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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的基本问题

时间:2022-02-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具有复杂性。如果仅从观众的人数或比例来看,A站的绩效要远远高于B站。但如果从两场演出所实现的文化价值功能来看,绩效评估的情况恰恰相反,即B站的绩效可能要远远超出A站,因为B站的演出能改变人、塑造人而A站的演出则一笑了之。这样,公共文化机构就成了沟通政府与个体及社会、对接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桥梁。
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的基本问题_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

二、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的基本问题

为了科学构建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框架,我们应厘清公共文化机构的定义、属性、绩效评估特点及意义等一些基本问题。

(一)公共文化机构的定义及属性

公共文化机构是指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包括享受政府财政支持或补贴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展览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文化馆(站)、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青少年宫、歌剧院、体育场(馆)等。

这些机构以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为依托,凭借图书、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品歌舞、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共享性的文化产品及服务,来满足公众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些机构除了承担各种各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外,还被赋予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功能,即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公众文明素养、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建设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等。

(二)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的特点

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数理统计运筹学等原理和特定的指标体系,对公共文化机构规划、建设、管理及服务在一定期间的业绩状态进行综合评价。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既是必要可行的,但又是有限度的。

首先,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具有复杂性。比如说,现有A和B两家乡镇综合文化站。A站组织了一场大众娱乐性质的歌舞演出,公众参与观看的比例为90%;而B站组织了一场富有教育意义的话剧演出,这种演出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会改变人的一生,但公众参与观看的比例只有50%。如果仅从观众的人数或比例来看,A站的绩效要远远高于B站。但如果从两场演出所实现的文化价值功能来看,绩效评估的情况恰恰相反,即B站的绩效可能要远远超出A站,因为B站的演出能改变人、塑造人而A站的演出则一笑了之。因此,当我们在对公共文化机构的绩效进行评估时,既要关注、设计管理效率类指标,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价值功能和社会效益类指标,而是要根据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能及功能属性,将不同性质的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否则,评估的信度和效度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其次,对文化功能性存在状况缺乏成熟的量化指标。公共文化机构的产出是“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实体性存在,更是功能性存在。对于实体性的存在状况进行评估比较容易,如村文化活动室达300平方米、图书馆人均藏书量达1册等。但对于功能性的存在状况就很难进行量化评估,就好像一个人的体格和体重是可以称量的,但他的精神和灵魂是不可以称量的。因此,对文化功能性的存在状况要进行定性分析,先获得其状态属性,然后再转换为一定的参数指标纳入绩效评估体系。

(三)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的意义

公共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确定后,迫切需要各级政府有很强的执行力,将政策转化为全社会的实践。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实践中,公共文化机构是具体执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组织机构,政府依托这些机构将文化政策执行下去,社会公众依托这些机构享受到各种各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凭借这些机构将公共文化需求反馈、传递给政府文化决策部门。这样,公共文化机构就成了沟通政府与个体及社会、对接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桥梁。抓住公共文化机构这一关键的环节点,从引导和加强机构规划、建设、管理及服务入手,对其组织属性、运营能力、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估,可以将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组织机构的组织职能、社会功能及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机构、设施、项目、团队、活动、人员等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规则、过程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部放在绩效产生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的规划、建设和评价,这有助于推动由“政府理性”向“公共理性”转变,由“建设理性”向“规划理性”、“管理理性”、“服务理性”转变,由“政府形象工程”向“文化民生工程”、“文化惠民工程”、“文化价值工程”转变,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和水平。

我们知道,绩效评估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绝不是为了评估而评估。通过评估,主要是检验公共文化机构尤其是公共文化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及利用是否合理,公众对公共文化活动及服务是否满意,以便于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下,及时了解不断变化的公众文化需求,积极调整、改进、制定新的政策,及时回应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同时,还可以促使公共文化决策及公共文化机构要对预期的发展目标负责,从而也加强了决策者和机构管理者的效能意识、问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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