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
周振华
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全球城市研究也随之兴起，并成为当前国际上城市理论前沿之一。但全球城市理论的主流观点仅局限于对已经形成或成熟的全球城市的研究，把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特别是后起发展国家的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排斥在研究视线之外，从而影响了全球城市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其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即把全球化作为解释全球城市的直接变量，而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城市网络。本文针对这一理论缺陷，尝试重构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有关全球城市的分析框架。
一、全球城市研究：主流观点的理论缺陷及其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不少研究者看到，城市的发展及功能变化已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城市理论来加以充分解释，因而将注意力转向日益加深的国际经济交流上来，从而发现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进一步促成新的城市形态及功能的形成。由此，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Wolff）首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1]此后弗里德曼又进一步加以完善，形成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2]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1）城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程度及其在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将决定城市的功能和结构重组。（2）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将成为全球性资本流动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资本的空间流动有可能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3）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即世界城市，主要充当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其成长由少数快速增长的产业所支撑，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各类商务服务。（4）世界城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其“榜样效应”，不仅是生产与消费中心，同时也是信息、娱乐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心。（5）世界城市还是国际、国内劳动力及移民的主要集中地。世界城市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就业机会相对多样化及高层次，因而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及专业人才。（6）世界城市的空间及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现象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团体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上，即高级公司管理人员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移民与原住居民之间以及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之间。（7）世界城市往往需要高昂的社会成本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该成本往往会超出该城市本身的财政支付能力，因而更促使其寻求广泛的国际联系与合作。
沙森（Saskia Sassen）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的详细考察，分析了城市中主要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提出了“全球城市”理论。[3]与弗里德曼把世界城市作为一般“指挥中心”的初始想法不同，沙森把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其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4]尽管沙森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证经验基础上的，但由于其建立起一套全球城市的理论与检验方法，从而使其阐述的特定的全球城市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城市。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1）资本流动的增加，不仅带来了生产组织的地理区位及金融市场网络的变化，还要求形成确保对这种新型的生产和金融组织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新的生产形式。在此过程中，一些城市就成为国内外企业运作的跨国经济空间。（2）全球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投资国际化和金融证券化，其植根于那些技术及空间的变化之中，并赋予全球城市在现阶段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特殊角色。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而形成的工业生产的国际化，引起了在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提供相应配套服务的要求。（3）伴随着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移的全球经济结构转型，赋予主要城市作为某些特定生产、服务、市场和创新场所的一种全新的重要性。这种专业化服务是复杂的组织机构用来管理地域分散的工厂、办公室和服务代销商等网络所必需的。它们也是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要素的生产基地，这些对于金融产业的国际化和扩张都是至关重要的。
弗里德曼和沙森“世界/全球城市”假设，主要是为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提供有关空间组织方面的理论基础，从而在该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考察全球城市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尽管对其有不同的争议，但至今为止，弗里德曼和沙森“世界/全球城市”的假说在该研究领域仍处于统治地位。在现有大量关于全球城市研究文献中，有许多研究延续了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只不过在个别方面予以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如霍尔（Hall）对全球城市性质的研究，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化的出现使生产和创新在全球扩展，为新的全球等级网络结构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强调历史对于城市现实和未来的影响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5]勒费弗尔（Lefevre）将城市空间的变化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强调将空间变化与不同空间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资本循环和经济社会变迁相联系。[6]阿布—拉格特（Abu-Lughod）对美国背景下的全球城市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比较研究，[7]以及汉姆莱特（Hamnett）对全球城市社会极化问题的争论。[8]还有一些从跨国公司组织、政府行为、空间结构、适宜居住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全球城市的结构及机制进行研究。
弗里德曼和沙森“世界/全球城市”假说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切入，抓住生产全球分散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总部或跨国专业生产者服务公司在主要城市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来诠释“世界/全球城市”，表明了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一点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把经济全球化作为直接解释变量，从中推导出“世界/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造就了这些“世界/全球城市”，也对其他城市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整个世界城市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成为“世界/全球城市”的城市与其他城市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讲，这些“世界/全球城市”是在什么样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如果在传统的世界城市体系中，这些“世界/全球城市”能否形成与发展起来？弗里德曼和沙森“世界/全球城市”假设由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即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因而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理论说明。
这一理论缺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流全球城市研究的局限性，并引发了较多的争议和批评意见。第一，由于简单地用全球化这一变量直接解释全球城市，而不必通过中间环节的过渡，使其研究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少数全球城市上，更多关注于世界城市层级中高端层级的城市，而把其他许多重要的城市排除在外。例如，弗里德曼只提出了18核心和12个半外围的世界城市，而未把更多重要的城市列入他的等级体系中。[9]当然，这里有缺乏足够适合的数据资料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由其理论分析框架所限定的。第二，在主流研究中往往把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截然分开，并把一般城市排斥在外，而将研究视线仅停留在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上，对其进行孤立地或割裂地实证分析或进行静态的比较研究，同时也不关注全球城市的具体形成过程，进而排斥了对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的研究。第三，由于没有很好地解释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城市体系的影响，所以弗里德曼首创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国家城市系统”[10]研究范式，从传统功能主义（构造主义）出发构建了主要城市间关系的等级模式。然而，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观察则是，即使在一国的城市中也不仅仅是机械地形成一个简单的等级模式。[11]从跨国的角度来看，一种简单的等级模式就显得更加的不合理。[12]而且，定义一个城市等级制度，不仅是这些“重要性”或规模大小等因素，它需要展示“一系列的因素”。[13]
总之，主流的“世界/全球城市”理论从全球化直接推导出全球城市的简单逻辑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严重阻碍了该理论研究的深化。更为主要的，这种简单的逻辑关系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对全球城市体系及全球城市的影响并不符合。因此，我们要重新梳理全球化与全球城市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入全球城市网络的中间解释变量，进一步拓展全球城市研究的范围及其视野。
二、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关系
针对世界/全球城市研究中主流观点的理论缺陷，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将全球化/城市研究扩展到整个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已有的全球城市上，把注意力从对“全球城市”程度的经验性测量上转移出来，集中探讨全球化对所有城市带来的影响。[14]但这里首先要区分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仍基于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全球分工，即工业化国家主要从事工业制成品生产，而非工业化国家主要从事非工业产品和工业非制成品生产，并通过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而实现其全球分工。作为对这种传统国际劳动分工现实的思想反映和理论解释，形成了一种源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向心空间组织理论，提出了所谓的核心与外围的空间结构，即核心地区由先进的、工业化的、以白人种族为主的国家所构成，而外围地区则由落后的、非工业化的、以有色种族为主的国家所构成。基于此理论，还界定出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功能区域，即北大西洋工业核心区，外围地区（世界其他地区）则向其提供矿产资源、工业原材料及其农产品。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解释为有关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口与出口活动的多样化的地理空间现象。
在这样一种特定阶段的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北大西洋工业核心区中出现若干全球城市（确实也出现了像伦敦、纽约、芝加哥、曼彻斯特等全球城市），是可以直接用“全球化—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来解释的。因为在这种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及国际贸易中，作为在世界经济层面上的一个独立经济单位（或经济行动者），国家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显著。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缓慢进程尚不足以形成对全球城市体系的根本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可以直接推导出这些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并形成世界城市的等级模式。
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传统的核心与外围的空间结构中，一些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开始兴起，形成了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对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的世界划分提出了挑战。为此，弗劳伯尔等人以及阿纳弗等人都指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表明，不能再将贸易模式简单视为一种基于制成品与原材料在地域上相分离的概念。[15]由于这一重大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一直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份额上升了2/3，甚至更多。1996年至2000年，美国制造业贸易总额中的产业内贸易占到68.5%，德国是72%，英国是73.7%，法国是77.5%。同样，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份额也有增长，如墨西哥为73.4%，匈牙利为72.1%，韩国为57.5%。[16]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蓬勃兴起，其在全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17]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2/3的贸易，1/3的生产能力，70%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18]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内容本质和组织也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稀有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国家间贸易被跨国公司内部之间的商品、资本和信息流动所替代，[19]从而导致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日益增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估计全球贸易中有1/3是由公司内贸易构成的。另外1/3的贸易额是通过跨国公司控制的产品网络完成的。[20]例如在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公司内贸易从1982年的30.9%上升到2001年的34.5%。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出口中，公司内贸易从16.6%上升到30.8%。在一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和国家，公司内贸易的权重显得更高。例如，美国进口的计算机及电子产品中有2/3是来源于美国公司在国外的附属子公司。1999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中有56%是由公司内贸易构成的。[21]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域经济的全球化，是以世贸组织推动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由跨国公司推进的全球贸易、投资和生产的国际化，以及金融主导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其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及其空间结构逐渐进入一个深化转型的时期。全球范围（除部分非洲国家）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借助日益发达的电子信息技术以及交通工具，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空前的程度，并形成了新的国际劳动的地域分工。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是一个产品、交换和消费在全球范围内融合的过程；协调和与之相关的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被融合，[22]因而是以全球市场的创造、资本的快速流动、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复杂的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以及全球消费者市场的内在联系为特征的。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两个主要的深刻转变。[23]第一个与空间的概念有关。不管距离因素是否被简单地消除，全球化已经重新构建了其相互作用的空间限制。另一个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有关。全球化导致了人才、货物和服务流动的解放，而与此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界限的日益消除。
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加速对于我们考察全球城市体系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国家及其城市、企业竞争关系的变化。在此变化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而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支撑这一重要假设，或者说在这当中起直接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自由化进程，使民族国家对干预本国经济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构成当代全球化的遍布世界范围的商品流、贸易流，有许多是通过产业内贸易或公司内贸易实现的，从而使贸易空间远比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单一化”传统贸易模式更为复杂。在此过程中，对生产和贸易伙伴的选择，也通常是由公司的战略行为所引导的。不仅如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还形成了各种类型的跨国界的协调机构。例如，在全球层面上形成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区域层面上形成了诸如北美自由贸易条约（NAFTA）以及欧盟等。这些跨国界的协调组织机构所制定的有关关税、补贴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等条约，使得每一个相关民族国家对其国内产业、区域等方面的作用相对下降。另外，还出现了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组织逐步外移趋势和经济政策自由化等。这就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空间关系的基本假设暴露出某些致命的缺陷，使国家的因素在解释当代国际商品流中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二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主体，其资源配置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更多地依托于世界各大城市进行向各地扩散，并以各大城市为节点形成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体系。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导致世界财富全球分布的新变化，更新中心和边缘地理，强烈地改变了世界城市体系分布、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的性质，[24]从而也对传统产业区位理论形成了挑战。
三是金融大规模的全球流动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关系发生巨变。近2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资本市场的大部分限制性措施开始逐步取消，加之通讯和计算机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外国证券投资（FPI）面临的投资环境得以不断改善，全球资本流动逐年增加。据IMF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全球FDI和FPI的流量分别为201亿美元和251亿美元，到2000年则增至15 092亿美元和14 944亿美元，分别增加了74.1倍和58.5倍。[25]
在全球化力量的驱动作用下，国家要素较以前作用有所下降，权力重心向城市下移。世界银行城市发展总部的坎佩尔（Compell）指出，世界潮流的方向是各个国家的决策权的重心下移，使大量的决策权和公共财政支出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城市地方政府。城市地方政府的决策范围扩大，相当部分的公共支出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决策权已经交给城市，城市地方政府可利用的政策杠杆和财政杠杆增多了，在地方税收、土地政策等方面，城市地方政府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决定权；由城市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贸易额大幅度地上升，对外贸易权也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民间公司；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控制权已基本掌握在城市地方政府手里，中央的干预大幅减少。[26]尽管对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作为一个经济行动者重要性的观点尚有争论，但目前是被普遍认同的，从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城市上来，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独立经济单位。卡瑞斯尔（Kresl）指出，城市有能力运作基础资源以及吸引全球投资，这一特性是非常适合于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的需要。[27]城市的实力往往代表着国家的实力，国家与国家间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28]
事实上，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有其内在逻辑的。由于全球化的过程起源于地域经济的扩展，因而全球化现象在地域经济的集结点——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具体讲，经济的全球化在地域上产生了一种复杂的二重性：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高度分离与全球范围内的高度整合。这就产生了对高度分散化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与管理的需要，而城市，特别是在区位上具有独特优势的大城市，无疑是进行这种控制与管理的最佳空间集结点。于是，城市就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结构中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中心，其城市的功能、组织及体系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城市经济直接参与全球经济，日益融入到了全球的概念框架之中，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舞台。同时，城市在连接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高，能够比较有效地促进那些具有关键作用的人力资本、组织和制度的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不仅造就了少数全球城市，而且也必然伴有世界上更多城市的介入，对所有城市都有重大影响。[29]一些“中等城市”（medium cities）同与其毗邻的大城市一样，也必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作出反应的。[30]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根本性改造，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关系。
三、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城市网络
全球化进程不断增强全球与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并形成不断一体化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球经济中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的城市，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这个问题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家范围内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即一种“国家城市等级”模式。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间相互联系是否也像其那样，呈现为一种如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城市等级”呢？
从现有的经验证据来看，似乎并没有证明这个猜想。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正在摧毁工业经济主导时代以“中心地”等级体系为主要构架的旧世界城市体系，而建立以“全球—地方”垂直联系为原则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传统的等级结构，在全球经济概念中只有有限的作用。为此，一些学者根据当代世界城市相互联系的特点，提出了“全球城市网络”这样一种新的概念化的说明。
但从金（King）当初提出“全球城市网络”这一概念来看，主要是用来表述全球城市所履行的由跨国公司活动引起的“指挥中心”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所起的控制和枢纽作用这些功能的新型组织形式。以后沙森提出“跨国界都市体系”、[31]罗和扬（Lo，Yeung）提出的“功能性世界城市体系”[32]以及肖特和金（Short，Kim）的“全球都市网络”[33]等，基本上都是延续了这一思想。因此从这一概念最初提出及形成过程来看，全球城市网络是指仅仅由那些“全球城市”所构成的网络。我们知道，全球城市是有其特别规定性的，由此构成的城市网络，显然并不包括大量一般性城市在内。
这种对全球城市网络的理解，只是关注对全球城市的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哪座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我们对整体世界城市（或者非全球城市）的认识，似乎显得全球化仅仅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之中。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城市通过资金流、劳动力流、商品流、服务流而与全球城市网络发生关系。这些要素流和商品、服务流的发生，可能是公司的技术与组织创新、应对非均衡市场力量关系和超国家、国家、地区和当地不同层面政策的战略行为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大多数城市主动或被动的融入全球经济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城市都将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既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市场，同时也是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知识流动的中心环节。当然，其流动的规模有大小，作为中心环节的流量有高低。但较小的规模和较低的全球要素与商品流量，并不意味着这一城市缺乏与全球的紧密联系。
因此，我们要对主流观点首先提出来的“全球城市网络”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我们理解的全球城市网络，不是“全球城市”的网络，而是全球性的城市网络或全球城市间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除了世界/全球城市外，也包括其他许多介入全球化进程并通过各种要素流和商品、服务流与世界其他城市发生联系的一般城市。
四、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网络是一个诸多节点内在连接而成的页面。当我们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来观察时，城市就是一个与其他城市有着内在连接的节点，是作为该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一“节点”的概念，意味着城市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城市作为一个节点的价值，在于它和其他节点之间的相关性。这就把城市间的联系提到了关系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来，成为城市兴衰的关键问题。正是这种旧的和新的联系维系着城市，并决定了城市的地位。因为一个城市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越多，其越有可能获得频繁流动的信息和知识，并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创新来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城市所处地位的变化是由它与其他节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一般来说，城市的成长建立在联系扩展的基础之上；而衰退的城市，其联系也在减少。当一座城市与周围没有联系时，也就意味着其死亡。这也就是说，节点的崛起（或者衰落）并不必然由其自身的属性所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市作为节点的功能似乎更少地取决于其所占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新技术及其路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其在城市网络中的联系。
当然，作为网络节点的城市，既是一个流动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自身显著特点、发展的历史以及各不相同特质的实际场所（地点），从而存在着一种张力。历史事件和特殊机遇也有可能触发节点作为特定地区的独特的发展进程。但可以断言，在城市网络结构中，一个城市的机遇更多地取决于节点之间的结构严密和联系紧密的互相作用，而非其自身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市视为一个经济“中心地”，不应该过多地把城市设想为作为贸易场所、港口、金融中心或工业重镇的角色，而是要作为资本等要素循环和积累的复杂网络的必要组成部分。
既然一个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和其他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交流什么，而不是他们那里有什么”，[34]那么节点之间流动的水平、频繁程度和密集程度就决定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里有两个衡量维度：一是关联密度，即互相关联的层次越密集，节点所能完成的吸收、传递和处理的功能就越强，该城市也就显得越为重要。二是关联广度，即与其他节点的联系及相互作用越多，该节点在网络结构中就越处于中心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一个全球城市网络中，对于每个节点最重要的测量就是其连通性。
在这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根据其与世界联系性的强度及其影响范围的大小进行城市分组。处于最高层级的全球或世界城市（伦敦、纽约、东京对世界金融机构的统治使他们荣膺此列），较特殊的支配性城市集中了特定的工业，如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休斯敦的石油工业；政治支配性城市包括国家首都，如华盛顿特区、巴西利亚；区域的和当地的城市，以较低水平的公司活动为特色，其活动也日益受到国际贸易和产业重组的影响；全球等级中较低层次的城市承担着劳务移民的征募、自然资源和剩余价值的提取以及市场深化所必需的消费类型的扩散等任务。[35]这种全球城市体系的组织原则也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提供了成长空间，如出口加工区、离岸金融中心、国际口岸城市、制造业出口专业化生产基地等。总之，全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是具有最广泛、最密集的全球网络连通性的，因而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基本）节点。其他城市，在此网络中则是一般节点。
作为全球网络节点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具有多重地位。如果网络结构统治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些城市一方面是全球的，在另一方面又是地区的。当然，其倾向于全球或地区的权重是有所不同的。那些与全球城市网络关联性不强的城市可能承担着更多的地方性功能，而在网络中处于较高等级的城市将在全球体系中具有鲜明的特异性，从而使这类城市与其毗邻的城市有所区别。比如在英国，除伦敦外，其他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得十分的类似，而伦敦作为一个与全球城市网络最紧密相关的城市，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36]因此，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顶级的全球城市，往往是通过所有的活动展现其全球性。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扮演多重的角色，在一些经济活动中会采取多种功能展现其全球性，而在特定的本地发展轨迹中则会展现其另外的属性；在一定的网络结构中充当节点，但在另一方面担任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正是这种双重潜力给予了节点特殊的身份，而不是将其变成全球的流行（和同质化）。[37]
而且，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其节点具有多样性。这主要与城市的权力类型有关，即控制权力与网络权力。控制权力存在于那些公司总部所在的城市。由于正是这些城市的公司总部控制了在其他城市的地区总部或公司分部，所以这类城市往往成为统治性的城市。但全球城市网络并不像一个等级系统那样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简单运作的。有许多城市，往往是一些提供全球服务的企业声称“必须在那儿”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权力”。赋予网络权力的城市，通常被称为通道城市（Gateway City）。[38]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网络中城市的控制权力和网络权力是同时存在的；前者表现为一个城市中集聚了公司总部的对外关联，后者表现为一个城市中由大量的“普通”办公室所体现的“次级支配”的关联。[39]一般来讲，城市的控制权力比较集中，从而统治性的城市只是少数，如纽约、伦敦等，其在全球城市统治力的排名中是遥遥领先的。城市的网络权力比较分散，从而通道城市相对较多，且分布较广，并具有各自特色。例如欧洲西北部的三个城市，每一个都有特殊的吸引人的东西：都柏林是一个特殊的后台办公的工作地点；布鲁塞尔作为“欧盟的首都”的政治地位吸引了更多的超越其当地经济地位的全球服务；苏黎世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联接核心与外围的特殊金融的角色。
除此之外，城市节点在功能上的专业化也日益显现。这非常不同于中心区位模型所认为的，凡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相同等级的城市是发挥着同样功能的。卡曼格勒（Camagni）认为，不同的世界城市在世界体系中将发挥不同的功能，由此它们成为世界城市的本质和程度也将有所不同。[40]比如，在美国，纽约主导着银行、会计和广告等服务，而华盛顿特区主导着法律服务、研发和协会组织服务。[41]像波士顿、达拉斯和旧金山等城市的高科技产业，则超过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全球城市。又如，柏林被称为“设计之都”，取得了许多国际成就，从莱卡相机的设计到各国宾客云集的时尚展会。还有，爱丁堡被誉为“文学之都”，阿根廷的圣菲被称为“民间艺术之都”，等等。
最后，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其节点的统治地位具有动态性和暂时性。因为信息、资本和投资的流动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网络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会很轻易地被忽略，流动也会改道。同时，新兴节点也可能形成与出现，并处于持续的变迁之中。
五、小 结
我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城市体系的根本性改造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只有放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予以解释才能更具说服力，因此作为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产物——全球城市网络是一个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通过“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既是全球的，又是地区的）。更为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把全球城市多样性及特点的考察与其动态过程结合起来，从其形成的特定背景、条件以及过程中来把握所形成的不同类型，并进一步拓展到那些正在崛起的世界/全球城市的研究上。
《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周振华，男，1954年生，汉族，浙江上虞人。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达500余篇，出版著作20多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5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20余项。先后被评为国家人事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国家人事部等国家社科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增长方式转变》、《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产业结构优化论》、《中国迈向现代企业制度思索》、《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等。
【注释】
[1]J.Friedmann，and G.Wolff，“World 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6（3），pp.309—344.
[2]J.Friedmann，“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Vo1.17，No.1，January，pp.68—83.
[3]S.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4]沙森强调了其“全球城市”概念与弗里德曼“世界城市”概念的差异性，但大多数的研究都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加以使用的，因此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城市”也没有将两者加以严格区别。
[5]P.Hall，The Global City，UNESCO，1996.
[6]H.Lefe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
[7]Abu-Lughod，New York，Chicago，Los Angeles America’s Global Cit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8]C.Hamnett，“Social Polarisation in Global Cities：Theory and Evidence”，Urban Studies，1994，31（3），pp.401—424.
[9]J.Friedmann，“Where We Stand：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in P.L.Knox and P.J.Taylor（ed.）World Citiesin a World-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1—47.
[10]“国家城市系统”是世界城市研究之前关于国家内部主要城市研究的一种范式。
[11]A.R.Pred，City-systems in Advanced Economies，Past Growth，Present Process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ptions，London：Hutchison，1977.
[12]P.J.Taylor，“Hierarchical Tendencies Amongst World Cities：a Global Research Proposal”，Cities，1997，14，pp.323—332.
[13]F.Lukermann，“Empirical Expressions of Nodality and Hierarchy in a Circulation Manifold”，East Lakes Geographer，1966，2，pp.17—44.
[14]J.R.Short，C.Breitbach，S.Buckman and J.Essex，“From World Cities to Gateway Cities”，City.2000，4（3），pp.31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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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R.Camagni，“Beyond Complexity i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in C.Bertuglia，G.Bianchi and A.Mela，（ed.），Thecity and itssciences，Heidelberg：Physica-Verla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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