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性大国与原发性大国的区别

后发性大国

与原发性大国不同，后发性国家是在外来压力的挑战下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原发国家之间的落差后，不满足于现状，但又苦于自己的传统中尚未衍生出先发国家所具有的现代性，于是有意中断自己的传统，开始积极主动地“自我改造”。它们奉原发国家已取得的文明成果（主要是物质成果）为圭臬，以原发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为样板，将原发国家的状态视为它们社会发展的结局。一方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发性国家有原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开始现代化之旅时，原发性大国已经占据世界体系的主导位置，制定了竞争规则和游戏制度，后发国家只能在这种既定的格局和规则下求发展。同时，后发性国家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从容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系统所出现的冲突。这就为后发性国家日后“走弯路、犯错误”埋下了祸根。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后发性国家，但经历后发道路并且成为大国的只有日、俄、德等寥寥数国，和原发性大国相比，它们的崛起之路大略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发展动力的根源在于社会外部。由于原发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初步展现了强大国力，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既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又可能形成压迫和挑战。于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社会向原发性国家学习，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沙俄帝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倒幕志士、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都是看到了西欧国家的强大与威胁，才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然，这些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直接推动者都是权力至高无上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发展速度和节奏往往是迅猛乃至激进的。后发国家由于有原发性国家作榜样，可以“依葫芦画瓢”，所以现代化发展表现出快速、突进的特点。以沙俄为例，1861年颁布《解放农奴宣言》后，“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6]，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一个农奴制国家获得了人身自由。凭借迅猛的改革进度，沙俄与原发大国的差距迅速缩小。1870年沙俄只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7%，但20世纪初，沙俄的石油开采量已居世界第一，机车和车厢产量仅次于美国，生铁和钢产量居世界第四，煤炭开采居世界第六，近代工业体系已完全建立^[7]。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果也同样惊人，一个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落后国家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举击败中俄两大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强国。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后发性大国大体上都是“物质先于精神”、“军事先于经济”。后发大国原先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类型。为了努力向现代国家转型，他们在维持专制制度的前提下，首先以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推进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而且，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相对而言都更重视强兵而不是富国。因此，后发大国都不约而同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以便迅速增强军事力量，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沙俄、日本和普鲁士（德国）正是通过专制政权主导的激进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崛起为世界军事强国。

但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跑完别人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必然要付出代价，这些后发大国无不忽视了军事和经济之外的现代化领域。相比原发性大国而言，俄日德等国以追求强盛（尤其是军事上的强大）为目标，没有确立以个人自由、平等、法治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传统政治中的糟粕未能得到完全清除，原发性国家传进来的精神垃圾反而趁机泛滥成灾。马克思曾经讽刺“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8]。由于改革者对原发性国家的认识相当肤浅，只是基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力求迅速强大，所以对工厂、企业、大学等这些“舶来品”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和运行机制等问题，根本没有时间细想。在某种程度上，日德等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如彼得大帝的沙俄一般，有囫囵吞枣之嫌。于是，它们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改头换面，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很快就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衰落。其原因要么是因社会失衡而爆发革命，要么就是因过于好战而损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