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形而上学的趋势一直影响了德意志帝国后期与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哲学争论结构。被划入实证主义阵营的凯尔森反形而上学,认为所有形而上学都反对民主,喜欢独裁,指出所有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是：所有现实均可以用绝对原因加以解释。[51]黑勒则认为,恰恰是承认形式化的私法自主性的实证主义宪法——以新的形式——重复了外在形而上学观念对政治秩序的入侵。[52]如前所述,施米特主张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决断之上,而非规范之上,而决断是人格化的。他认为决断绝非是形而上的,国家的合法性“接受其基础具有极端偶然性,并且拒绝自相矛盾地重新乞求已经失去了的权力与法的形而上学统一性来模糊这种偶然性”。[53]斯门德的整合学说也认为,基本权利与宪法其他因素不是可以为国家整体的公民投票权威施加限制的形而上原则,相反,这些原则乃是国家动态组成部分,直接保证日常公民投票成功。[54]
形而上学遭到反对,原因之一在于其独断特征。纽曼也对独断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在评价自然法时,他认为,权利的箴言不可能仅从形式概念推出,这些概念是转而完全独断武断和独断的。这是康德主义法律哲学与自然法学说分享的一个错误。在这一点上,纽曼赞同休漠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他认为,休漠在《人性论》中对自然法学说进行了攻击。必然且无漏的理性的权利和正义原则并不存在,它们是有效仅在于人们遵从的习惯,它们不可能展现为必然的,在于设想其相反的一面总是可能的。[55]
但极端怀疑和独断乃一个硬币的两面,独断不能寻到真理,极端怀疑仍旧不能得到真理。纽曼主张,我们必须不被赶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或许更深入到极端怀疑的相对主义的末端。[56]在反对极端怀疑方面,纽曼“独断”了一系列抵抗权的实质内容,并且始终声明“自由”是政治科学的真理。
综合看来,纽曼接近黑格尔立场,认为真理的探究必须引进历史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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