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对英国立场的疑虑及其消除
美国尽管在危机爆发后迅速作出了反应，但由于对苏联封锁柏林的真实意图尚存疑虑，因而在行动步骤上更多地采取了试探性的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的应对方案能否成行关键，还有赖于同样身受苏联封锁的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在华盛顿看来，英国是西欧政治安全保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政府决策层内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美国学者贝科威茨曾指出，“美国在德国的两个盟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59]，但笔者认为对于英法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应该区别对待。法国由于受到战后初期国力较弱、国内政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对危机应对贡献甚少，但英国的角色却要重要得多，这不单单是因为它是危机外交和空运行动的直接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每当美国政府决策的关键时刻，英国总能适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华盛顿也常常会将伦敦的态度作为影响自身决策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美英两国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对付法西斯的过程中，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建立起了国家间的“特殊关系”。但该关系在战后的最初时段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一系列利己、排他政策和行为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出现了“降温”，这些政策和行为主要体现在金融贷款和原子武器的开发等领域。在二战结束后，英国曾设想以英法联盟为基础与西欧组成一个集团并与英帝国英联邦加强联系，以期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第三势力”。但随着东西方关系恶化和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再次拉近了美英两国的关系。由于苏联被看成主要威胁，而欧洲力量整体出现衰退，加之英国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又与欧洲大陆国家有不少意见分歧，伦敦自知无力充当欧洲的领袖，其决策者们也感到“第三势力”的设想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还有可能导致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使欧洲成为“共产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在这种现实顾虑影响下，英国最终放弃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企图，代之以支持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方针，并在自我定位为“成为美国可以依赖的主要伙伴和盟友”的同时，设法影响美国的政策。[60]在凯南著名的“长电报”提出遏制苏联思想的同时，英国政坛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也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呼吁“以英联邦、英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关系”，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61]时任外交大臣的厄内斯特·贝文也曾坦言：“只要我还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就将和美国密切合作，英国也将尽其所能与美国和谐共处;我们将为全世界人民的进步、自由和人权而竭尽全力，也许当我去世后，人们会称赞我奠定了世界政府和民主的基础。”[62]此外，贝文还在1948年1月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建立“西方精神联盟”的想法，并认为这是应对苏联威胁的上佳办法，他指出：“如果这样一种强大的联盟能够结成，那么已经在扩张道路上走出如此之远的苏联人就不得不领悟，他们不能再前行半步了。”[63]
与此相对，当时的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抗衡苏联，也需要英国的合作。国务院早在1946年4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就曾指出：如果要阻止苏联在欧洲建立霸权，英国就必须继续作为西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存在，美国除了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与之加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如果需要的话，还应该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支持他们。[64]随着冷战的爆发，华盛顿更是意识到“英国依然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与我们有着许多相似的观点，与其保持友谊、合作是美国在和苏联人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倚重的外部力量”，因此强调出于维护正义与和平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华盛顿应该尽最大可能密切与伦敦的关系。[65]国务院还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前夕，即6月11日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表示：发展与英国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与英国的友谊和合作不仅在联合国是有利的，而且对于美国对付苏联也是有利的，对于美国国防来说也是必需的”[66]。此外，从美国国内舆论看，194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美国民众甚至赞成美英两国结成永久的军事联盟，他们认为两国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的，因为彼此有着相同的道德和战略利益，而这种思维也得到了政府诸多部门的积极响应。[67]可以说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上，美英两国都有密切配合遏制苏联威胁和扩张的意愿。
具体到第一次柏林危机，英国的配合对美国而言的确至关重要。早在4月初应对苏联对柏林实施小规模封锁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已在美国为柏林西方驻军提供物资供给的“小型空运”中部分得到体现。例如，从英占区到柏林的飞行线路相对美占区的线路来说有以下优势：第一，天气状况更好、出现大雾现象的几率很小;第二，地势较为平坦、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更加有利于飞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从英占区到柏林的空中走廊相对于从美占区到柏林的路线缩短了50%，这样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也能提高空运效率。[68]因此，当6月下旬苏联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后，充分发掘英国的类似潜力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在6月24日柏林危机全面爆发时，华盛顿对于英国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仍不确定，对伦敦态度的坚定性仍存疑虑。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首先，英国驻德军政府助理军政官内维尔(Neville)少将一直对使用空运或是其他方法能为被围困的西柏林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感到怀疑。[69]外交大臣贝文尽管在24日当天要求内阁紧急讨论供给柏林的技术可行性，并提议组成“柏林问题小组”制定对策[70]以及在下议院的演讲中强调“西方不会向苏联图谋从经济上控制柏林的企图屈服”，但他却也一再无奈地承认了局势的严重性，甚至没有公开亮明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原则。[71]
其次，美国依然清楚地记得在“四月封锁”时，英国政府上下对苏联的软弱立场以及对美国部分应对计划的不配合。一则，针对当时克莱组建“美英联合卡车护卫队”强行穿过苏联检查站的提议，英国军政官罗伯逊在4月2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表示“此举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他强调：“大量的横亘在高速公路上的苏联坦克会阻碍西方车队的前进，如果我们强行经过，苏联就会因此而得到一个更好的开枪借口。”此外，罗伯逊还表示：“如果我们一反常态地和美国一道采取武装护送的方式，甚至是强行通过，那么苏联人要求检查我们车队人员的证件并要求对进入苏占区的西方货物进行检查的时候，就有了更加合理、合法的借口。”[72]二则，英国不支持针对苏联的国际航运采取某些形式的报复性行动，诸如对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苏联船只上所运载货物和乘客数量进行限制和规定的措施等，伦敦认为此举会使柏林局势更加恶化。[73]三则，贝文曾在四月封锁开始后公开承认了柏林交通安排上的不足之处，并声称“英国政府欢迎制订一个详细的协定”。[74]这一言论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赞成苏联当局推翻之前交通惯例的要求。四则，在4月5日“撞机事件”[75]中的行为和态度。事件发生后美国军政府认为，这似乎是一个苏联当局试图威胁英国飞机放弃使用空中走廊的信号。[76]但英国军政官罗伯逊以及负责善后的助理军政官斯蒂尔(Steel)都不相信苏联飞行员会受命蓄意制造“撞机事件”，[77]并因此向苏方发出了一封语气温和的公函。[78]克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将该公函看作是对索科洛夫斯基极具欺侮性的事故解释所作出的“绥靖式”的答复。他表示：“这也许代表了伦敦开始对西方迄今为止所一直奉行的坚定立场的背叛，抑或说明英国政府开始寻求对苏妥协;在我看来，这封信将会加快柏林局势的恶化而不是推迟了苏联对西方所要采取的进一步压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英国的行为更加糟糕的事了，这封信简直毁掉了我们的立场。”[79]在之后的事故调查中英国也多次向苏联让步，以至英苏联合调查始终没有能够超越对调查程序的讨论，并最终在苏联人坚决排除目击证人指证的要求下完全破裂。[80]在得到了苏联当局作出的“英国飞机在飞行于柏林空中走廊时不会受到干扰”的保证后，罗伯逊也在没有和美方商议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单方面取消了采用战斗机编队为运输机护航的命令。[81]
再者，美国担心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6月24日华沙会议后发表的《华沙宣言》，可能对英国立场产生负面影响。该《宣言》提议：召开美英法苏四国会谈，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所有占领国军队撤出德国并建立一个全德中央政府。《宣言》发表的当天晚上，法国外交部中欧司司长勒尤斯(De Leusse)在与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Caffery)的面谈中公开表示自己对《宣言》的内容感到不安，因为它与柏林局势密切相关。勒尤斯强调尽管法国政府愿意在柏林问题上和美英两国保持一致的立场，但他个人认为西方犯了一系列错误，尤其是当危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西方过分强调了柏林的重要性，并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留在那里。勒尤斯认为柏林的实际地理位置使其更容易与苏占区合并，西方在柏林所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供应食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持当地的经济运转，这些问题在面对苏联封锁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他甚至强调西方在柏林的声誉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在当地保持驻军以及参与对市政的管理。[82]显然在《华沙宣言》的影响下，勒尤斯主张西方三国主动放弃对西柏林的占领甚至不反对参加四国谈判。作为参与法国政府制订对德政策的高级外交官，他的看法也大致代表了政府的思维倾向。华盛顿担心巴黎在坚守柏林问题上态度的动摇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传染”给伦敦。
此外，美国对英国应对危机立场的疑虑，也与同期进行的建立北大西洋防御体系的协商密切相关。华盛顿于1948年4月1日出台的《五角大楼文件》[83]，尽管考虑了英国在欧洲防御问题上的要求，但与之前英法等西欧六国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相比，却是一种倒退。因为从《文件》的表述看，美国并不一定会对针对西欧的侵略行为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只会采取它自身认为的“适当措施”，这与西欧国家普遍希望得到的美国安全保证相距甚远。此外，由于美国的坚持，《文件》认定其他签字国可以对侵略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并采取适当方式反击，这使得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已经建立起的区域性防御联合组织的安全职能有所退化，这也是英国政府不愿看到的。[84]因此，华盛顿担心伦敦会采取类似4月底针对“照会苏联问题”时的做法，会因为没有获得华盛顿对欧洲安全的可靠保障，而不愿在对抗苏联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不过，伦敦的态度并像华盛顿所担心的那样糟糕。贝文及其助手斯特朗分别在6月25、26日与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会谈中提出了几点态度强硬的应对建议。第一，除加强两国驻德军政府联系外，安排贝文和美国政府代表(可以是驻英大使本人)在伦敦协调双方的危机对策，并建立关于德国局势情报的全面交流机制以实现“伦敦—华盛顿—柏林”三地之间完全畅通的信息交换。第二，在《伦敦决议》相关规定的框架下，美英联合参谋部应密切合作以期在第一时间制订与柏林危机相契合的军事应对计划。第三，立即通过两国驻德军政府和联合参谋部加强空运，尽快组织所有可能的空运力量在满足西方驻军需求的同时向西柏林居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运输干牛奶、干鸡蛋、蔬菜干等固体食品，以此维持柏林人坚持与苏联斗争的信心并支持西方的反苏宣传攻势。第四，建议美国考虑在欧洲集中空军战略轰炸力量、增派B—29轰炸机的可能性，以此向苏联人展示美英两国的力量和决心并对莫斯科起到威慑的作用。[85]
但在重重疑虑困扰下的美国政府，还是对英国当局的表态将信将疑，为了再次确认伦敦的真实立场，道格拉斯在6月26日与斯特朗会谈后私下给贝文打电话，他以试探性的口吻询问对方在“西方退出柏林的可行性以及后果”问题上的看法。但贝文毫不犹豫地表示：西方一旦真的这样做，也就无法在西德继续待下去。此外，贝文还强调：“虽然无法通过空运向所有柏林居民提供充足的食品，但我们运输大量压缩食品的做法会对当地德国人的抗苏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他表示：“在面对苏联执行迫使大量德国人受饥饿压迫的野蛮政策时，采取上述人道主义行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优势，让苏联面对世界舆论的谴责。”[86]贝文的一番陈辞让道格拉斯倍感振奋，而前者在当天会见德国西占区高级政要代表团时所作出的“英国不会在驻留柏林问题上对苏联让步”的保证[87]，更是打消了美国方面对英国立场坚定性的疑虑。
当然，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了美国的担忧，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证明自身态度的具体行动。其一，英国驻德军政官罗伯逊在6月26日向索科洛夫斯基递交了一份公函[88]，清楚地表达了对苏联封锁行为的抗议。其二，在危机全面爆发后，柏林城内亲苏的报纸《每日评论》(Tagliche Rundschau)和《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都声称艾德礼政府将放弃西柏林，英国官方媒体对此迅速高调作出否定回应，并声称全世界的舆论都会对苏联通过围困柏林使无助的德国人民遭受到饥饿痛苦的手段来寻求消除西方政治优势的粗鲁行为进行谴责。[89]其三，英国内阁在6月28日正式批准了柏林空运计划，并在之后的24个小时内启用13架C—47运输机，向柏林运送了包括面粉和肉类在内的65吨物资。从28日到30日英国的日空运量增加到75吨，仅30日皇家空军就一次性增派了38架运输机，此后又不断有数量不等的飞机补充进入空运行列，运送物资的吨位也不断上升。[90]同时，英国内阁还决定派遣80架战斗机随运输机一起前往德国，参与空运的护航，并请比利时和荷兰政府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可供使用的飞机参加空运。[91]其四，伦敦对《华沙宣言》做出强硬回应，阐释了自己与美国政府相似的看法。伦敦认为《宣言》和封锁柏林的行为一样，都是莫斯科精心策划的为了使西方放弃建立西德政府的阴谋。[92]伦敦强调《宣言》意味着莫斯科希望由自己来组建新的德国中央政府，以此服务于他们使整个德国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因为这样产生的政府必然将位于东德地区，将屈从于来自苏联以及周边亲苏国家集团的压力。[93]
【注释】
[1]国会的外交权限包括：规定和征收税金、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提供合众国防务和公共福利;对外贸易权;对外宣战权;招募军队、维持军备的权力;制定为执行各种宪法授权所必需的和适当的法律的权力。总统的权限包括：总统为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调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有缔结对外条约的权力;总统有权提出人选，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而任命大使、公使和领事，总统有权接见各国大使和公使等。
[2]James W.Davis，The American Presidency，Praeger Press，1995，p.162.
[3]参见王昶：《美国外交的危机管理决策机制——兼论其对中国的参鉴意义》，［曲星教授指导］外交学院2000年硕士论文，第17—19页。
[4]［美］詹姆斯·M.伯恩斯著，陆震纶等译：《民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页。
[5]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6]［美］杰里尔·A.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7]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34—35页。
[8]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39页。
[9]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美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页。
[10]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37页。
[11]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3页。
[12]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97.
[13]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00.
[14]本书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第332页。又见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00.
[15]Richard Collier，Bridge Across the Sky，p.54.
[16]Interview with General Robertson.转引自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76.
[17]Richard Collier，Bridge Across the Sky，p.54.
[18]FRUS，1948，Vol.2，p.915.
[19]Richard Collier，Bridge Across the Sky，p.54.
[20]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p.200－201.
[21]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04－707.
[22]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23]FRUS，1948，Vol.2，pp.917－918.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6－697.
[24]FRUS，1948，Vol.2，pp.917－918.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6－697.
[25]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26]FRUS，1948，Vol.2，pp.917－918.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6－697.
[27]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28]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29]FRUS，1948，Vol.2，pp.917－918.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6－697.
[3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31]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58.
[32]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11－612.
[33]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99－704.
[34]Lucius D.Clay，“Berlin，”Foreign Affairs，Vol.41，No.1，October 1962.
[35]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01.
[36]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5.
[37]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02.
[38]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02－703.
[3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03.
[40]［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1—142页。
[41]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78.
[42]FRUS，1948，Vol.2，pp.928－929.
[43]国务卿马歇尔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其职位由副国务卿洛维特代替。
[44]［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10—311页。
[45]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Viking Press，1951，pp.453－454.
[46]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54.
[47]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55.
[48]［美］奥马尔·N.布莱德雷著，郭莹译：《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49]［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00—201页。
[50]［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51页。
[51]［美］戴维·麦卡洛著，王秋海译：《杜鲁门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5页。
[52]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53]James B.Reston，“John Foster Dulles and His Foreign Policy，”Life，October 4，1948.
[54]FRUS，1948，Vol.2，pp.929－930.
[55]FRUS，1948，Vol.2，pp.930－931.
[56]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122页。
[57]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122页。
[58]指史密斯和莫洛托夫在5月4日和9日的会谈。
[59]［美］贝科威茨著，张禾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页。
[60]黄正柏：《当代八国外交政策概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2页。
[61]Robert R.James(ed.)，Winston Churchill，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vol.7，London：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4，p.7289.
[62]FRUS，1947，Vol.2，p.195.
[63]M.L.Pockrill，Diplomacy and World Power：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0－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2.
[64]FRUS，1946，vol.1，p.1170.
[65]FRUS，1948，vol.3，p.1091.
[66]FRUS，1948，vol.3，pp.1091－1092.
[67]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41.
[68]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pp.62－63.
[69]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p.190－191.
[70]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75.
[71]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91.
[72]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31.
[73]FRUS，1948，Vol.2，p.888.
[74]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p.31－32.
[75]1948年4月5日，英国一架“北欧海盗”型运输机和一架苏联战斗机在柏林的盖陶普机场(Gatow)附近相撞并坠毁在柏林苏占区境内。包括两名美国人、五名英国机组成员和七名英国乘客在内的十四人全部遇难，苏联飞机的飞行员也未能幸免。
[76]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35.
[77]FRUS，1948，Vol.2，p.890.
[78]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21.
[7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21.
[80]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36.
[81]FRUS，1948，Vol.2，p.891.
[82]FRUS，1948，Vol.2，pp.916－917.
[83]文件最终文本详见FRUS，1948，Vol.3，pp.72－75.
[84]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09页。
[85]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43.又见FRUS，1948，Vol.2，pp.922－925.
[86]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44－145.
[87]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76.
[88]公函在当天下午5点对外公布。
[89]FRUS，1948，Vol.2，p.922.
[90]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pp.64－65.
[91]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46－147.
[92]FRUS，1948，Vol.2，p.925.
[93]FRUS，1948，Vol.2，pp.921－925.又见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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