说这些国家次高级的领导人，罗明见的就更多了。能为一代领导人中的一个做翻译已经很不容易了，罗明却能为几代领导人做这种工作。当然，这也与时代对他的恩宠分不开。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罗明正处于20岁至50岁的黄金年龄。罗马尼亚又是一个小国，真正精通汉语的人并不是很多，而罗明刚好是第一批来华留学并且口译笔译俱佳的。历史为罗明创造了机遇，他也以自己的努力把握住了这种机遇。于是，罗明才能有这种传奇的经历。

冷战时期，党和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会议以及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只是当翻译，或作陪同，但是，罗明见证的却是中罗关系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其中的许多细节鲜为人知。由于他的工作具有连续性和全面性的特点，罗明的“见证”或许更具有权威性。与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做过类似工作并且写了回忆著作或文章的人不同，罗明迄今还没有出版这方面的回忆著作或长篇文章，只在报纸上发表过若干短的回忆短文。所以，罗明的口述对于了解冷战时期中罗关系、中苏关系和研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情况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访谈中，罗明大使把他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许多老照片拿给我看。仔细翻阅那些粘贴在大小不同相册上的黑白老照片，我仿佛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行走在不寻常的中罗关系发展的隧道里。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明与几代中罗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在毛泽东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同格罗查、乔治乌德治、毛雷尔、波德纳拉希、基夫等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正式会见的合影中，几乎都有罗明。在最初的照片中，罗明好像还有点羞涩，而到后来，他则十分成熟地站在毛泽东的后面，与邓小平肩并肩。在其他照片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世纪50—60年代那些非常生活化的瞬间留驻。比如，他随同格罗查博士、乔治乌德治、毛雷尔等人在中国各地访问、参观并与工人、农民交谈的照片，与德治等人与贺龙元帅自由交流的照片，陪同朱德访问工厂、与工人交谈和参观的照片，陪同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中罗友好农业合作社和工厂的照片。这些照片表明，在20世纪50—70年代，罗明是罗马尼亚方面唯一的翻译和陪同，可以说是两国主要领导人沟通的“拐杖”。

由于是随机抓拍的，这些老照片的背后蕴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1955年，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时在雅西向迎接他的群众发表讲话，罗明当翻译。由于朱德讲话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听不太懂的罗明就从后面伸长脖子偷看朱德手中的讲稿。在布加勒斯特国王车站，朱德让罗明用罗马尼亚语替他向欢迎的群众问好。于是，他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同志向大家问好！”顺便插一句，我这次到布加勒斯特采访他和萨安娜的时候，罗明大使还专门开车带我到国王车站参观，现场讲解当时的情景。还有一次，他陪同邓小平参观中罗友好合作社刚收割后的田地。邓小平穿的是皮凉鞋，走路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这些有趣的历史瞬间都定格在那些老照片当中。

其实，传奇的不仅是罗明大使的个人经历，还有他一家的中国情缘。1950年冬天，三女两男五个罗马尼亚青年乘火车经莫斯科前往北京。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其中的两位结为伉俪，他们就是罗明和萨安娜（Anna Eva Budura）。也就是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便与遥远东方的这个古老国家结下了一世的友谊。他们先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两年汉语，1952年又进入北京大学，分别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由于工作需要，罗明早在1954年就进入了罗马尼亚外交部，1990年出任罗马尼亚第十一任驻华大使。前后算起来，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了二十多年。萨安娜先后在外交部、驻华大使馆和罗共中央历史与社会政治研究所工作，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1983年，她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论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罗明夫妇的一儿一女都出生在中国，刚回到罗马尼亚时甚至不会说母语。女儿叫达迪亚娜·伊斯蒂奇瓦亚（Tatiana Isticioaia‐Budura），中文名字是罗家幸。20世纪70年代，达迪亚娜留学中国，与母亲萨安娜一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儿子叫扬·布杜拉（Ioan Budura），中文名字叫罗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语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们毕业后都在不同的领域为中罗两国的友好交流默默地工作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罗家幸的丈夫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Viorel Isticioaia‐Budura），中文名字叫魏列。维奥雷尔70年代先后留学于北京语言学院、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2002年出任罗马尼亚第14任驻华大使。罗阳有两个女儿，为了延续这种中国情缘，他分别按中国的习惯，给她们起名为罗玉娜、罗玉琳。罗阳告诉我，他现在最想做的两件事，一是将两个女儿送到中国学习，二是在罗马尼亚修建一座中国式的小四合院。

如果光听他们一家人讲话，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其实，这些还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罗明一家对中国的那份深情。在谈到曾经与他们有着深厚友谊的那些中国师长、同学和朋友时，两位老人常常是热泪盈眶。听他们讲那些过去事情的时候，我也一直被感动着。在他们保留的老照片中，多半都是铭记这种友谊的。

如果在中国，以罗明大使这种传奇般的经历，他必定是一个大官，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一个能以自己的经历写出许多畅销书、赚许多钱的官员型学者，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诸多方面能够享受丰厚的待遇。可是，在罗马尼亚，罗明大使却是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他没有豪华住宅，现在与夫人住在1959年国家分给的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普通公寓里，邻居都是一般工人。他没有专车，如今虽已80高龄，却仍然自己开着一辆罗马尼亚品牌的达契亚经济型轿车，价格估计不到十万元人民币。他没有保姆，由于年事已高，只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请一个类似北京小时工的中年妇女帮帮忙。他没有高薪，退休金比普通退休者也高不了多少。他更没有特殊的医疗保健条件，萨安娜需要的药还得由罗明开车替她到药房买。我不知道应不应当在这些方面对比中国和罗马尼亚，也无法作出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罗马尼亚好的价值上的判断。但是，我总觉得历史对老人有些不公平，罗明大使和萨安娜夫人为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和中罗关系做出的贡献不应被忘记。

然而，令人感动的是，即便如此，罗明大使和萨安娜夫人仍然为中罗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辛勤耕耘着。近些年来，罗明大使的主要著作有《半个世纪的中罗关系》、《1880年至1974年间罗中关系文献汇编》、《1954年至1975年间罗中关系文献汇编》，以及一些翻译著作。萨安娜夫人的主要著作有《象征的国度——从孔子到毛泽东》、《龙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一视同仁：中国外交的历史精神与根源》、《神州》、《中国茶文化》等。出版这些书，他们几乎没有得到过稿费，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出版社送给他们几十本书。多数时候，他们还要为每一本书交好几美元的出版费。萨安娜夫人告诉我，直到现在，只要有大学请她去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外交，即便不付她讲课费，她都愿意去。

图1　罗明一家为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一行举行的家宴，右一为本书作者

2010年4月，我随周其凤校长率领的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波兰和罗马尼亚。到达布加勒斯特的当天晚上，罗明大使夫妇在罗马尼亚外交人员俱乐部设家宴款待代表团全体成员，罗阳先生和达迪亚娜女士也出席了。席间，罗明先生深情地讲述了好几个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作翻译或当陪同的情景片断。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对他讲的十分感兴趣，当场就表示希望将他经历的中罗关系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载下来。罗明先生欣然答应，周校长也表示非常支持。回国之后，我全力以赴做与这个口述历史相关的各方面准备。在罗明大使夫妇和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协助下，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于2011年8月18日第三次来到了罗马尼亚，对罗明大使夫妇及其子女做了近两周的口述历史采访。在布加勒斯特那所非常普通但带有中国特色的寓所中，罗明大使和萨安娜夫人饱含深情地向我讲述了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