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问题

二、全球公共问题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具有固定居民、领土、现代政府和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唯一的行为体，国家主权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一种世界民族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际上过去那种国家被随意消灭的现象逐渐减少，而国内秩序得到强化，公共事务得到较好的管理，公共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但是，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助体系，充满着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世界的主要公共问题，面对军事安全困境，国家唯有“自助”，主要依靠加强军事力量来保卫自身的安全，辅以维持均势。随着霸权国家，尤其是超级国家的出现，争夺霸权引发大规模战争，造成了米尔斯海默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使得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而成为难以根治的世界主要公共问题。国家间基于国家利益的有限合作，有限的国际法，有限的国际组织及其权威，面对国家利益的最高性，特别是霸权，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不能根本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公共问题吸引人们眼球，使人类梦寐以求寻找解决之道的时候，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危机正在快速酝酿之中。

工业文明的发展史是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发展史同步的。工业文明把人类社会生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状态的同时，由于人类的不明智，工业文明发生了某种异化，致使弊病丛生，几乎把人类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一方面，追求无限制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导致消费狂热、物欲横流、精神堕落，最终造成人及社会的异化；另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至上发展观，坚持人类征服自然，人类主宰自然，造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与对抗，诚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人类终于招致大自然的全面报复。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陷入全面危机，短短几百年间快速积累起来的全球公共问题，到了20世纪后半期终于全面爆发，酿成了史无前例的人类生存与发展危机。事实证明，围绕着人、社会和自然而形成的全球公共问题，导致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危机，它无法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求得超越，也无法在世界民族国家体制内求得解决。因此，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转型就尖锐地摆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工业文明已经无法承受自身异化所带来的沉重，人类将转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既包括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又包括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得人类社会从不可持续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应的，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基础上的国际社会，连战争与和平这一公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人们怎么可能想象它能应对一系列超越国家主权、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公共问题呢？！世界民族国家体制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而设计的，它的结构和功能不适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所以，逐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分散的国际社会向集中的全球社会转型，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总之，全球公共问题是历史的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问题也全球化了，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激起了全人类的危机意识，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历史，也改变着世界。

所谓全球公共问题，是指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安全问题。全球公共问题不是单个国家面临的个体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国家间面临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或总问题。

全球公共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群，人们主要关注以下几类：（1）经济领域：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金融危机；（2）政治与安全领域：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3）社会与文化领域：人口、贫困、难民、宗教、人权、跨国犯罪、疾病流行；（4）生态环境领域：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跨国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资源枯竭、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和水源以及土壤污染。

从总体上来说，全球公共问题可以划分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问题、社会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

全球公共问题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

1.全球公共问题自然具有鲜明的全球性，无论就其原因、结果或其规模、范围而言，都是如此。即使某些看似区域或次区域的公共问题，在其根源，影响及解决途径上都具有全球维度。换言之，全球公共问题对于地球及其主人来说，具有不可分割性，必须共同承受，没有哪一个角色可以置身事外。

2.全球公共问题在人类社会中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面涉及人类、社会及自然，充分展现了它的内涵的全面性。

3.全球公共问题具有渗透性，虽然每个全球公共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点，但是，它往往展示问题本身的综合型，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并且又往往与其他全球公共问题缠结起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难度。

4.全球公共问题超越了冷战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社会制度，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现了这类问题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这有利于促使人类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与狭隘性，学会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探寻新的路径，以解决问题。

5.全球公共问题首次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具有全面爆发的危机性。这种危机性既表现出严重性，又表现出紧迫性。全球公共问题的严峻挑战，不仅在其内容及性质上指向人类文明的毁灭，而且在发展速度上，正在把人类的困境迅速推向极限，毫不顾及人类的惰性或迟疑。

全球公共问题对国际关系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上。

首先，全球公共问题突破了国家与“国际”的框架，不能单靠国家行为或国家间协力行为来解决，它们作为人类社会整体性的问题群，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合作治理才行，这就必然造成国际体系构成单位，即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从国家角色扩大到众多非国家角色，尤其是全球民间社会力量鉴于自身利益的积极介入。这种体系单位的多元化，不仅使国家从唯一行为者变为主导性角色，改变了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方式，还使得国际体系全球化。这是衡量体系是否发生转型性变化的第一个要素。

其次，国际体系互动的巨变，是衡量体系转型的另一个要素。全球公共问题的形成与激化，正在全面改变体系互动。无论在体系层次上，还是在单位或行为层次上，互动的主旋律已从战争与和平转向和平与发展，解决的重点已从单纯的政治与军事安全转向全球公共问题，或者说，互动的重点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移。互动内涵的转移和深化，会凝聚所有行为主体的理念、价值、身份、认同与目标，建构新的全球行为和全球制度，最终促进全球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