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社会革命”概念的认识纷繁复杂，有些人主张通过街垒战等暴力方式完成的社会变革才能算是“社会革命”，而另一些人则将“社会革命”视为社会在无形中获得的巨大的和平变革。考茨基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讲到，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并且它是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必要依据的。所以考茨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概念是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区别的。前者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社会在上层建筑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而后者则是“社会革命”的基础、前提和决定因素。
考茨基虽然承认马克思有关“社会革命”的论述，但他又对此做了进一步规定。首先，考茨基更明确地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角度理解“社会革命”，将它看作是使“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协作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的过程”。[10]其次，考茨基又提出，“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并不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方法的变革”。[11]再次，考茨基对“社会革命”概念的考察集中体现在对“革命”、“改良”等概念的区分中。考茨基注意到，“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力求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毕竟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革命，只想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12]但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分别并不能以是否使用暴力来进行评判。各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在本质上都是依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因而特殊地使用暴力的形式，比如巷战或处决，并不必然具有革命性，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它们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完成自身改良的工具。相反，某些并不具有暴力抵抗的行为反而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考茨基特别以法国革命为例评价道，1789年7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组成国民议会本身就是一次没有任何显著暴力色彩、但却十分出色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1774年和1775年的法国为了制止面包涨价这个唯一的、根本算不上革命的目的，却爆发了要求面包定价的大暴动。同样是影响社会的变革行为，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1789年的法国革命能够成为近现代以来一切革命行动的典范形式，甚至使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作为研究革命实质和革命与改良之间差异的参照物。考茨基为此解释道，革命与改革(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由新兴的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实现。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措施就是改革”。[13]即使这些措施是迫于形势需要，或者是为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而由在经济、政治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来推行，它们也将被认为是“改良”而绝非“革命”;相反，如果这些措施是由迄今在经济和政治上一直受到压迫而当前已经夺取政权的阶级实行，即使这个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审时度势，利用夺取的权力或快或慢地彻底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措施也属于“革命”。因此，考茨基所指的“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按照考茨基的这种见解，“社会改良”一般是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它不仅不会让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变革中受到威胁，甚至可能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反之，“社会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统治阶级利益，因为它的实现意味着对统治阶级权力地位的削弱，因而它总是会遭到来自统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反对和围剿。
通过考茨基对“社会革命”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并不赞同简单地以是否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区分“社会革命”或是“改良”的行为。相反，他是从狭义的角度，针对作为特殊方法的社会变革来加以论述的。考茨基将这种狭义的社会变革理解为“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14]正如在描述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过程时马克思所论述的，即使整个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过程波澜壮阔，包括金融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等社会各层次的人民都参与到了这场巨大的“阶级斗争”之中，但只有等到未来无产阶级成为领导社会革命的主力时，那样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现代社会革命”。显然，考茨基有关“社会革命”的狭义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同马克思的思想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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