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冒进地提高生产关系的集体化水平，实行供给制为主、按劳分配为辅的分配制度，其并没有带来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平等，相反形成了“吃大锅饭”的穷平均，扼杀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并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困难。为此，毛泽东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而这个调整，首先就是从批判平均主义开始的，并深入到思考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关系。
1959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地分析了人民公社扩大化的错误根源，其指出：“公社……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23]毛泽东还为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其指出：“我们也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24]由此可见，毛泽东通过反思人民公社下的供给制带来的客观结果，认识到了穷拉平，穷共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认识到了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对于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分配正义的基础性意义；认识到了平均主义的错误；认识到了按劳分配产生差别的客观必然性；认识到了消费和积累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必须满足人民正当的物质需求。为此，毛泽东指出：“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经济方针，并提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25] 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平均主义的不科学性，还深入到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等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去考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之于分配正义的基础性作用。为此，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探索这些问题。如《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等等。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26]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上都一直坚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不能过分悬殊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就怎样坚持这样价值取向上，毛泽东并没有探索出很好的路径。并且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并不是很科学，最后还是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路径来实现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强调先富国后富民，强调富国对于富民的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27] 毛泽东的先富国后富民的思想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作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必须重视积累，扩大再生产，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存活下去。但是，高积累低消费的路径并不能持续很久，而且人民的正当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加上平均主义的盛行，则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影响社会发展的效率。由此可见，怎样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是关涉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是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一方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我们应该坚持两者的统一性，加强两者的协调。另一方面，也不能以集体、国家之名侵犯个体的合法正当利益。这在以改革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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