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包容反面的意见

隋炀帝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这是独裁者的独特性格。他说的话，不许别人说不对；他做的事，别人只能顺着他，不许违背。也就是说，他唯一喜欢的是那些唯唯喏喏、溜须拍马的人，最不喜欢的是有自己的思想、善于分清是非，又敢说话的人。于是，在他的身边打转的都是那些想升官而听话的人。

炀帝骄奢淫逸，游江都时随从者有十多万人（其中美女有三万），那些听话的佞臣也跟着悠哉游哉，天天欢醉，吮吸沿途人民的血汗；炀帝大兴土木，建新宫，凿运河，动辄征民夫几十万至几百万，那些听话的佞臣逼民照办；炀帝三次劳师远征高丽，那些听话的佞臣为之摇旗呐喊。人民穷苦不堪，只能铤而走险，国势日危。最后，隋炀帝被下属弄死了，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

相比之下，宋太祖赵匡胤则要精明得多。他即位后，把“重文”作为国策，立下了三条后世戒规，要求以后接班的皇子世代遵守，其中有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即高级知识分子）。

他尊重文臣，给予优厚待遇，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当官的大都是文人，连领兵打仗的统帅也由文臣担任，在那时确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所以，有人把宋代称为“知识分子的乐园”。既然士大夫受到如此重视，必然感恩戴德，为之竭心尽力；又没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士大夫大都敢说敢干。因此，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的忠臣义士最多。

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后，为防止武人发动兵变，不杀功臣，而是“杯酒释兵权”，把兵权直接掌握在中央手里。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武的一套已不适应和平时期，不懂的事情越来越多，许多事情都要向文人请教，认识到“作相须用读书人”，因此，非常重视学者。他还吸取五代时期“谁兵强马壮，谁就可当皇帝”的教训，为保住皇位，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而他知道，要使读书人充分发挥才智，除了重用外，还要让他们敢说敢干，于是便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这是宋太祖的高明之处。

有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士大夫大都进谏毫无顾忌，甚至违背皇帝的意旨，据理力争。而说错了，一般情况下最重的处分不过是流放。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都曾被扣上攻击皇帝的“大帽子”，但只受到撤职或贬谪的处分，贬谪了还当闲官。

正因为“不杀士大夫”，大臣认为皇帝做得不对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宋代士大夫对赵宋王朝是感恩戴德的，在宋朝衰亡时期，不断出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不是偶然的。宗泽不能“渡河”而死不瞑目；李纲不能实现其抗金志愿而饮恨终身；文天祥因感“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而奋不顾身抗击元军，最后被俘不屈而死；崖山战事失败，陆秀夫为尽节不受辱，抱着幼帝投海自尽……对于赵宋王朝“重文”和不杀士大夫的政策，杰出的士大夫给它的报答是：敢说敢干，尽忠报国。这也是赵宋王朝得以传延三百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封建王朝的当权者都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我们现在的领导者更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甚至反对错了的同志。聪明的上司都知道自己有偶尔“糊涂”的时候，多听听下属的意见，尤其是反面的意见，在很多时候是“利于行”的。因此，拥有一颗包容的心，经常听听下属的意见，是让自己少犯错误、多取得成就的明智之举。

毛泽东同志不仅非常赞赏古人“闻过则喜”的气度，而且闻过则改，一旦发现错误和偏差便积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1941年6月3日，延安地区下大雨，雷电打死了一名干部和一户农家的一头驴。这位农民便说，老天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加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原来，群众发牢骚是对负担过重不满。他从群众的骂声中了解到了群众的意见，通过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解决了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对于群众痛恨的腐败问题和官僚主义问题，他从不姑息迁就。对于侵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他曾多次严肃批评。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批评了几起官僚主义事件之后明确表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对待群众批评的态度，体现着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在基层，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感受最深切，也最有发言权，反映的问题往往最真实、最可靠、最准确。领导干部重视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就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改正缺点、纠正不足。

如果对群众的批评不闻不问，不仅会使问题变大变多变复杂，使社会管理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失去群众信任，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对待群众的批评既要有包容的胸怀，也要有改正的魄力。

[1]引自《湖湘论坛》2010年第6期，刘华清《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