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主流文化体系

构筑主流文化体系　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社会转型与风险文化视野中党报的重大使命

刘卫东　王娟　王海波

一

下面是关于本文基本概念的一般描述。首先，将风险文化与信息安全看成传媒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其理由在于，从理论上说，这两个概念分别指称的是：风险文化是从广义上对社会诸多风险现象及其成因、内涵与防范的研究；信息安全则作为狭义来理解，指社会信息传媒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独特作用。这两个概念的对立统一可以视为宏观与微观、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二元关系的经验表征。在社会双重转型时期，两者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复杂性。传媒在应对和处理社会各种风险、营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文化舆论气氛中，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责任。

其次，社会双重转型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推动下，由我国学者以独特的学科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和制度建构进行深入探索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王雅林，2003）。

“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这包括“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性社会转型”。^[1]

对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有学者称之为“农业—工业”二分范式“转型论”（王雅林，2003）。当今世界，信息化、知识化席卷全球，生产力结构已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和要素发生了从物质型向信息、智能型，即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推动着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形态的过渡，也使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我国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也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社会变迁的新的性质和特点”。^[2]

这种新型的现代化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转型过程。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即两分范式，引者注），体现为两次社会转型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即将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将经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3]

再次，从系统论角度看，国家信息文化安全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外部环境因素，二是系统内部因素。

从外部环境因素看，影响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的具体因素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的衰退乃至崩溃会对以此为生存条件的社会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国家外部社会系统的冲击、挤压、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也会导致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瓦解。

从系统内部因素看，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信息等子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其相互关系协调。

本文侧重分析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时期国家文化信息安全隐患，并不是认为社会其他安全不重要，而是认为社会其他各种风险、危机现象已经引起各界关注，并有大量文献记述。相比之下，对国家信息文化风险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双重转型时期，对国家文化风险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尚待开掘、研究。

二

怎样看待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以从各种社会风险类型的关系中加以分析。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国著名社会学者郑杭生、洪大用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们将这种关系以图表形式展示如下：^[4]

图1　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关系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及社会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也是相互影响的”。^[5]

那么，文化安全与上述三种安全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笔者认为，如果把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视为社会系统外在安全现象的话，那么，文化安全则位于社会系统内在的核心安全区域。

如图所示：

图2　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复杂关系

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均对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子系统安全产生作用的条件下，文化安全居于核心信仰的位置，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性价值取向。在风险社会理论中，通常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安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些国家安全的被破坏，往往不是由经济恶化造成的。除军事入侵外，政治安全问题也未能使一个主权国家彻底颠覆。而恰恰是文化信息的软力量，常常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破坏。

诚然，中国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高风险社会，但从上述风险要素来看，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基于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安全要素之上的文化安全问题，即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问题，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这一观点已被中外学者反复印证。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认为，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这种断言，虽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我们也不能不引起警觉，要有忧患意识。当我们从更深层的文化视角，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综合考察时，这种观点还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步入第26个年头，面临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既有全球风险社会的共性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中，未来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将面临国内外两方面的重压。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以“世界加工厂”著称的中国企业以低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靠降低工人工资为成本优势，导致中国在20世纪末世界产业结构重组中，远离了高端的研发中心、品牌战略等优势。同时，社会管理方面面临的矛盾也加大了这种压力，如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源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城乡发展关系中的矛盾，财富分配方面的矛盾，公共服务体系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政府消费与公共财政规模的矛盾，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矛盾，社会期待与改革进程的矛盾，行政主张与管理现实之间的矛盾，执政管理目标与具体实践方式的矛盾等。

上述种种矛盾，作为潜在的社会风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转化为社会危机，进而触动文化信仰危机，这将直接威胁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权的稳固。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美日联手干涉中国台海局势。在油价和汇率方面，美国操纵国际油价市场，以超出预测三四倍即每桶50～70多美元的价格，炒高油价。同时故意让美元贬值，将美国的巨额债务转嫁给掌握大笔美国债券的国家。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又是美元储备大国，这一升一降，使中国面临利益双重流失。

在意识形态方面，继2004年美国利用所谓“民主”输出，在前苏联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实施软性政变后，2005年5月18日，布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在下一年度预算中拨款1.24亿美元，组建专门用于策反的“快速反应工作组”，以帮助那些向所谓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综上所述，文化因素在很多关于风险社会研究中被看做是一个“余项”或“加权”因素，许多研究者也忽略了文化因素在社会风险评估的关键性作用，恰恰是这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已经成为位居武力之上的软性政变的重要力量。甚至布什也承认，“要想推广民主，仅有武力是不够的”。^[6]包括文化信仰在内的国家文化信息安全问题，一旦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必然是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因此，加强中国民族文化安全和信仰研究，防止主流文化解构，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风险问题。这种文化风险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主要来自文化信仰失落，即政治信仰“冷漠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非社会化”和社会信仰“金钱化”。可见，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重建道德权威的艰巨任务中，党报作为主流文化的核心体系肩负重大的历史文化责任。

三

从风险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家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作为最重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复兴民族文化传统、化解文化信仰危机、追寻公众的政治认同和行为取向上。文化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民族文化信仰，它主要解决国家认同或国家主权合法性问题；二是政治文化信仰，主要解决政治认同和政权合法性问题；三是心理文化信仰，主要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大众传媒作为中国主流文化重要载体之一，要在宏观与微观上加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报道。

从宏观上看，党报要将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当前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民族文化复兴为己任。

第一，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加强民族文化信仰教育，其中尤以国情、国史、国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第二，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政治文化认同教育。党报工作者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做到不仅要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共振，更要强调媒体对中华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整理与传播。第三，强化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党报系统应率先为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微观上考察，党报的历史文化责任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福祉负责，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协调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在微观报道上，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给予关注：

1.政治宣传领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是党中央从新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的角度，从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层面，全面调整施政纲领的重大举措。党报应紧密配合党中央，注意在未来20年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放在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政治改革的总体框架应该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分散的市场体制相搭配。

2.经济报道领域：传媒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研究未来影响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因素。作为党报，更应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智囊与外脑。新世纪传媒不仅仅是舆论机关，更为重要的职能是，它是一个具有研究机构性质的社会舆论机关。当前，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治国方略，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两方面进行对应的研究，体现并发挥党报传媒机关作为国家思想机器的角色与作用。

3.文化复兴与道德权威领域：如前所述，我国最大的社会风险是文化风险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进程中断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凝聚全国民众的人心和智慧，启动举国一致的精神力量，才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民族的共同文化信仰。这种信仰是“国魂”，是国家兴旺、人民走向幸福的凝聚力之所在！中国近几年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崛起而明显增长，但我国以文化复兴和道德权威重建以及传媒为主体的“软实力”建设，尚未出现类似复兴迹象。对此，我国党报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力量”的主要载体和文化信源，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重任。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要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文明对话。对此要对我国现存的三种文化势力进行整合。

四

综上所述，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是当前我国风险文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我国风险社会中重要的安全隐患，党报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肩负重大历史责任。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文化理性去观察和思考，以营造有利于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为己任，推动中国民众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王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研究生；王海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研究生〕

【注释】

[1]　转自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卷，2003年第5期，原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3年第1期，第87～93页。

[2]同上。

[3]同上。

[4]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卷，2004年第6期，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4年第2期，第2～9页。

[5]同上。

[6]《全球推销“民主”支持“颜色革命”——美出巨资建立民主“特种部队”》，《参考消息》2005年5月2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