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在未来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将是经济走廊成功建设的关键。孟中印缅四国都同属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客观的现实要求，何况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任务比较紧迫，客观上这将对走廊的建设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然而所面临的客观问题也不容忽视，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应对和解决。
一、区域界定应形成“点—线—面”阶段性经济布局
虽然目前四国对经济走廊所涉及的城市“点”毫无疑义，即昆明、曼德勒、达卡和加尔各答，但对走廊的选线问题和所涉区域范围的认知问题上却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模糊空间，这里主要是指四方对线路方案选择的分歧和中印两国对区域范围认识的分歧问题。为避免出现像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论坛因区域界定未达成共识而导致进展缓慢的现象，我们需对走廊的线路和区域范围进行统一界定以形成一致认同。因为线路选择和区域界定存在分歧将直接影响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走廊建设的推进问题，可以说二者是经济走廊成功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因此必须进行明确定位。在选线问题上，本书比较认同中方已持有的立场，即支持南线方案。一方面可以经过吉大港这个港口，把它当作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出海口，以实现我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避免直接从印度东北过境而成为印度“推三阻四”的借口。
为应对区域范围可能存在分歧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构建“点—线—面”阶段性经济布局的方案，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分阶段地依次推进走廊的建设。通过连接不同的城市“点”后形成一条“线”，再由“线”辐射到“面”，或者由“面”带动“线”。由于本书比较支持南线方案，因此“点—线”问题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关于“面”的认识分歧。本书主张实行“面”的阶段性推进，即经济走廊建设的初期阶段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应主要定位于中国云南省、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地区。云南省作为中国向西向南开放的桥头堡，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加上其丰厚的自然资源，因此开发潜力巨大，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又处于中国的最前线，应作为走廊前期建设的中国主要参与区域。但当经济走廊一旦建成并形成一定规模后，云南省由于自身资源和经济总量的有限因而无法满足走廊建设的需求，必须以整个大西南为后方，让整个西南地区参与进来。所以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走廊所涉区域范围需涵盖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其中也包括西藏地区，这也是印度一直希望看到和要求的，有助于消除其长期疑虑。同时还可以把印度所参与的区域从东北部地区扩展到印度北部地区，以增强走廊的影响范围。总之，通过实施分阶段性推进而非“一步到位”的方案既有利于消除中印间的分歧和疑虑而使各方达成一致共识，又符合走廊建设的客观物质条件，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区域范围界定模糊而导致走廊建设只停留于纸上谈兵。
二、加强中印互信，改善印度投资环境
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印度对经济走廊的成功建设十分关键，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来看，印度将成为走廊建设的一大障碍，如何有效破除障碍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印度之所以习惯于借政治因素绑架有中国参与的双边或者多边经济合作，归根结底在于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而印度自身严重的国内“问题市场”，则主要源于其经济实力的局限和制度的限制，但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缓解，下面本书就所指出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加强中印战略互信
加强中印战略互信是消除印度对中国存在战略不信任的关键举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要求中印两大国必须做到通力合作，增信释疑；反过来，双方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又将成为两国关系的维稳器。关于如何加强两国间战略互信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创造全面合作的氛围，从总体来看，需要双方加强战略对话和高层互动交流，特别是在双方都较为敏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更应加强对话。[1]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努力。
1.增强中国对外战略的透明度，明确表达对走廊建设的利益诉求
印度之所以对中国心存戒心还在于中国对外战略的模糊性和不透明性，使其对中国的战略认识不够、把握不深，从而引发怀疑和担忧，甚至战略戒备，这将直接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而经济走廊的建设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必须要承认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战略意图和战略利益，大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关切点和利益点，在照顾自身利益的时候兼顾他方利益，这样方能取信于他国。例如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向印度明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从而避免印度猜疑中国为什么总是对其东北部地区兴趣很大，甚至怀疑中方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经济目的。
2.边界问题应与经济合作脱钩
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实现彻底解决还需很长一段时间，而印度又习惯于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与中国合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喜欢把边界问题与经济合作挂钩，借此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早日去除其“心病”，所谓欲速则不达，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因此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特别是在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印度必须把边界问题与经济合作脱钩，谈经济合作不必言政治与军事合作，但持续良好的经济合作必定会推动未来的政治军事合作。2014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就提出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四点建议，还提议双方要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2]
3.有选择性地支持印度在其东北部地区的政策立场
印度东北部部族叛乱问题属于印度内政问题，中国无意干涉。而印度却担忧开放东北部地区会导致中国势力的渗透，从而恶化东北部地区的安全局势，这种担忧看似有道理却是杞人忧天。中国不妨有选择性地支持印度在东北部地区的立场和政策，让印度了解中国的态度，避免误解。
（二）改善印度投资环境
自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开启了经济转型模式，从依靠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努力弥补其制造业“短板”，争取2020年把印度打造为“世界工厂”[3]，而这客观上需要印度拥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而通过前文关于印度国内“问题市场”的分析可以看出，印度总体投资环境较为糟糕，问题重重。这与印度国内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即印度属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三节棍”特征较为明显。中央政府、地方邦、基层政治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纽带，使印度成了一个典型的“断层社会”，中央集权薄弱而难以全面发挥引领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其政治体制的固有缺陷，短时间内难以克服。但依然可以寻求其他途径来改善印度国内的投资环境。
1.降低外商投资门槛
印度各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土企业保护的原则往往对外商投资设限过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增收高昂赋税，导致很多国际巨头企业被迫撤离。为此印度必须降低外商在印投资门槛，打破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二元税收结构。虽然各邦税率不同，标准存在差异，很难实现全国统一的税率政策，但各邦可以采取本地企业与外商企业一体化的税收政策，实现机会均等，避免对外商的过度“区别对待”而影响其投资兴趣，同时也不符合印度未来发展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客观需要。
2.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加大反腐力度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则是简化各类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周期。同时还要坚决破除官僚主义气息，加大反腐的力度和速度。印度的腐败比较严重，据有关报道显示，印度政府每年用于福利项目与补贴的多达50%的资金最终流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腰包。[4]一位美国大使也曾坦言“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腐败已成为了常态”[5]。因此腐败问题不容小觑，印度各级政府必须建立相关的反腐机制，完善监督体系，落实有关反腐措施。
3.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
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建设不足将无法满足外商投资的客观物质需求，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亟待解决，特别是电力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系统的落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极大地削弱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印度中央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带领各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方面，以中央为首的各级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并保证各项资金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过重的财政负担，可以吸引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充分吸纳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避免投资主体过于单一而造成投资风险过大。
三、加强跨境安全合作与安全机制建设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所涉及的安全问题既有跨境的，又有一国境内的。例如跨境犯罪、毒品走私、枪支越境买卖等就属于跨境安全问题，尤其是中缅边界较为明显，这一地带基本属于安全脆弱区，易成为各类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处和过境之地。而像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冲突则基本属于主权国家内政问题，与跨境安全问题的性质不同，因而应对措施就不同。但尽管如此，部分境内安全问题也可能演变为跨境安全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活动，它具有对外扩散的性质，不受领土和边界的限制，因此靠一国“单打独斗”难以解决。总之，要解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四国必须加强跨境安全合作，并建立务实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方能应对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和问题。
（一）加强跨境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向西南边陲扩散和印度东北部恐怖主义活动加剧等问题时，加强孟中印缅四国间的安全合作尤为必要。目前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合作研究比较少见，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因此属于被忽略的领域，也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上合组织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经验，建立孟中印缅四国安全合作机制，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官定期进行交流会谈，实现反恐情报的共享和资源的共用，还可以联合开展打击毒品犯罪和跨境犯罪活动的行动。目前中缅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就比较多，例如2013年11月13日，缅甸内政部部长Lieutenant⁃General Ko Ko访华时，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誓言要推动中缅两国的联合执法和安全合作。[6]就安全合作而言，目前主要集中在双边安全合作，未来可以扩展到孟中印缅四国安全合作，并建立有关的合作机制，实现合作安全。现阶段恐怖主义在全球有了复苏和蔓延的趋势，虽然各国恐怖主义有各自的本土特征和不同的诱发因子，但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相关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值得警惕，未来反恐任重而道远。而中印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最主要参与国，走廊建设是否会刺激印度和中国的恐怖主义发展并非不无可能，但关键还得建立四方安全合作机制以加强跨境安全合作，破解安全难题。
（二）中国应创造性介入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冲突
“创造性介入”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全新概念，是由王逸舟教授于2011年在其专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中首次提出来的。概念中涉及的“创造性”主要是强调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有新颖性和开创性，并能产生新的和有价值的结果，其核心就是创新。具体而言，“‘创造性介入’实质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它着重强调参与手段和参与方式，即在2020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应该有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7]缅甸中央政府与缅甸北部少数民族的武装冲突属于缅甸内政问题，本该由缅甸政府和人民自主解决。但通过客观分析可看出，其一，中国作为缅甸的邻邦，特别是云南省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冲突区域紧密相连，缅北地区的任何冲突都将殃及云南省，严重影响云南省境内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同时缅甸难民的涌入还会破坏云南省当地的治安秩序，特别是这次缅北战事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其二，缅甸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参与方，其国内的安全与稳定对走廊的顺利建设至关重要，试想一个冲突不断和政治缺乏稳定的缅甸如何能积极参与走廊建设，即使缅甸中央政府有心也无力。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创造性介入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冲突显得尤为必要，但这种介入并不是干涉缅甸内政，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对第三国内部事务介入的性质，而是在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后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一面。至于怎么创造性介入则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度，必须是有限和有节制的介入，特别是要注重介入的技巧和方式，避免弄巧成拙。例如中国可以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积极调解和斡旋，通过传达双方的意图和要求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并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尝试提供一种新的对话和谈判机制，建立由中国和缅甸冲突双方参与的三方对话机制，以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实现问题的根本解决。此外，由于缅甸国内冲突变幻无常，不稳定性较高，因此中国还要有灵活的对策。目前虽然有望实现全面停火，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四、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调整
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引发贸易争端和贸易纠纷的源泉，健康的双边贸易关系应该强调“张弓效应”，即强调结果公平，差距缩小。而应避免出现“马太效应”，即由于过分强调效率而导致两极分化，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总之，“张弓效应”与“马太效应”是两个对立面，国家间贸易关系要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强调“张弓效应”。通过观察中国与印度、缅甸、孟加拉三国的贸易进出口量就不难发现贸易失衡问题已成了阻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顺利建设的潜在问题，而追根溯源主要在于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存在差异，即中国与印缅孟三国的经济结构和贸易不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就曾表示：“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由两国经济结构差异造成的。”[8]因此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本书试着提供以下解决路径和应对措施。
（一）加强印孟缅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导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并把孟印缅三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经济结构是多层面的，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为了便于进行论述，本书将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分析和比较。其中中国近年来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已从工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以前的近十年中国的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5%以上，但2013年开始中国的第三产业增速超过了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到了48.2%，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2.6%，第一产业为9.2%。[9]这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地优化和升级，将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孟缅三国的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其中印度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近年来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是55%以上，且还呈逐年增长的势头，其中2011年占比为56.4%，2014年为57%。相比之下，工业发展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成了制约印度经济增长的“短腿”，印度目前的工业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其中2011年占比为26.4%。过分倚重和发展服务业将严重影响印度实体工业的发展，也注定使其在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孟加拉国和缅甸作为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两国经济都以农业为主，农业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则较为落后和欠发达，虽然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比较强，但是两国的产业结构布局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大部分属于低端或者上游产业，因此在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总之，综上来看，印孟缅三国都必须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优化产业布局，并要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培育自身的优势产业。例如印度应该加强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发展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以增加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而避免过度发展服务业而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比较而言，孟缅两国可以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加大对工业的开发和投入，避免过分依赖低回报率的农业，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工业占比。
（二）加强印孟缅贸易结构调整
虽然中国与印孟缅三国的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证明了彼此间贸易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加剧。其中中国的贸易结构对印孟缅三国来说都具有一定优势。从主要出口产品来看，中国主要向印度出口拥有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设备以及工业制成品，而印度则主要对华出口初级和低附加值的矿产品和农产品。而其比较具有竞争优势的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因为中国强大的制造实力也无法与中国抗争。因此印度必须加大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多生产和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而归根结底还是要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毋庸赘言，孟加拉国和缅甸作为落后的农业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主要对华出口各类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和初级矿产品。例如孟加拉国主要对华出口黄麻、水产品、皮革以及茶叶等，从华进口纺织品、金属产品、生产资料以及石油成品等。缅甸则主要对华出口天然气、豆类、矿产品、木材、宝石以及橡胶等初级产品，而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工业原料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因此未来孟缅两国必须调整贸易结构，通过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增加附加值，同时大力发展多元化工业制成品，避免贸易产品结构的单一和低利润率而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处于劣势地位。
五、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看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不会一帆风顺，未来面临诸多难题和不确定性在所难免。除了上述所列举出的问题以外，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孟缅以及印度东北部经济欠发达等问题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走廊建设的发展进程。但尽管如此，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深远意义仍然不容置疑，其巨大潜力也将得到惊人的发挥。曾有印度学者就表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将可能使贸易潜力达到1320亿美元的水平，且将大大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印间的商品物流运输。孟加拉国商务部部长Tofail Ahmed也曾说道：“我们不能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参与南盟（SAARC）和南亚自由贸易区（SAFTA）的合作，但如果我们以合理的方式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则将获益良多。”[10]
尽管各方充满期待，但从客观上来分析，走廊建设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为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以后可以先设定一些早期收获项目，让各方先从中得到实惠。正如中国驻孟大使李军所言：“铁路建设其实可以作为早期收获项目，比如贾木纳河的铁路大桥建设，将为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建设打下坚实基础。”[11]
而未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走向如何？前景怎样？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库格尔曼就表示乐观。他指出：“尽管中印间边界之争尚未解决，但双方都想加强经贸关系，同时其他两国也有增强经济关系的强烈意愿，因此建立经济走廊势头良好。”[12]而本书根据前文分析以及目前趋势来看，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开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发展空间巨大，将可能取得以下几方面的进步：
第一，促进四国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增加四国政府交流和合作的机会，随着相关会晤机制的逐步建立和推进，四国政府层面的定期交流将更为频繁。目前已确立了一年一度的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机制，该机制为相关方案的设计、讨论、确立和执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官方互动平台。随着走廊建设的推进，未来建立四国部长级会晤机制、安全合作机制都将成为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政府首脑间的互访也将更为频繁和活跃，而走廊建设既是促进因素也是重要内容。例如2014年9月习近平访印与印总理莫迪进行会谈时强调要加快推动经济走廊建设。此外还可效仿澜沧江—湄公河六国对话合作机制，建立孟中印缅四国领导人对话机制。
第二，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涉及的地区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的区域。特别是印度东北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滞后，投资严重不足，其中世界银行曾把缅甸列为世界交通基础设施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基础设施建设又是推动走廊建设进程的首要前提，也将成为走廊建设的重头戏。而以中国为主导建立的亚投行将为经济走廊所涉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机遇。
第三，促进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未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能与南盟、东盟、环孟加拉湾经济技术合作组织（BIMSTEC）、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GMS）等其他次区域合作组织有效衔接起来，实现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三大板块的经济一体化，打造亚洲经济共同体。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各方必须要有一定的耐心、信心和恒心。
【注释】
[1]Rong Ying，“China⁃India Relations：New Starting Points and New Framework”，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ugust 10，2011，http://www.ciis.org.cn/english/2011－08/10/content＿4395790.htm.
[2]《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新华网，2014年9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8/c＿1112539054.htm。
[3]Ansuya Harjani，“India in 2020：the factory of world？”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CNBC），September 3.2014，http://www.cnbc.com/id/101966191.
[4]Rachael Hanna，“Fighting Corruption in India”，Institute of Politics of Harvard University，April 24，2014 http://www.iop.harvard.edu/fighting－corruption－india.
[5]“Corruption in India was a‘fact of life’：US cable”，The Times of India，April 12，2013，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orruption－in－India－was－a－fact－of－life－US－cable/articleshow/19503908.cms.
[6]Li Tao，“China，Myanmar to strengthen security cooperation”，Xinhua net，November 13，2013，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1/13/c＿132885609＿2.htm.
[7]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8]商务部副部长：《中印贸易不平衡主要由两国经济结构差异造成》，新华网，2013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5/16/c＿115797553.htm。
[9]《2014年公报解读：服务业——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3月5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03/t20150305＿689566.html。
[10]Rahman Jahangir，“The potential of BCIM economic corridor”，The Financial Express，April 2，2014，http://www.thefinancialexpress－bd.com/2014/04/02/26527.
[11]《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激动人心》，中国日报网，2014年3月1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3－14/content＿11403634.html。
[12]《中印倡议共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 四国心气渐高》，环球网，2013年5月24日，http://finance.huanqiu.com/world/2013－05/3965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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