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可以看作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这是一种通过理论阐明历史和通过历史阐明理论的相互印证。研究过程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到这个过程结束时，理论体系才能重新获得与感性现实的比较。这时，“材料的生命”被“观念地反映出来”，现实的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13]

可以说关于《资本论》的方法，人们对其叙述方法的理解之差更甚于研究方法，大多数对《资本论》的误解、攻击和诋毁均源于此。如果说理解《资本论》的研究方法需要“抽象力”^[14]——这种抽象力不仅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意义上的“抽象”，更重要的是，在排除感性具体之后，对价值、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及其转化形式的现象学直观，那么理解叙述方法则需要一种“诠释学”的方法，需要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5]中，让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获得多重意义的结构。

这种叙述方法要求我们在“被思维的整体”和“实在主体”之间达成某种一致。任何范畴都内在于社会现实本身，只有把它们放在历史环境和有机整体中才能解释。“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私有制与市场）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6]例如，《资本论》中最抽象的范畴——劳动一般（抽象劳动、价值实体），它是历史条件（私有制与市场）的产物，只有对历史条件来说和在历史条件的范围内，才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即一种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这种历史表达，不仅使得《资本论》的视野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围——原始积累的起因是什么、资本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也让马克思超越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他们还在受交换理论（货币理论）的束缚时，马克思已经开始透过资本功能去考察剥削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了。

然而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中，范畴并不总是按照同样的时间性发展形成，即生产方式的历史顺序与范畴的观念顺序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相适应关系。“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17]马克思举例说，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历史上它曾有着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而且就三卷本《资本论》看，尽管有着清晰的逻辑发展构架，我们也不能说第一卷的内容先于第二卷，第二卷的内容先于第三卷。《资本论》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直到考茨基整理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才完成的。

这种范畴发展和事件发生之间的非对应、逻辑发展与内容先后之间的不一致，让不懂辩证法的人非常困惑。而这正是《资本论》叙述方法的特色之一：它不是为了把经验的多样性塞进其叙述中，而是为了根据各种变量阐明经验的特殊性。范畴的观念顺序和社会组织的演变顺序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并不排斥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和对经济知识的科学阐述。逻辑形式（先验结构）与历史现实（现实结构）的相互印证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在环境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这一意义上）。有效的范畴必须能够经得住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因而，尽管《资本论》以英国为典型例证，但并不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在本质特征上把普遍意义给予英国经验的论述，而是力图阐明：尽管所有的国家必然经历同样的阶段，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把握却有助于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