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状态的三种基本形式

虽然1947—1991年美苏关系始终处于冷战这样一种特殊和平状态，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对抗的烈度和合作因素的强弱，冷战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一般的冷战、危机和缓和。

一般的（或典型的）冷战是指美苏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但是双方关系又没有进入那种可能导致战争发生的危机状态。从1947年4月冷战爆发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1960年5月苏联与西方三大国的巴黎峰会的夭折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除了曾经短暂出现了危机的时期以外，美苏关系都是属于一般的冷战形态。这种形态本身也会有所差异，可能表现为一种僵持，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那样，也可能显得更为紧张一些，如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那样。此外，一般形态的美苏关系当然也包含着合作的因素，但是其力度和影响相当有限。

危机是指美苏关系处于高度激烈的对抗之中。本质上这种形态依然是和平性质的，但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潜力，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事实上，在危机期间，美苏都会采取积极的备战措施，并会通过显示武力的做法相互进行威慑。正因为这种状态具有高度爆炸性，美苏领导人必须迅速作出反应，以使其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让两国的关系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状态。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生的三次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经历的四次典型的危机。幸运的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这种形态的美苏关系就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

缓和是指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所呈现的一种相对松弛、对抗程度较低、合作成分较多的形态。这种缓和的出现通常与美苏两国因为各自原因都希望改善相互关系、加强合作的愿望有关，当然其中一方的这种愿望可能更为强烈。在冷战过程中，美苏关系一共出现了三次缓和，即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后半期。

五、美苏关系的三次缓和

推动美苏关系出现三次缓和的动力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有着重要差异。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苏都试图向对方发起策略性的和平攻势，从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第一次缓和，其成果主要是东西方首脑的会晤以及在战争遗留问题上一系列协议的达成。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自面临的严重困难，美苏都对本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实行了全面的战略收缩，促成了它们关系的第二次缓和。第三次缓和则主要打上了1985年成为莫斯科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印记。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戈氏在其“新思维”的指导下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和急剧的调整，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了重要的让步。当然，这一缓和的出现也与当时里根希望利用对苏政策的成就摆脱“伊朗门”事件的影响有关。

三次缓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第二次缓和都为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所代替，特别是第一次缓和结束后，美苏之间很快出现了第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但是，第三次缓和却颠覆了苏联乃至整个华约的基础，吹响了最终结束冷战的序曲。

需要看到的是，即使在缓和时期，美苏仍然进行着对抗，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很激烈，例如，第一次缓和期间，美国为波兰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推波助澜；第二次缓和期间，苏联利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之机竭力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第三次缓和期间，美国鼓励和推动东欧国家中的亲西方力量开展反共反苏运动，以及支持、鼓动苏联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美苏缓和的副产品之一是东西方两个阵营内部冲突的加剧，这或者是因为阵营内一些成员对“盟主”推行的缓和政策的反对，或者是由于缓和的出现鼓励了阵营内的离心主义倾向。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就是一个典型。它既引起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的不满，又加强了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本已存在的要求摆脱苏联和退出华约的呼声。同样，第二次缓和增加了西方阵营内部要求美国进一步迁就苏联的压力。第三次缓和则直接推动了东欧国家的剧变以及东方阵营的彻底解体。

六、关于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

在有关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语汇中，如果遏制战略不是最为重要和流行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之一。它是自杜鲁门时代开始直到苏联在1991年彻底瓦解美国对苏的基本战略。毫无疑问，凯南是“遏制战略之父”。1946年2月，他在发给国务院的长电报中就提出了遏制的思想，尽管没有使用遏制这个词。1947年7月，他又在以X的笔名发表于《外交》季刊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战略，并且多次使用了遏制这个词。

从凯南的思路来看，遏制是以两个基本假设作为前提的：第一，苏共领导的政权在国内缺乏人民的认可，必须不断利用对外扩张的胜利在国内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如果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能有效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苏联境内的人民或迟或早地会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与希特勒德国不同，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所以，如果西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这些武力的决心，苏联的政策就会软化，无需美国真正动武和摊牌。

如果在遏制战略赖以建立的这两个基本假设上不存在分歧的话，在如何实施遏制战略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谋士与专家学者中却出现了许多争论。凯南本人也加入了这一争论，认为自己的思想被政府错误理解了，自己建议的战略没有得到准确执行。争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遏制什么？是遏制苏联的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杜鲁门无疑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派遣军队在东亚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热战。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党政府又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对此做法，批评者们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目标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方面，这不仅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而且使苏联得以趁机改善自己的战略处境。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应笼统地将共产主义看成自己的敌人，例如坚持摆脱苏联控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盟友。

第二，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应当在何时以及何处对苏联进行遏制？即应当是在苏联进行任何扩张的时间和地点对之实施遏制，还是应当在美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实施遏制？在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看来，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一直是在对称遏制和不对称遏制之间进行摆动，前者实际上是对苏联的扩张被动地作出反应，而后者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主动姿态，而选择的标准则涉及问题本身对美国的价值以及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美国的优势。

第三，如何进行遏制，是片面依靠军事力量还是主要通过非军事手段？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都片面依靠军事力量进行遏制，以致遏制战略就变成了单纯的军事遏制，差别只是在于如何使用军事手段，特别是如何处理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这种做法遭到了包括凯南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政府已经将遏制战略过分军事化了，忽视了对经济、政治等非军事手段的使用。

尽管有着这些争论，遏制战略在美国仍然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苏联的最终崩溃以及冷战的结束都被看成是遏制战略的胜利。它对美国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冷战结束后还有人怀抱冷战思维，试图在处置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时继续使用遏制战略。但是，与当年美苏或者东西方阵营主要是生活在平行的两个体系之中不同，现在美俄之间、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已经如此之深，以致任何试图简单遏制另一方的做法都会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结果，最后难以长期维持。

七、不可逆转的世界多极化趋势

总的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家体系经历了从两极向多极的转变。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出现自然标志着两极型国际体系的最终形成。联邦德国以西统东目标的实现、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体乃至苏联的最终崩溃则表明了两极型国际体系的最终瓦解。尽管在冷战后的最初几年，国际体系具有了某些单极的特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超多强），但是，总的来看，20世纪70年代就已朦胧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在冷战之后不断得到发展，迅速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多极化是指多个力量中心的存在，通常这些力量中心是那些具有强大力量的国家，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在今天讲到多个力量中心或多极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些概念的发展。第一，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由有形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所构成，而且包含了政治的力量、心理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虽然物质力量强大，但是缺乏软实力和其他的无形力量，依然很难发挥力量中心的作用，无法成为一极。第二，力量中心或极不再局限于国家行为体。一些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以及为各种有形和无形纽带所联系且在共同事业中相互支持的同类国家，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力量中心或极。前者如欧盟，后者如当今的第三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就个体来讲都还是相对弱小，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多极国际体系更灵活，多极下的国际秩序比两极更稳定、更和平，同时更民主、更公正。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是从体系理论来说的，并不意味构成多极的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就一定更热衷于稳定、和平或者民主、公正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构成国际体系中一个力量中心的某个国家在某个时候可能会具有强烈的颠覆现状的欲望，变得特别好斗和具有侵略性。当前日本严重的右倾化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

八、国际关系的未来

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说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世界仍然面对着众多的挑战，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时期中难以消除，并存在着其他一些阻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南北发展的不平衡继续加大。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又有所上升，局部动荡时有发生。此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对未来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压力，注定了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平坦发展的，它们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的来讲，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会向着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合作的方向前进，保持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具备了更多的有利条件。除了前面提及的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以外，最值得重视的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已成为无法阻挡的人心所向，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确实，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政府，在各个国家中也会有那么一些人，它们或者抱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放，或者总是从冷战思维出发考虑问题，信奉零和的游戏规则，追求损人利己的单赢。但是，这些政府在世界上是少数，这些人在他们的国家中也是少数。随着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以及各国人民在国家政策制订过程中作用的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实现和平和发展的方向演变。

其次，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变得普遍化和深刻化。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意味着一国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别国的生存和发展。尽管这种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乃是一种历史现象，今天的相互依存却因为一系列因素而变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上的失败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美国次贷危机，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一个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有赖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在上述两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合力采取的救市措施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虽然这些问题并非到21世纪才出现，它们今天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超越了个别国家甚至个别地区的应对能力，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例如，毒品问题是今天每个国家都面对的一个难题。但是，它涉及种植、加工、贩运、销售等许多环节，卷入了许多国家（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的犯罪团伙和犯罪分子，非一国能够制止。在经济领域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相互依存程度的大幅提升，对于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是安全观的现代化，即各种新安全观的出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主张摒弃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旧的安全观，按照以对话和合作作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原则构筑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其核心概念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共同安全的提倡者相信，国家追求安全的过程可以是一场正和博弈，在一国获得安全的同时另一国也可以获得；各国有可能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双赢或共赢的结果，一起实现安全。合作安全的提倡者则认为，在各国的关系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时，合作而非对抗变成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好手段，它们进行战争的意图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在各国处于高度的相互依存状态时，它们进行战争的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总之，合作安全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的安全。也就是说，合作安全强调的是手段，共同安全强调的是目的，即通过合作的手段争取实现共同的安全。这种新的安全观念，对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尽管在程度上会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预料，在告别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国际关系会以更加健康、更加积极的步伐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在此过程中有许多的障碍需要加以克服和排除。

【注释】

[1]John Gerard Ruggie，“The Past as Prologue？”，in Michael E．Brown et al．ed．，Americans Strategic Choi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7，p．175．

[2]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 Sean M．Lynn-Jones et al．ed．，The Cold War and After，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35．

[3]《参考消息》，1990年11月4日。

[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风云中的联合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