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与克里米亚战争

第三节　“东方问题”与克里米亚战争

在“东方问题”上，沙皇俄国一直有着宗教和地缘政治上的双重考虑。从彼得一世开始，沙俄就有两大目标：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予以保护，同时控制两海峡地区。此目标在1833年缔结的《温恰斯克斯条约》中似乎已经实现。但是，该条约在1841年又被强调欧洲集体安全原则的《伦敦条约》所取代。如果说自1821年至1841年间，“东方问题”曾两次危及到欧洲、中近东稳定的话，那么，这一问题似乎被1848年的欧洲革命所淹没。然而，在这次短暂的消失之后，“东方问题”在1853年再次浮出水面，并演变成欧洲大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

导致这场战争的表面起因是俄、法两国对宗教圣地的保护权之争，但实质上是由于俄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扩张政策，以及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投机。

一、“圣地保护权”之争

1.“圣地保护权”之争的背景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是宗教圣地。犹太教（Judaism）、基督教（Christian）和伊斯兰教（Muslim），都把耶路撒冷（Jerusalem）视为他们的圣地。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开始，法国就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保护天主教徒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朝拜的权利。到了1740年5月25日，经过谈判，法国政府又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奥斯曼帝国授予法国保护那些前来朝拜的基督教徒的权利。虽然这一条约是以非正式的形式确立下来的，但它毕竟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一状况到了1774年7月，受到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所签订的《库恰克-卡拉齐条约》的挑战。当时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产生了纠纷，而对圣地教徒的保护权则是各个宗教派别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涉及遗产、财产和朝拜圣地的管理权，既有经济利益，又有宗教之争。

19世纪初，当奥斯曼政府不能给予互相敌视的各教派以正当的安全保护时，各教派便竞相求助于外部的保护者。理所当然，东正教徒求助于俄国，天主教徒依赖于法国，少数群体的新教徒则期望得到英国的保护。后来，随着欧洲列强势力的逐渐渗入，宗教派别之争开始吸引了这些国家政府的注意。到了1850年，由于大国的介入，圣地教徒的保护权问题变得进一步尖锐和复杂了。这就是所谓的“圣地保护权”之争。

2.法、俄之间的“圣地保护权”之争

1853年1月，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瓦莱特（de la Valette）向奥斯曼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烈的照会，要求赔偿被东正教徒夺走的财产，并同意法国享有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监护权，以保护天主教徒的生命安全。奥斯曼政府依据1852年2月9日的敕令，同意了法国的这一要求。

然而，俄国对此十分不满，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梯托夫（Titoff）也向奥斯曼政府施加压力，重申俄国的权利。根据国际法，俄国没有干涉奥斯曼内政的权利。可是，鉴于有大约1100万名希腊东正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是否拥有对这一群体的保护权，在沙俄眼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和荣誉问题。并且，根据1774年的《库恰克-卡拉齐条约》，东正教徒应该处在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不久，正式谈判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展开。到了1853年4月，“圣地保护权”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

3.奥斯曼帝国处理不当留下隐患

此时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雷德克利夫虽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但他对俄国却很敌视，同时非常担心“圣地保护权”之争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于是，他约见法国大使，恳劝法国不要失去这次和平解决圣地问题的机会。新任法国大使拉库（de Lacour）被英国大使的诚恳所打动，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转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立场，提出了保持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现状的建议，即天主教徒可在伯利恒传教，而东正教徒也可在耶路撒冷从事同样的宗教活动。奥斯曼政府在1853年5月4日颁布皇帝签发的命令，恢复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现存状况。这样，圣地问题似乎解决了。

但是，就在俄、法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时，孤傲的奥斯曼政府贸然玩起了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公开表示赞成法国的提议，并在5月4日颁布了恢复现状的命令；另一方面又私下通知沙俄政府，保证将优先考虑东正教徒的利益和地位。这一冒失的举措引起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欧洲大国的注意力再次转到了君士坦丁堡；二是“东方问题”再次出现并到一战结束时，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政治稳定；三是自尊心受伤害的沙皇和俄国统治阶层，此后不断寻找机会挑战现状，以恢复其声誉。

二、“东方问题”的恶化——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就在“圣地保护权”之争还悬而未决之时，“东方问题”的第三次危机不期而至。

1.“东方问题”第三次危机

1853年2月27日，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使团被一条醒目的新闻所震惊：俄国沙皇派遣的特使缅什科夫亲王（Menschikoff）及其使团马上就要到达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缅什科夫亲王是沙俄统治圈中的核心人物，曾担任过芬兰总督、黑海舰队司令和俄国陆军将领。他的随行人员中，多有优秀的军事和外交人才。在君士坦丁堡期间，缅什科夫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让奥斯曼政府的官员和欧洲使节们十分尴尬和反感。虽然在圣彼得堡，俄国总理向英国驻俄大使塞莫尔表示，俄国对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的野心，亲王此行只是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个人要求。但是，仍然没有人相信沙皇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去君士坦丁堡，仅仅是为了处理一些琐碎的个人事情。特别是英、法两国政府，意识到缅什科夫到访的潜在危险。很快，俄国代表团此行的真正目的便公之于世。3月22日，缅什科夫亲王在与奥斯曼政府的官员会晤时，暗示沙皇政府希望从奥斯曼帝国获得更多的权益，以作为两国友好的基础；为此，俄国应该享有对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这一权益应该由两国政府间所签订的一项正式条约予以保证。^[20]

当英、法两国的大使从度假地返回君士坦丁堡后，他们立刻发现“东方危机”已经出现，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因为俄国明显地要控制多瑙河流域、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此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欧亚军事大国，一旦再控制了上述地区，近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将被彻底打破。

2.旨在解决“东方问题”的维也纳会议

俄国的这一举动，对英、法和奥地利来说，都是无法忽视的威胁。特别是在英国，大多数人都支持遏制俄国的扩张，英国人却苦于没有遏制沙俄的好办法。拿破仑三世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当时的法国也有要在近东扩大其影响的计划。而奥地利此时还没有涉足巴尔干地区，但十分关注多瑙河流域和近东的稳定。然而，经历过1848年欧洲革命冲击的奥地利政府更希望稳定。为此，他于1853年夏季提议召开维也纳会议，来解决“东方问题”。会议由奥地利首相布尔·史朝恩斯坦（Buol-Schauenstein）主持，参加会议的是英、法、俄、普以及奥斯曼帝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努力找到一个既让沙皇的要求得到满足，同时又不能以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解决方案。会议提出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提案，这就是俄、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维也纳会议满足了沙皇俄国的要求，同时也保全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完整。

出人意料的是，奥斯曼政府拒绝接受维也纳会议提案。英国大使劝说奥斯曼政府继续谈判，并且态度要和缓，但他们知道英国的公共舆论和英国大使本人的真情实感，他们相信，在最后的时刻，英国政府不会允许君士坦丁堡被俄国占领，从而控制两海峡。从外交上讲，他们的判断是符合逻辑的，但在政治上，他们的做法是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让人深思的是，当奥斯曼政府拒绝了维也纳会议提案时，沙俄仍然抱着“神圣同盟”的幻想，更不相信英、法、奥、普会形成联合阵线。沙皇曾说道：“你们四国绝不会采取共同行动来要挟我。我可以指望柏林和维也纳支持我。”^[21]为了表示他不在乎四国结盟，沙皇命令俄军占领多瑙河上的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西亚，以要挟土耳其政府向俄国让步。严格地讲，俄国的行为仍算不上构成战争行为，因为根据1829年9月14日的《亚得里安堡条约》，俄国可以在土耳其主权管辖下的境内，享有“特殊”地位。但俄国忽视了他的这一行为会让英、法等国感觉到沙皇政府决意发动战争。

1853年7月27日，维也纳会议上通过了一个照会，即维也纳照会。它实际上是拿破仑三世建议的，然后通过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鲍坤尼转交给奥地利政府。照会要求奥斯曼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俄国的要求，例如：“如果沙皇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东正教会予以保护权，那么帝国不应予以拒绝。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明，奥斯曼帝国拥有着传统的、持续性的对其境内的基督教臣民的宽容。”^[22]沙皇尼古拉立即接受了该照会。整个欧洲似乎认为维也纳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危机。英国坚信自己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立即建议奥斯曼政府接受维也纳照会。但是，奥斯曼政府在讨论之后，对照会内容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又转交给了参加会议的代表。

对于奥斯曼政府修改过的照会，俄国表示不能接受，并提出了措辞强烈的反驳意见。这样，参加维也纳会议讨论的五强大使所作的努力眼看失败了，因为法国外交部长卢斯（de Lhuys）和英国驻巴黎大使考雷（Lord Cowley）均认为俄国的要求比维也纳照会提出的要强硬得多。

3.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这时，欧洲各国的公共舆论纷纷指责奥斯曼政府的顽固、保守和富有挑衅性。舆论认为，如果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是公平的，而俄国又接受了，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不能同意相同的条件，而执意要修改呢？

（1）奥斯曼帝国与俄国首开战事

欧洲的公共舆论让俄国政府产生了错觉，那就是奥地利和英国会最后支持俄国。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奥地利政府既优柔寡断，又急于避免战争，最后竟宣布中立。而英国内阁中以帕默斯顿为首的强硬派则利用公共舆论，煽动本国和君士坦丁堡的反俄情绪。特别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福特（即坎宁大使），是个极具独立性的人，他执行的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兼容的政策：一方面劝告奥斯曼政府克制，不要宣战；另一方面，却又鼓励奥斯曼不要在俄国面前退让，并保证如果形势允许的话，英国可以使用武力保护帝国的独立与完整。这样，1853年9月26日，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会议作出了向沙皇俄国宣战的决定。同时，奥地利政府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近东危机的努力，他急忙询问俄国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调停，以解决俄、奥斯曼两国的争斗。当圣彼得堡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奥地利政府重新召开维也纳国际会议。

10月5日，英、法、奥、普四国正式通过一项集体宣言，强调维持欧洲的均势，必须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上。同时在附加照会上，敦促帝国政府进行改革并善待基督教各教派。^[23]此时的土耳其政府仍十分清楚，虽然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大国，都赞成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双方的谈判，但在原则上英、法决不允许这个衰落的帝国被瓜分或成为俄国的附庸。10月8日，帝国政府强烈要求俄国于15日内退出两公国，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沙俄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奥斯曼政府在23日正式向俄国宣战。

君士坦丁堡的行为虽让沙俄有些惊讶，但远不足以威吓到俄国退出两公国，因为只有奥斯曼本国的实力是不足以对抗俄国的。沙俄认为，即使有法国一国的支持，也不足畏惧。此时的沙俄相信得太多了，他相信自己与奥、普两国的同盟，至少他们将会保持友好中立；他相信法国与英国积怨太深，不可能结成同盟；他相信巴尔干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民会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他也相信西欧各国会接受俄国的和平目的，即俄国虽然与奥斯曼帝国交战，但他绝不会在多瑙河的两公国领土上采取攻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土耳其军队表现甚佳，占领了部分里海地区和俄国境内的圣尼古拉斯要塞（Saint-Nicolas）。震怒之下，沙皇尼古拉违背了他在1853年10月30日的承诺，命令俄国舰队开赴里海沿岸，并于11月30日在辛诺普（Sinope）港内全歼奥斯曼帝国舰队。趁这个胜利时刻，沙皇提出了和谈的要求。奥地利大使相信，此时的沙皇信奉这一理念，即没有外交的武力是危险的，同时也相信外交必须有武力的支持。英国的态度仍然是沙皇的主要考虑因素，但是此时的局势发展开始超出了俄国一国所能控制的范围。

（2）战事升级，英、法对俄开战

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不仅一边倒地指责俄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停泊在两海峡附近的英、法舰队也在1854年的1月4日，径直驶向黑海，对俄国舰队施加压力。双方舰队对峙了一个月后，2月4日，俄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纷纷离开所在国，以示抗议英、法海军的挑衅行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俄仍指示他的两位大使不要走远，只是暂时住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静等下一步局势的发展。这些举动表明，俄国一方面准备与英、法开战，同时也抱有希望，他们的紧张关系会很快过去。

不愿卷入英、法、俄冲突中的奥地利政府，作了最后的调停努力。2月13日，他把维也纳会议的新条约内容转交给俄国考虑，但被沙皇明确地拒绝了。22日，奥地利政府转向英、法两国，希望他们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命俄军于一定时期内撤出多瑙河二公国；如果俄国仍一意孤行，奥地利将加入英、法同盟，共同对付俄国。

2月27日，英、法两国政府明确地要求俄国必须于4月30日之前撤出多瑙河二公国。3月12日，英国、法国又与奥斯曼帝国结成军事同盟，英、法宣称保护东方帝国的独立和权益。3月18日，俄国对英、法两国的要求予以拒绝。法国和英国分别于3月27日和28日向俄国正式宣战。至此，克里米亚战争全面爆发。英、法对俄开战以后，原本默默无闻的撒丁王国也参加进来，协同英、法军队对俄军作战。在整个战争中，奥地利给予的援助仅表现在外交上，而普鲁士则与奥地利保持同一态度。

三、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外交及维也纳四原则

克里米亚战争不仅是欧洲大国间的军事较量，也是一场外交角逐。从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到1856年3月31日《巴黎条约》的缔结，我们可以看到，沙俄不仅在外交上孤立，而且在对英、奥等国态度的判断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误。相反，英、法两国则有积极的外交策略。

1.战争初期的“四国协议”

1854年4月9日，英、法、普、奥四国代表，在维也纳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决定未来谈判的根本原则与条件。这些条件为：第一，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第二，俄国必须退出多瑙河两公国；第三，在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被保证的同时，要尊重信仰基督教人民的自由与权利。^[24]四国的决议维持一种大国共同行动的姿态，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四国决定，如果俄国不同意的话，不与他缔结任何协议。四国协议意义重大，因为它显露出俄国已处在外交孤立状态，而英法联军则借此可以在军事上大胆行动。4月10日，英、法两国约定不与俄国进行单独讲和，在战争中不谋求特殊的利益，同时要携手防止巴尔干地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以防这类起义帮助俄国的军事行动。

2.“维也纳四原则”

除了英、法的外交活动外，奥地利政府也急于重开谈判，早日结束战争。特别是在1854年8月8日，奥地利与英、法签订了三国协议，并发表了解决“东方问题”的四项原则。这四原则于12月28日被接受为“维也纳四原则”的核心内容。第一，多瑙河二公国及塞尔维亚将受国际集体保护而非俄国的单独保护；第二，多瑙河流域航行自由；第三，奥斯曼帝国必须纳入欧洲均势体系，并结束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支配地位；第四，俄国必须同意并放弃他对生活在帝国内部的基督教会的独家保护权。^[25]

同年11月，早已知晓“维也纳四原则”的沙皇政府同意进行和谈，并命其驻奥地利大使依据四原则作为和谈基础。谈判进展顺利，1855年1月，沙皇表示接受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和平协议，并计划于3月15日参加在维也纳正式召开的和谈会议。但是，就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有两大事件发生，其一为沙皇尼古拉一世3月2日因故身亡；其二则是撒丁王国决定派兵1.5万，加入英法联军与俄国作战。

3.旨在结束战争的和谈准备

论述克里米亚战争的著作很多，在此对战争的进程不再赘述，而着重介绍战争期间的外交及其随后的和谈情况。

旨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和平谈判，于1855年9月8日英法联军进攻塞巴斯托堡（Sebastopol）前6个月就开始了。从1855年1月7日，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外交代表就一直忙于讨论和谈条件，以及协议的框架和基础。例如，3月15日的维也纳会议就是所有交战国代表参加的，并且俄国大使科恰可夫（Gorchakoff）一直以正式身份参与。

1855年9月8日之后，交战各方深感和谈的必要。俄国虽没完全战败，但是已感兵力不足，加上国内形势很不稳定，讲和之声占据上风。法国虽获军事上的成功，但是已不堪承受巨额的战争消耗和国内反战派的压力。于是，巴黎政府渴望早日结束战争，甚至公开说出和平是其目的。但投机成性的拿破仑三世同样感兴趣的是，打着反对专制主义的旗号，唤起沙俄帝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以便给战争以新的合法性。对此，英国和奥地利两国却存有戒心，因为他们各自都是多民族的帝国或殖民帝国，同时又不愿意看到整个欧洲陷入政治动荡之中。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奥地利已经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对多瑙河两公国的管理权，便更加积极地转向和谈。老谋深算的帕默斯顿，已经看到奥地利政府所建议的和平将面临太多的妥协，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发生，英国决定同意法国的和谈要求。英、法、奥于1855年11月向俄国政府发出一份外交照会，限其在1856年1月17日之前作出答复。

此时的普鲁士也面临着避免战争的压力，力劝即位不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受和谈条件。1856年1月16日，沙俄政府承认“维也纳四原则”（包含黑海中立一项）为和谈的基础。2月1日，英、法、普、奥、俄五国代表在维也纳签订临时草约，其中包括了讲和的预备条件。草约规定：所有交战国将于近日内聚集巴黎，在“维也纳四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