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当代中国》对80—90年代知识界的诸种思想形态所展开的批判方式入手。就其基本方法而言，《当代中国》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正如曼海姆在阐释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所概括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将对手的思想指认为“不切实际的”而否认其“思想的有效性”。^[372]这种批判方式尽管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来的阿尔都塞、齐泽克等人大大复杂化了，不过其基本工作大致是指认出一种思想的“虚假性”及“无效性”，并假定一种“真实”而“有效”的思想存在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指认那些形成于80年代的、针对社会主义历史而展开的批判思想实践，不再能应对90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势而沦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被汪晖归入“现代化意识形态”名下的，几乎涵盖了80—90年代所有那些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比如三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态，比如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以及90年代衍生出来的诸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形态。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思想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自不待言，它一经发表即产生的巨大反响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在一种重读的视野中，文章的最奇特之处，则是它那种总体地宣称既有思想形态失效的批判方式，那种以“一己”之力挑战“全体”思想界的巨大勇气。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果说90年代后的当代中国思想几乎是整个地被一种“虚假意识”所引导，那么一种跳出这个“界”外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这也关涉《当代中国》得以展开论述的批判性支点建立何处。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批判的可能性基于一种更广大的历史视野的获得，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指认。《当代中国》把1989年视为“历史性的界标”，认为此后中国社会与知识界的文化空间，相对于8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终结和全球性资本市场的成型，已经使中国社会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90年代中国知识界丧失批判能力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仍旧把“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第92页），因此而无法理解和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通过强调历史变化与知识运作之间的错位关系而展开批判的思路背后，正如台湾学者赵刚指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新时代”意识：新的时期来了，赶快寻找新语言。^[373]不过，汪晖的这种“新时代”意识与80年代知识界认同并建构“新时期”意识的方式又并不相同。在一种“告别革命”的强烈诉求下，“新时期”思想与文化界特别厌倦那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尽管人们同样毫不犹豫地使用着另外一套由“时代”、“世界”、“民族”等启蒙话语构成的宏大叙事。这使得思想文化的问题常常被理解为“独立”的对象，并将召唤这种独立性作为基本诉求，而无法意识和观察到思想与文化问题据以形成并运转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汪晖强调80—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指认“全球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渗透到中国问题的不同层面，恰恰是希望重新建构观察思想/知识问题的社会视野。他首先强调的是，如果知识界无法观察到推进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就可能拘囿于过时的思想模式，而导致“知识”与“社会”的脱节，从而使得实际的社会状况完全滑落出知识界的视野之外。显然，这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80—90年代之交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于当代知识群体所产生的那种“断裂感”、“意外感”与“挫败感”。知识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无视与无知，被汪晖解释为他们拘囿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无法准确地认知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历史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在80年代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中，他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针对僵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体制”力量。而汪文通过讨论知识界与80年代改革进程的关系，认为他们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意识形态，而并没有获得外在于国家体制和现代化诉求的批判支点。当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市场社会的成型）和知识群体自身的存在方式都因全球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曾经的批判思想其实已经变成了新主流权力秩序之一部分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汪晖认为需要“重新确认”批判思想的基本前提：批判什么、用什么来批判、怎样的批判实践才能真正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汪晖把他的批判思想实践确立在：“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在他看来，中国思想界认知“现代性”的基本方式，恰恰成了作为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之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构成部分。他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都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把自己限定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内，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因此无法逾越现代化视野而对现代性本身展开批判。基于这样的考虑，为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实问题，首先便需要把“现代性”这一基本范畴问题化。

值得分析的是汪晖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确切历史内涵。他指认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在于它们拘囿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而无法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大致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有意味的是，他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看作是“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一种，因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第64—65页）。显然，在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一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判断本身就是极具批判力的，因为在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作为现代历史，而是作为“前现代”的“封建”、“传统”社会而遭到批判。事实上，这种判断历史的方式正是“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论运作的结果，它通过把毛泽东时代的另类现代化实践纳入“前现代”或“封建”范畴，而否定其历史意义。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常常被表述为“革命”与“工业化”，而并不是现代化理论所理解的历史内涵。不过，尽管汪晖强调“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不同”，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把“现代化理论”这一概念彻底历史化。“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6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界为了与苏联争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而创造出来的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可以说，“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概念，是冷战时代，为了对抗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而被制造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一套理论范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才被普泛化和非历史化了，并且在70—80年代的转折过程中，被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纳为描述自身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全球意识形态”。这也构成了80年代中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非理论形态的基本历史语境。因此，在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之前，或许需要就冷战时代“反现代的现代性”、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汪晖所强调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历史关系做更多说明。

显然，使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就意味着对现代历史展开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无论这种批判是after（之后）还是post（内在批判）。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批判性/反思性的理论范畴，在西方语境中出现于60—70年代，是在质疑或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导致了“后现代”范畴的出现。而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个超越现代的历史契机，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既新且旧的问题。所谓“新”在于，与以前的资本主义（包括作为其另类形态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个新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跨国运作：“灵活累积”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及其文化运作，使得此前那种把视野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内的批判思想处在一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矛盾和困境中。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本身，使得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而观察中国问题的总体性批判视野成为可能和必需。因此汪晖判断说：“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第62页）而所谓“旧”则在于，这种新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现代社会的危机，相反，它使得曾经的“另类”也成为了危机的另一表征：“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继续。”（第97页）因此，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不仅需要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而且批判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批判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既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总体历史批判。

汪晖特别强调的是，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诸种以“现代化”为诉求的理论模式与制度拜物教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他认为现代性批判要完成的，其实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第158页）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中论及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再论当代中国》中批判的“新自由主义”，是同样的拘囿于现代化内部视野的现代化叙事。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指认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不过，对于曾在80年代作为批判思想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9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汪晖还是进行了区分，从而把自己视为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新自由主义”是80—90年代转变过程中，“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一种新霸权形态。在汪晖看来，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真正冲突并不在“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歧，而在“不同的思想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形态，而是作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第117页）也可以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实践与自我表述。但这也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没有自己的理论——80年代末以降出现的“‘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第99页）。并且，这种建构常常是以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来表述自身的，其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市场、市民社会、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等，其基本理论预设乃在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对立，并以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自由市场”、“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作为其政治构想的核心。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汪晖思想批判的基本对象。对“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巨型历史运转机器的把握，使得批判思想实践必然需要一种总体视野。在后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汪晖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当代霸权“多重构成”的特点，提出应该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来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第51页）。这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当代中国》一文中主要从历史维度展开的现代性批判，而将批判视野拓展至权力的社会构成维度。显然，如果资本的运转及其意识形态运作是全球性或总体结构性的，思想批判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家行为便无法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汪晖的总体视野又并不单纯是批判对象的反转。这里所谓的“总体”，并不是简单地用“全球的”或“跨国的”总体范畴来取代此前作为总体的“国家”范畴，而是力图把对这些范畴的分析置于“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并批判“新自由主义”那种从“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的做法。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拘囿于“形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缺乏对当代中国复杂历史情境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其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政治立场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汪晖经由“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更为深入复杂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批判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