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

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是为认识、掌握与推进国际关系而进行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世界是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飞跃。我们应当从“终极的经济原因”去考察国际关系的运动，但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能漠视上层建筑以至于个人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具有指导意义的最高层次的方法论。这是与世界观紧密相连的方法论。我们熟练运用的一些研究方法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神。

历史分析法。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经济分析法。这是从经济方面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反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

阶级分析法。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

国际关系的传统研究方法有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两种取向。

规范研究是从基本价值的思辨性分析中演绎出国际关系学说，并以此为标准来解释各种国际现象。这是一种定性分析的方法。演绎法以真实无误的知识为前提，用合理的逻辑推导出对国际问题的结论。国际问题错综复杂，对其演绎推理时往往需要更多的前提、更审慎的推理，使前提与结论具有必然性关系。

经验研究是从大量实际材料的经验分析中归纳出国际关系学说，并以此判断各种国际现象。这主要是一种实证主义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归纳法是根据对个别事物的分析、总结，得出该类事物和现象的一般性认识。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归纳推理中的前提与结论具有或然性的关系。

国际关系学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从其他学科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并与它们有广泛的交叉点、接触点和共同的增长点，因此，国际关系学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抽象法、比较研究、案例分析、博弈论、概率分析、数学模型等，都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但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避免简单化、绝对性的倾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能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

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最新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诸如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层次分析、心理分析、计量分析、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把一般系统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它将国际关系视为一个体系或系统，强调系统的整体性、依存性、互动性、有序性、协调性、动态性、定量化等原则，信息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和反馈是其核心概念。系统内含若干子系统，例如国家、区域、国际组织等。系统的嬗变，母系统与子系统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均导致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系统分析法对国际体系及其活动进行整体性、有机性的宏观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一大进展。

莫顿·卡普兰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国际系统六大模式：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紧密的两极系统、等级系统、全球系统和单位否决系统。国际系统的稳定与变化取决于五大变量：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者类型变量、权力变量和信息变量^[8]。卡尔·多伊奇的沟通论强调，国际系统通过信息的获取、传递、利用和相互作用，对系统的行为进行调节、修正，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和行为，从而达到对系统过程的控制。K·J·霍尔斯蒂的国际系统模式、厄恩斯特·哈斯的新功能主义、布鲁斯·拉塞特的国际一体化论都对系统分析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分析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也受到众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系统论过于强调系统的稳定和均衡，偏重于维持现状。最集中的批评意见是系统论概念过于抽象，与国际关系现实有较大差距。斯坦利·霍夫曼声称，根据少数原理创立纯粹抽象的假设，然后从中推导出种种论题——这种做法要么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空谈游戏，完全脱离现实而无法加以“检验”；要么以有关经过选择的变项行为的假设为前提，而这些假设不是太武断就是太多泛泛而谈。可以让人选择的不是违反常情，就是平庸陈腐^[9]。这就是建造“形式上的假想世界的模型，而不对现实世界进行概括”的危险所在。这是形式对本质的胜利^[10]。

2.结构功能分析法。这一分析方法与系统分析法紧密相关，它认为国际社会由相互依存的不同类型的系统组合而成，不同的国际系统有不同的组合原则，不同的组合原则决定各系统不同的结构，结构随原则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功能，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旦系统的功能变了，其结构也会随之而变。结构功能分析法较多地运用于国际一体化的研究。它的弱点是过于强调实力及其结构作用，容易忽视国内政治、国际规范等的影响。

3.层次分析法。这是系统分析的深化。戴维·辛格的论文《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认为，国际关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各行为者和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次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必须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研究国际关系。他提出，国际关系以国际系统作为分析的层次，比较外交政策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层次。这样，就把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比较研究区分开来。国际关系的分析除了系统层次、国家层次之外，还有国内层次，次国家角色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关系，使得国内层次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这三个层次各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又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大框架，使我们能够多层面、多向度审视国际关系。在运用层次分析法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上述三个层次的划分是总体性的，但层次分析并非仅此一种，对所有适当的国际问题均可作某种层次划分和分析；其二，专注于某一层次的国际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所有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国际关系的全面认识。

4.心理分析法。这是重要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一。它运用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着重对领袖、群众等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心理分析，试图揭示心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外部因素对国际关系参与者产生的心理后果。由于决策者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不少学者运用心理分析法解析重大的国际行为，剖析决策者的行为根源，对不同层次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心理比较研究，从中探寻重大国际行为特别是战争与和平行为的社会心理根源。

心理分析法的基本模式是S—0—R，即刺激—参与者—反应。参与者产生行为的初始动因是内部刺激（Sn），决定因素是外部刺激（Sm，奖赏或惩罚）。不同的心理反应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奖赏→友谊→希望；惩罚→敌视→惧怕。心理分析法通过案例分析和个性鉴定等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分析，推动外交遵循第一条路径，防止第二种结果的产生。

5.计量分析法。它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数学形式对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属性资料和行为资料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定量描绘，作“纯科学”研究，以获取对国际关系规律性的认识。计量分析法包括很多方式和模型，适用较多的是变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

变量分析法是把国际现象归结为一组变量，即量化为统计数据，从量化指标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例如可以根据国际冲突的定义，把它的统计指标确定为战争次数、军队调动和动员次数、死亡人数、示威次数、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驱逐和召回大使及其他外交人员的数量等，并可简化为战争（备战、作战与善后行为）、外交（非暴力冲突、驱逐或召回外交人员）和交战状态（断绝外交关系、显示强烈敌对情绪的冲突行为）等三个变量，依据这些变量的具体数据来分析国际冲突的规模及程度，作出明确的结论。

内容分析法是假设—统计—假设确认的论证方法，即对某一命题用假设的方法做预测性的研究，通过广泛搜集第一手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分类、统计与对比，来验证假设的正确性。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典型案例是“斯坦福工程”，研究结果证明了这样一个假设：德奥把受到威胁置于实力对比之上，明知实力不足，仍抢先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些最新的科学方法时，要研究这些方法与国际关系“同化”的条件和范围，促成两者的有机结合，使之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得到卓有成效的应用，用最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解决特定的国际问题。

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还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包括先进的信息贮存、检索系统和数据处理技术，大大加强了及时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大大加速了纷繁复杂的统计分析过程，为国际关系研究跟上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