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

（一）经济安全议程

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参与到更加强有力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市场中。一些人将全球经济的负面作用，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一情况表明，所有卷入开放性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国家，都依赖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与平稳运作，一旦出现破坏全球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系危机，这些国家的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都会受到重创。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仅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政治遗产，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它们的特殊困境正源于这种依附性经济地位，这些条件奠定了贫困的基础，并使它们更容易受到体系危机的打击。据有关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七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都占世界人口的11%，但两者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值，却分别为65%和不足1%。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高达25 000亿美元。

经济安全被赋予新的重要含意，是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典型的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冲击。1994年墨西哥政局动荡，外资减少，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比索大幅度贬值，股市下挫，金融市场完全失控，导致一场极为罕见、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在西方引起巨大震动，也波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1997年一场更加猛烈的金融风暴由南向北，席卷东南亚地区，受金融危机狙击的国家，损失惨重，股市狂泻，汇市狂跌，财富缩水，出口下降，投资收缩，内需不振，经济衰退，社会动乱，政局不稳。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1998》报告估计，东南亚地区的股票价值暴跌，流失财富约7 740亿美元，经济水平倒退了约10年，相当于这里发生了一场局部战争的损失。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扩散，短短数月内横扫了数十个国家，波及亚洲，危及全球。据统计，1998年大多数东亚国家经济出现7%左右的负增长。金融危机造成亚洲1万亿美元坏账，股市市值损失2万多亿美元，估计GDP减少3万亿美元，数百万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为严重的是，连续引发俄罗斯多次金融危机，使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0.4%滑落到1998年的－7%。股市、债市、汇市全面恶化，股票市值跌去一半，外债高达1 400多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使欧美及拉美股市深受其害，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深化为全球金融动荡，通货紧缩，原油和农矿原料价格下跌，全球经济减速。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此下降1.2%。紧接着发生的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导致这个富裕的南美国家破产。由此可见，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性，甚至比传统安全问题还要大。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就非传统安全框架下的经济安全而言，它指涉的对象十分广泛，涵盖个人、企业、国家和全球经济体系等各个层次，超越了原来国家只关注资源与商品的有效供给，以及市场保障等因素的狭隘观念。国家经济安全侧重于国家在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大都属于内部因素。新的经济安全关乎人类的基本需求，生存的逻辑不能存在于相应的经济领域本身之外，这是一种以人类为核心的经济安全，并赋予经济安全以独立地位与重要意义。它重视全球经济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开放条件下全球经济的联动效应，重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意识。它主要是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速所日益凸显的经济挑战和危机。它们包括：（1）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主权的严重挑战，例如在参加一体化或相关国际经济组织时，或接受援助时，对国家主权权力的自主让渡或自主限制，被迫对经济体制及政策的调整，还有跨国公司的跨国经济活动，有正常经营的一面，也有损害所在国主权、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一面；（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竞争导致各国贫富差距加剧，出现了全球化的富裕和地区化的贫困现象，特别是一批发展中国家日益被边缘化，两极分化日趋严重；（3）大量国际游资作为一种巨大金融力量，全球游动，不断出击，制造全球金融动荡，金融危机接踵而来，全球化的发展使这种巨大的破坏力，传递得更快、更广、更剧烈，因而对全球经济安全和民众的生活影响极大；（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而能源供应不足，又受国际形势动荡的影响，价格快速上涨，能源危机造成了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涉及能源供应安全，运输安全，消费安全，防止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二）生态安全议程

《千年生态评估》发现，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60%已经毁灭或者处于崩溃之中。根据专家评估，随着另外26亿人口的增加，到2050年地球生态环境的退化将进一步恶化。目前，海洋和森林对碳的吸收，每年达到30亿到35亿吨，而每年排到空气中的碳达到了70亿吨。如果目前的趋势维持下去，这将使每年的碳排放量达到140亿吨——最终导致温室效应失控^[5]。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厄尔尼诺现象频繁，旱涝异常，海平面持续上升，小岛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空气污染使恶性传染病扩散，发病率增加，大范围的森林植被破坏和农业灾害，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带来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灾难。

森林锐减和酸雨大增对全球生态造成破坏。大规模砍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引发洪涝、泥石流及土地沙化，减少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酸雨摧毁森林，酸化湖泊，腐蚀建筑物，对渔业、农业和林业造成巨大损害。

水污染包括淡水和海洋的污染。水污染主要来自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它导致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也限制了经济发展，水资源争夺越来越成为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原因。向海洋倾倒垃圾，注入污水，以及频繁的海上石油污染，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污染也十分严重。

过度砍伐、过度放牧、过度垦殖所造成的土地荒漠化十分严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占全球陆地面积四分之一以上，影响到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全世界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据美国世界观察所统计，每年各种生态难民达到1 000万以上，在撒哈拉以南有几百万难民在忍受干旱和饥荒。

生态环境问题对安全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破坏、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基因多样性的消失、国家间的资源争夺及环境危机转嫁、生态难民引发的问题等。像2004年发生的导致30万人死亡的印度洋大海啸事件，以及2005年横扫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卡特里娜”飓风等重大公害事件，正在使世界认识到环境安全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全世界拯救地球”、“保护人类生态环境”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和公共性，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它所造成的困境正在迅速接近极限，其严峻性正在迫使人们采取行动。

讨论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人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地球的环境，经济增长应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并且宣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目标。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人类环境高峰会议指出，环境保护是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退化则对当今国际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生态环境安全已上升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三）社会安全议程

社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面广，相互交织，最为错综复杂。宗教、种族冲突、战乱和环境灾难引发难民潮。当代约有7 500万人被迫离家出走。据联合国题为《世界难民状况：人类在新千年的迁移》的报告称，1992年国际难民总数高达1 800万人，目前，由于大量难民陆续返回阿富汗、安哥拉、塞拉利昂等国，国际难民人数约920万，是25年来的最低点。不过，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难民约有2 500万，处境悲惨。难民问题已经从人道主义救助问题，一跃而成为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难民的存在和流动，困扰着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的发达国家，也损害了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非法难民居住区由于缺乏有效控制，武器、毒品贩卖等跨国犯罪时有发生。伴随难民潮的是大量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包括层出不穷的非法偷渡现象，触发了诸多宗教、种族冲突，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该联合国报告称，“当前国际社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各国会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借口，以此来为自己采取限制避难的做法进行辩解。许多国家还出现了仇外和害怕避难者的情绪……这导致人们不是将难民视为受害者，而是把他们当成制造不稳定局势的罪魁祸首。”

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是又一个非传统安全威胁，自199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毒品的全球泛滥，造成了集毒品种植、加工、走私、销售、消费及洗钱为一体的强大的全球地下经济网络，冲击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生活。全世界毒品年交易额达5 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10%，毒品成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产业。根据有关资料统计，经过“洗钱”的毒资达一万亿美元，大部分变成流动性很大的投机资本，渗透投资领域，破坏金融市场稳定。毒品、政治与武器三位一体，深入国际政治领域，影响国际关系，加剧了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毒品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和全球社会的巨大威胁。走私武器和贩卖人口，也是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网络犯罪，以及包括核材料和高技术设备的非法交易等，是新型的犯罪形式。目前，跨国犯罪的特点是，团队犯罪多，组织严密，拥有最新式的武器、通讯和交通工具，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全球社会的安全。

在日益网络化的时代，全世界连成一体，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对互联网的信心，以促进贸易、商务、金融、远程医疗、电子政务和许多其他电子用途，就必须保障各种不可或缺的网络系统和基础设施不受到网络犯罪的袭击。信息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破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黑客攻击、电脑病毒侵害和日益泛滥的网络犯罪，使得全球信息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威胁到信息网络的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保密性，威胁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领域的综合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是一个多维、多层次、多因素、多目标的系统，有其复杂性、跨国性和不可控性，往往呈现全球性、突发性与扩散性等特点。信息网络安全威胁首先来自技术系统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人为地被负面利用，如计算机技术缺陷、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犯罪、信息垃圾和信息污染等，黑客和病毒是首要威胁，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全球性、互联性、开放性、共享性、共用性使其本身极易受攻击，攻击的不可预测性、连锁扩散性，极大地增强了危害性。其次是黑客活动日趋组织化和政治化。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扩大了黑客活动的视野、范围和能力。他们开始组建黑客群体联盟，加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的攻击手段更加专业化，破坏力更强。他们或者出于个人目的，进行信息网络的盗窃和破坏，或者由于泛政治化倾向，攻击各国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及其网站，连国际组织、大型商业企业和电脑个人用户也深受其害。反经济全球化的黑客组织常将世贸组织网站作为攻击靶子，“9·11”事件后，美国和中东的黑客展开报复与反报复攻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黑客借助电脑病毒，相互攻击，结果殃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数十万台电脑。网络犯罪主体多样化、手段复杂化、影响扩大化。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犯罪集中于获取高额利润和窃取秘密，金融领域占总数的60%，每年被直接盗走的资金高达20亿美元。在线欺诈、盗取商业、军事机密及个人信息、传播有害信息，已成为网络犯罪的主要形式。赌博、走私、贩毒、洗钱、色情以及恐怖主义等借助网络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其中，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犯罪的恶性发展。它的高智能化、高隐蔽性、不可控性、成本低廉，强化了“不对称优势”，极具威胁性和破坏性，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网络进行恐怖宣传，散布假消息，制造恐怖气氛和心理恐慌，非法入侵网站，截取、破坏和盗取重要数据等。因此，每一个联网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要采取安全做法，形成一种全球网络安全文化，建立一个自由、安全的信息社会，推动全球社会和平、和谐的发展。

继艾滋病迅速蔓延至全世界以来，近年来非典、禽流感又相继袭击人类社会。2003年在全球蔓延的非典在经济上的破坏程度不亚于一场地区战争。据世界银行预计，当前在世界各国流行的禽流感疫情，经济损失可能高达8 000亿美元。它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与目前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极具传染性、流动性和危害性。伴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社会变迁加速，传染性疾病流行及变异的速度也在加快，它们往往是人类自身酿成的苦果。以艾滋病为例，自发现首个病例至今20多年间，它已疯狂蔓延至全世界各个角落，据不完全统计，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5 000万人，近2 000万人死亡，远远超过战争造成的死亡。有9个非洲国家艾滋病流行率达到或超过10%。艾滋病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因，不仅是死亡率实际上高达100%，而且常常殃及无辜，它的社会后果是毁灭性的。此外，全球变暖，再加上其他种种不确定因素，如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人口快速流动的影响，加速流行病全球扩散，西尼罗河病毒从赤道传播到北美，肆虐整个美国并波及加拿大，每次疫情爆发前都有一段异常干燥炎热的时期，疟疾正攀登高山，向非洲和拉丁美洲高纬度地区挺进，登革热正在北移，霍乱在逐渐变暖的海域滋生，横扫整个南美大陆，并殃及墨西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过去30年来，出现的新型疾病和死灰复燃的疾病已逾30种。它们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并使之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成本。

（四）反恐议程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议程上的首要问题。它已成为全球社会一大公害。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袭击的后果，甚至比一场局部战争的破坏更加严重，它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的同时，还产生了长期的社会恐慌心理和社会成本支出。“9·11”恐怖袭击是最典型的案例。它从心理上彻底粉碎了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国际恐怖主义的政治性孕育着暴力性和工具性；它的暴力性产生恐怖性；它的恐怖性制造社会恐怖气氛和心理震慑效应，这是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此，他们转向大规模袭击，不惜大量屠杀平民，具有反人类的特点。恐怖主义已成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也有人把它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并称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是对全人类安全的共同威胁。“9·11”恐怖袭击表明，恐怖战“就是以有限手段打无限的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战争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间的全部界限往往都要被改变，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6]。实际上，恐怖主义不仅在手段和地点上，而且在时间和攻击对象上都具有近乎无限的选择性，这使得人类的公共安全问题凸显出来。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明确信仰、思想动机和思维逻辑的世界性暴力，而且，这种暴力日趋高智能化、高技术化。

国际恐怖主义反对特定的人，反对特定的群体或派别，反对特定的国家，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反对一种国际结构，反对一种社会秩序。在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南北鸿沟日趋扩大。发展上的滞后，经济上的不公平，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霸权主义和强权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宗教、民族、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催化剂。全球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多元化、民主化，也为恐怖主义的存在、发展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冲突及压制在一些群体心灵深处的内化导致恐怖主义。全球化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世界的严重失衡，给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足够的全球活动空间，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暴力形式。恐怖袭击目标经过精心挑选，其身份、地位、地点或活动内涵，极具象征性，而恐怖主义者与其侵害对象之间并无直接利害冲突。

“9·11事件”以后，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威胁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国外交部计划厅副厅长菲利普·埃雷拉指出，“基地”组织通过权力下放，形成了三个圈子。第一个圈子由“基地”组织的领导层本身，即本·拉丹以及策划了包括“9·11”袭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的人组成。第二个圈子包括具有一定的共同的跨国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不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还是比较宽泛而言的反西方组织。然而，这些运动都是局部冲突的产物；它们是依靠地方上的不满情绪而滋生，并主要在考虑到局部的政治状况下继续界定自己的目标。对它们的精确描述是“地方化”。第三个圈子最重要，它是由个人或集团构成的圣战分子，他们把本·拉丹看做自己的旗手，并认为应当以他的名义行事。他们顶多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特许经营者。新的圣战领导人取代了已经被消灭的和被抓获的领导人。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特尼特曾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这些位于边远地带的组织越来越多地制订议程，并重新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他们并非都是本·拉丹所创造的，他们的命运因而也不与他命运相联系。他们具有独立的领导集团，他们选择自己的打击目标，筹划自己的袭击。”目前，这“第三个圈子”的成员起码在欧洲，是聚集在阿富汗人的训练营老校友们的周围。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在于，参与伊拉克恐怖主义行动的老兵正在迁徙到其他的战场，扮演着1990年代阿富汗人的角色^[7]。

这种松散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这一新的组织形式没有严密的等级制结构，没有明确的力量中心，也没有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而是建立在一些水平的、网络式的行为者上，它具有快速学习和反应的能力，再加上不对称的手段，从而确立其优势。这是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当今国际恐怖主义主要特征之一是，恐怖方式更具有残酷性，可以预计，一旦恐怖势力掌握了毁灭性武器和技术，形成对城市生活命脉的毁灭性破坏的能力，其杀伤性将无法估量。主要特征之二是，更加网络化，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主义非常重要的工具。“必须让互联网成为我们的工具”，“基地”组织网站如是说。据调查，被美国认定为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体的40个机构，现拥有超过4 300个网站。对于恐怖组织而言，目前它并未将互联网作为恐怖主义的战场，即主要不是通过互联网本身来搞袭击，如侵入电脑系统从而造成重要公共设施瘫痪，而是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和活动平台，充分利用其价廉、高效的特点。它使恐怖分子能绕过媒体进行直接宣传，包括向全球大众传播暴力信息，如自杀式袭击者的声明和行动，或令人毛骨悚然的斩首录像。互联网可以隐藏身份，进行交流联系，他们还利用互联网来募捐，吸纳新的支持者，训练和学习制造武器，以及收集有关袭击目标的信息。2005年7月伦敦的爆炸实施者就是依靠互联网来策划袭击的。主要特征之三是，国际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的结合。例如恐怖主义组织通过毒品生产和走私抽取大量黑钱，经过洗钱后再用于购买武器装备与策划恐怖袭击。经济犯罪所得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组织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思考题

1.怎样认识全球综合安全？

2.试述传统安全问题的新走向。

3.试比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特点。

4.概述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注释】

[1]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70页。

[2]参阅傅勇博士论文《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国》手稿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3]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p.212.

[4]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页。

[5]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2006年1—2月号文章：“未来状态最新版”。

[6]乔良、王湘穗：《超限战》，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44页。

[7]菲利普·埃雷拉：“威胁的三个圈子”，英国《生存》季刊2006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