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社会“反隔离运动”及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导致的暴力事件引起美国公民社会的强烈关注。学生、教会、人权团体、非裔美国人组织、劳工组织、机构投资者组成一个松散的跨国（大多数在美国）非政府行为体联盟，对在南非经营的跨国公司构成挑战。[75]尽管在联盟中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所偏好的经济战略可与1967年至1979年期间对罗德尼西亚的白人少数政权全面制裁相比。正如一个制裁倡议者所说的，“只有采取制裁和其他手段——国内抗争、抵制、罢工——它（南非当局）才可能开始严肃的谈判”。[76]在人权组织等反隔离团体的大力游说下，美国超过140个州和地方政府采取立法行动，规定公司获得市政购买或合同的资格条件，这些条件涉及公司不得以各种形式在南非经营。[77]反隔离组织还通过消费抵制、抛售股票、股东决议来直接对抗公司。[78]到1986年，人权团体劝说超过20个州政府和一些著名的机构投资者撤出其投入在南非的公司的股份。股东决议越来越引人注目，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支持。[79]
美国公民社会对南非人权、民主状况的关注及其运动影响了在南非投资的美国公司利益。美国公民社会开展的反隔离运动是导致美国公司从南非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隔离组织通过两个途径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
一是开展院外游说，推动政府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对南非政权和不服从制裁的跨国公司施压。虽然反隔离团体在直接影响外交决策（诸如白宫、国务院之类的外交决策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干扰）上困难很大，但人权团体可通过媒体曝光和草根动员的外部战略，来对公众舆论和国会施加相较行政部门更大的影响。[80]不像股票抛售和股东决议，这些措施对公司的资产损益表具有一种直接的、可计算的影响。由于许多公司从市政销售和合同中所获得的收入远多于其在南非的经营所得，所以，这些行动使公司撤资变成一种“不愉快的、但在经济上理性的决定”。[81]
二是通过消费抵制、股东决议、不利的曝光等“非政府战略”对公司直接施压。由于联邦政府可能不愿意或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因此，人权团体等反隔离组织就只能通过绕开政府直接对公司施压来改变公司行为。反隔离运动的主要效果不是通过游说联邦政府立法，而是通过股东活动人士直接劝说公司和游说州和地方政府将市政合同与公司在南非的政策挂钩产生。如果跨国公司想维持某种公司特权，那么它们就被迫在董事会分散精力和在合同丢失上付出真正的代价。“非政府战略”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它能够对公司直接销售、经理和董事会的时间，以及公司形象施加非市场性成本，从而“改变公司的利益算计”。[82]而且，在特定的事件背景下，跨国公司管理者通常更多的是作为风险最小化者而非全球利润最大化者行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大型公司来讲，有问题的投资只是其全球商务活动的一小部分。[83]在这些情形下，“非政府战略”可通过增加公司从事商务的代价和风险来重新界定公司的利益刺激结构。
反隔离行动迫使美国跨国公司经理和董事会在更多的利润机会和更严重的威胁之间选择。同样，许多公司从市政合同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从南非的经营所获，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愿意牺牲其利润渐少而耗时渐多的全球经营部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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