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世界的文明学习与转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学习大国，学习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更是当代中国克服诸多难题的基本方略。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一直延续了学习的传统；十八大以来，则进一步强化了学习的传统，局面可喜。要全面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显然也需要持续发扬学习的传统，在学习中实现相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并不外在于现代文明，中国道路正在开创一种既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文明，并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社会主义更有理由批判地吸收并扬弃资本主义文明，从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人的解放。但就现实而言，就人类整体仍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应当从当代资本主义中吸收资源，从而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建构。社会主义文明还只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应当着力于把这种理论上的优越性转变成现实的优越性，因此，必须向一切优秀的文明传统学习，这其中就包括当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6]社会主义文明的开启，正是在经历并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从长时段历史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当下资本主义仍属于“盛期资本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社会主义探索，不借鉴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学习与扬弃，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西方历史演进的基本经验看，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必须经历资本主义，中国在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充满危害且不可行的情况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境遇下，中国现代化过程还是遭遇到了资本主义特别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因此，需要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调整中获取资源，而在应对现代性复杂境遇方面，现当代资本主义本身就形成了相应的文明建设经验，本身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在明确自身的使命及道路的前提下，善于学习和借鉴包括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与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明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维度，因此也不能被绑定在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单一维度上。除资本主义外，现代文明还包括诸如启蒙理性、工业文明、法治文明、市场经济、契约伦理、社会文明、精神文明、文化多样性及生态文明等多重内涵与维度，它们与资本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显然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属于先进的现代文明。西方确是通过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以上诸多现代文明因素，但这些因素一旦生成，便呈现出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独特内涵与表现形式。邓小平曾充满智慧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即已指出市场经济乃是区分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因素；同样，法治文明与治理文明，也不只属于资本主义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基于邓小平理论的基调，即，超越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思想实是对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的超越，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文明自觉与哲学自觉。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世界文明思想基本上从属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想运动，三大思想运动的博弈形成了现代政治三大意识形态，在19世纪40年代的激进社会政治运动之后，保守主义逐渐诉诸于民族主义，随后又分为两大意识形态体系，即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分，实际上是对丰富世界的两极化与简单化，而将两极世界看成是价值上的一元化，更是对丰富世界的简单化。在此意义上，“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开启，应该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进步，换言之，应该形成一种不以意识形态偏见来审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新智慧与新思维。这就需要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用习近平的话说，“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7]。对文明多样性的把握与自觉，强调求同存异，强调欣赏世界各种文明，并向一切优秀的文明传统学习，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优势。相比之下，西方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依然纠结于意识形态区分，且凭此区分文明优劣。

当然，超越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无视在政治实践中依然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在超越的意义上正视和重视意识形态。在此，超越既蕴含着一种磅礴胸襟及政治智慧，也意味着一种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韬略与政治艺术，在面对今日世界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时，超越的理念依然值得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向一切优秀文明学习，也不意味着完全的模仿，更不意味着丢掉自己的旗帜与立场。在这里，指导思想的明确与文明的本土性建构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吸纳外来优秀文明传统时，不能生吞活剥、食洋不化，而应该眼睛向下、脚踏实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与建构并举，构建立足于中国实践与中国道路的理论话语，在吸收和批判西方资源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与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