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法治化原则

（四）促进法治化原则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非常非富。当前促进法治化问题最重要的在于促进型法律的供给和执行两方面。在立法方面，主要又涉及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层面。中央立法机关要根据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时制定、修订一些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和框架性的促进法，尽可能地将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地方立法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根据《宪法》和法律法规⁽⁶⁸⁾规定的立法体制，主动性、创造性地开展促进型立法。主要领域有：一是针对中央已经出台相关促进法，需要地方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加以贯彻落实的；二是在那些中央政策已经明确支持鼓励但尚未出台相关促进法的；三是中央政策未明确表示、也未出台促进法，但对地方发展至关重要的，等等。在我国促进法比重偏小、还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背景下，推进促进法的大量制定非常重要。在促进法实施方面，这一原则可以视为行政合法性原则⁽⁶⁹⁾或行政法治原则⁽⁷⁰⁾或依法行政原则⁽⁷¹⁾的延伸适用。由于促进法具有的强烈政策性、综合性和目的性（相对于程序而言），行政机关作为促进权的行使者必须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它是以所谓的官僚制存在为前提的，并受其主导”⁽⁷²⁾。“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包括由人组成的政府，括号内为笔者加），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⁷³⁾这是一个显然而重要的理由，它使促进法治化成为一项基本原则。首先，是“促进权法定”，即促进发展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促进权力的产性必须来自法律规定，否则不得成为促进主体。同时，法律必须赋予促进主体相当的权威，以确保其促进权能顺利运行。其次，是“依法促进”，即促进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促进主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并按法定程序行使权力，不得“越权促进”“滥用权力促进”和“随意促进”。再次，是“后果承担”，即促进主体对法律规定的任何违反，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得不提的是，在促进法的运行实践中，促进法治化原则已受到挑战。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促进法甚至行政法规范呈现普遍缺失的状态，但行政机关又不得不积极作为，于是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促进行为甚至行政行为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行政规划⁽⁷⁴⁾的大量使用，行政机关“在法治主义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找妥协，不需要严格的法律依据的行政计划（规划，包括为笔者加）遂被重视”⁽⁷⁵⁾，可能出现“依法行政”变为“依规划行政”的“苦果”⁽⁷⁶⁾，进而导致对行政的法律控制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