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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声援韩国要求日本天皇道歉的呼声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处于非敌非友的对抗性竞争关系状态。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索取了中国相当于日本当时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四倍的巨额赔偿,这大大刺激了从天皇、政府、军队到民间全体性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中国是一个受孔孟之道影响深远的国家。中国政府甚至向民众说明,考虑到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国放弃战争赔偿。

第七章 当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现在面临着的最复杂的关系,牵涉到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领土领海争议等各种复杂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后,本来中日双方对领土领海争议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日本利用中国“与邻为善”与“和平发展”的国策,大力开拓中国大市场,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日本经济大发展后,日本的国家政治逐渐走向右倾化,但利用中国的“韬光养晦”的国策,维持“政冷经热”的局面,以帮助日本渡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的难关。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在2009年挑起钓鱼岛争端,把中日关系推入了危险境地。日本右翼企图利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想从中渔利,最终只能使日本充当炮灰的角色。

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需要双方的战略家和政治家都拥有超级的智慧和大胆的勇气,就像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那样,突破一切旧传统思维的束缚。如果日本被极端右翼势力绑架,甚至日本政府和国家民族的完全极端右倾化、采取极端行动,就只能被动性地等到时局变化出现变革性突破。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处于非敌非友的对抗性竞争关系状态。未来的中日关系,朝友好或敌对方向发展都有可能。决定未来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日本:日本怎样认识侵略中国的历史,怎样对待“二战”后国际秩序,怎样对待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由什么势力领导日本。

日本必须认识到的是,现在不是中国离不开日本,而是日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出现的时候,日本很多知名大企业业绩呈大幅下降,日本对外贸易逆差愈益扩大,面临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加大,诸如此类现象就是例证。

当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威胁中国: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实行强硬态度,“将会影响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时,中国先主动拒绝120多家日本企业参加2012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第13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坚决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和自信,也表明了中国的实力。

中日历史问题是一条跳不过的坎

对中日关系来说,中日历史问题,是一条跳不过的坎。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渐推行“脱亚入欧”的战略。此后日本学欧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观念,走上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

日本在还没有脱贫的19世纪末,就已经计划好了从攻占朝鲜半岛为跳板,然后征服中国,最后征服世界的战略步骤。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从对邻国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扩张战争中获取巨大利益。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索取了中国相当于日本当时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四倍的巨额赔偿,这大大刺激了从天皇、政府、军队到民间全体性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日本出动“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二兵力参与侵略中国的战争,获得了更多利益与赔偿,并以此使得国家实力和军力的大力增长。此后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当时的世界强国沙皇俄国军队,在20世纪初日本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强国。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已经到了不把任何大国放在眼里。1927 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专门研究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会上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史称“田中奏折”),准备从开始征服中国开始,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并把这种帝国主义战略国策化纲领化。正是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在日本帝国主义皇军征服世界战略的国策化纲领化的驱使下,日本疯狂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对周边国家和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直至彻底被美国、中国、苏联、英国的同盟军打败,签下投降书。

对于中日之间跨不过的历史问题这条坎,只能由日本用实际行动来予以消除。如果日本右翼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只会把这条历史之坎,变成中日关系之间的永远跳不过的历史之坎。

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时期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

把中国的仁道与日本的武士道联系在一起,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如果把中日两国在当代外交中的风格表现做个总结,“仁道”精神与“武士道”精神,恰恰能体现出两国外交的典型风格。

中国是一个受孔孟之道影响深远的国家。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仁”、“义”、“礼”、“智”、“信”,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仁”。日本曾经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主力,参战军队人数最多作恶最多的国家。尤其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进而发动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共造成中华民族3000多万人死亡,大半个中国领土上的数亿民众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中国直接损失的资产就达5万亿美元(按当时的美元价值与现在的美元价值比价,相当于30多倍)。

但在日本投降后,深受几千年孔孟之道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仍然本着“仁道主义”,期盼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并善待日本军人,安全送之出境。中国民间老百姓还大量收留日本战争遗孤,给予像自己子孙般地照顾抚养。中国政府甚至向民众说明,考虑到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中国人民只期望日本有个真诚的道歉。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仁道主义”,可谓仁至义尽。

然而,中国人的仁至义尽的“仁道主义”,虽然得到过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包括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的悔罪道歉,但至今没有得到日本以国家名义的正式道歉,更没有能完全唤醒所有日本军人以及帝国军人后裔的良心,反而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反弹。如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就一再发表言论,坚决否认发生“南京大屠杀”,就是对中国的“仁道主义”的“回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河村隆之的父亲河村鈊男,作为日军步兵第101师团第101旅团的下士,参与了侵略中国屠杀中国军民的行动。河村隆之说,“我的父亲于1945年8月16日被解除武装,来到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栖霞寺,一直住到第二年1月份。”在南京期间,和他父亲在一起的还有250名日本士兵,“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特别的善待,所有人都得以生还,为此他们都心怀感激。”

然而,就是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军人后代,又在很多场合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河村隆之在质问书中称,“如果在那里发生过大屠杀,就在短短8年以后,(这些日本兵)怎么可能与南京市民如此令人温暖地交流。因此,我认为应该重新研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南京大屠杀”是由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日本士兵出具的无数确凿证据证实,并由国际审判法庭审议确认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过去也在国际上承认的事实。为什么现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后代,会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呢?首先是因为很多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和军人及其后人,像河村隆之、安倍晋三这样的人,并且由这些人组成核心的右翼势力,总想隐瞒真相,篡改历史,并想在歪曲篡改历史的情况下,使日本在国际上恢复正常国家地位。

其次,就是因为日本精神文化中存在的某些劣根性作祟。日本是个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极深的国度。武士道精神中有嗜杀残暴、冷酷无情的报复性格特质。面对曾经残忍杀害中国同胞的日军投降兵,中国人秉持“仁道主义”的宽恕精神,依然给予善待,这是受嗜杀、残暴、冷酷无情的武士道精神文化所熏陶和支撑的民族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尤其是那些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的日本军人的后代所难以理解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民这么善良,对待曾经杀害自己同胞的敌人,也能如此仁道!以色列至今还在追踪德国纳粹分子的行踪,一旦追踪到德国纳粹分子的行踪,即使这些纳粹分子躲到天涯海角,已经老态龙钟病入膏肓,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绑架或引渡到以色列予以审判惩罚。韩国政府与民众至今还在追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日本做出赔偿,并要日本天皇为其前辈的战争责任做出道歉。反观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追究,却是轻描淡写,大量的日本战犯甚至最终没有被起诉被追责,有些战犯后来还在日本政府中担任要职,如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就是一个甲级战犯,后来还曾担任过日本首相。就是因为岸信介这样的战犯把持了日本政坛,才使得大量的日本战犯的罪行难以被追究,这就为安倍晋三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后代起而翻案,为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留下了巨大空间。

现在的不少日本人,包括某些日本政治家,被右翼教科书所蒙骗,不相信在南京发生过大屠杀。即使在大量史料面前,承认有过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华北大扫荡、宁波大轰炸、义乌细菌战等这样的战争罪行,但他们也不引以为耻。在靖国神社中,他们还将日本侵略军攻占朝鲜、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各国领土的行为,作为炫耀日本军人战绩的纪念标记,顶礼膜拜。

日本人只记得美国在他们国家扔了两颗原子弹,死了很多日本人,给日本造成了灾难的仇恨。这不仅是因为有日本歪曲事实伪造历史的教育宣传问题,也有中国人和亚太地区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清算不够的问题。有些日本帝国军人的后代,并没有因为他们前辈的罪恶行为而产生罪恶感,反而对中国人在战后善待日本人与日本兵,产生极大的不解和质疑。用河村隆之的话来说,“一个遭受大屠杀的民众怎么可能善待他们的敌军的士兵?”当时的南京市民,对河村隆之父亲的善待,却被河村隆之视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也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日本人之所以容易右倾化,容易走极端,就是因为武士道精神在其中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武士道精神中的核心,即所谓“樱花精神”,“樱花精神”,就是在灿烂的绽放中凋零。这移植到日本的精神文化中,就变成日本人宁死也要极端地表现自己,哪怕是失败后残忍地破腹自杀。

正是这种武士道精神,刺激和鼓动着日本右翼政治家,哪怕面临下台或失败,也会冒险极端地表现自己,把日本不断推向更加右倾化的险境。过去一代代的日本右翼政治家,附和、利用极端右翼势力,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中,其冒险行为更加疯狂,以致采取自杀或者刺杀理性政治家的方式,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直到被彻底打败投降。

现在的日本右翼政治家,也是在传统武士道精神鼓动下,极端地表现自己,公开表示“不要顾及邻国的感受”,去参拜供奉数千多个战犯的靖国神社,煽动日本右翼势力,在各方面复苏军国主义,把国民情绪引向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右翼越来越猖狂的原因,首先是二次大战后亚洲受害邻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清算不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战争罪行没有得以充分揭露,全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还不充分。

二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采取实用主义。先是美国占领军当局扶植“二战”中的日本战犯,使之成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和各级政府官员;继之利用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东亚的前沿阵地,再后竟与日本结成同盟国,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过去的法西斯战争罪行进行深刻清算。

其次的原因是,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没有被铲除。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有发动侵略扩张战争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会大发财的思想。

日本原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从19世纪起,日本看到西方国家列强通过战争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强,遂步西方列强后尘开始了侵略扩张之路。

日本侵略扩张的第一步目标,就是他们的近邻——朝鲜和中国。1890年后,日本用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再从所有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一定比例的薪资,补充造船费用,以赶超中国为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中国的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27000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与23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总吨位72000吨的海军,超过了中国的北洋水师。日本从此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中国,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超过日本当年GDP数倍的赔款,日本右翼更坚定了发动侵略扩张战争、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发财的思想。之后,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主力,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率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国掠夺了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使其经济和军力得到飞越发展。至今在日本,发动侵略扩张战争,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发财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清除,更有现代日本右翼分子把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他国财富、屠杀邻国人民的战争罪行,视为日本的帝国“荣耀”,妄想重新恢复日本帝国的“辉煌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德意法西斯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在其国内和整个欧洲受到了根本的摧毁。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却没有被彻底铲除,甚至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特别是中国政府以仁慈之心对待日本,放弃战争赔款,使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复苏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

当今的日本政坛,右翼势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猖狂。日本近几年的历届政府中,极右翼政治人物占据着主要领导地位。在日本的一些地方,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活动明目张胆地进行。一些参加过侵略亚洲邻国并烧杀抢掠的日本老兵,每到日本战败投降日,公然为他们曾经犯下的法西斯罪行游行炫耀。靖国神社竟然把入侵中国的事件,按时间之序刻在石碑上,向他们的国民宣传军国主义罪恶的“功绩”。日本政府首脑和大批日本议员也在日本投降日前后,不顾受害邻国的反对,再三祭拜供奉着数千名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还明里暗中插手台湾事务,鼓动和资助“台独”。扩充军备,充盈巨额军费开支,大力提升海空军力量。向邻国提出领土和资源要求,挑起国际争端,甚至为军国主义全面复活制造舆论和外交准备。日本政府的极右倾化,日本右翼活动越来越猖狂,说明日本根本没有对历史进行彻底的反省,甚至还在向错误的历史泥坑中滑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现在居然公开要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

现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的争端问题,凸显出中国和日本人,都需要好好学习世界历史。

一个曾野蛮侵略了别国国家的最高外交长官——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竟然公开诬称中国是“恶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时,竟然说中国是“希特勒”。这种恶劣的态度,表明日本领导人是需要好好学习世界历史和国际法的。

安倍晋三与前原诚司的表现,反映着当代日本政治家主流,甚至是当代日本人的心态。就是因为安倍晋三和前原诚司这一辈日本人,已经完全被错误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洗了脑,因而继承了其祖辈的政治基因,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和忘记了真实的历史。

中国自明朝以来,日本一直就是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外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发动和参与的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八一三”进攻上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后对中国疯狂的全面战争,日本对中国烧杀抢掠的侵略罪恶罄竹难书。日本近代不断侵略中国,从中国掠夺了无数财富和资源,造成中国民众几千万人死亡,充分说明日本是中国的“恶邻”。可是,令世界瞠目的是,恶鬼的子孙不思悔改,不对其先人的恶行表示彻底悔意和道歉,并予以赔偿,反而向自己的国民掩盖事实真相,诬蔑侵略战争受害者的中国是“恶邻”,实在是可笑之至。日本当代领导人必须去补上历史课,好好认识真实的历史!

中国人也应当学习世界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并不能让日本对中国表示感谢和对侵略中国表示悔意。放弃战争赔偿,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也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否定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国巨大的财产损失,否认日本侵略造成中国人民几千万人死亡的事实,为日本右翼否认和歪曲历史留下了隐患。

中国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且是受害国,为什么要放弃战争赔款?有人解释说,这是当时中国体谅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巨大的战争赔款会加大日本人民的苦难,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现代国际规则的。

日本对中国周边受侵略的小国都进行了一定的战争赔偿,就是没有对遭受侵略战争受害最大的中国进行过战争赔款,这是至今日本很多人不承认对中国战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中国巨大灾难、不认罪不道歉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日本正在有计划地湮灭侵略别国的历史,有目的地篡改历史。

所以说,中国人要学好世界历史和国际法、国际规则,懂得按国际规则办事,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主动权,为中国争取合理合法的正当权益,也能使世界正义得到必要的伸张。只有公平正义得到伸张,才能遏制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重新膨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才能使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真正得到保障。

日本对待侵华战争的“三不主义”策略

日本右翼对日本侵华战争所持的“三不主义”策略,即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使中日历史问题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三不主义”策略之不认罪,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一直通过媒体宣传、文学艺术、历史书刊、教科书等各种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掩盖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行为的事实真相。

从日本战败投降开始,日本最高本部就下令销毁一切可能成为清算日本侵略行径的罪证。“二战”后,用政治威胁、经济逼迫、生命威胁,阻止良心发现的日本老军人与知情人士提供证据,和发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言论文章。甚至动用黑社会势力烧毁房屋,阻止日本议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犯罪事实,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犯下罄竹难书的罪恶,经过时间的消磨,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日本右翼同时一直都在逐步地篡改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历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描绘成是对白人统治世界的反抗。进而向民众说教日本对亚洲和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把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的投降,模糊宣传为仅仅是因为天皇要终止战争,把错误的历史观,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给日本后代。这就是现代日本年轻人时常对中国为什么老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而反感中国的原因。

“三不主义”策略之不道歉,就是日本可以承认战败,但不进行道歉。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给中国造成数千万个家庭的家破人亡,还给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人才等以毁灭性的打击。面对这滔天之罪,日本至今连一句正式的道歉话都不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关系正常化谈判时,仅仅一句轻描淡写的日本“给中国带来了麻烦”的话,就引起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应。日本右翼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为事实清楚有明确定论的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翻案。其实,日本大多数人也明白这全是事实,只是日本右翼想利用这种“有历史争议”的混淆视听的宣传方式,来淡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恶行,淡化其在国民内心中洗刷不掉的罪恶感,模糊日本年轻一代的是非观,也为军国主义复活创造条件。

日本“三不主义”策略中还有不赔偿策略,日本对侵华战争不认罪不道歉,其根本目的,就是不赔偿。日本右翼政治家非常清楚,如果一旦向中国作巨额的经济赔偿,那么,日本有可能几百年都沦为负债国而不得翻身,所以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不向中国赔偿。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对其他受害邻国都进行过一些赔偿,但对中国完全没有赔偿。

日本的这种“三不主义”策略的构想,早在侵华战争期间,策划成立汪精卫亲日伪政府阶段,就已经开始酝酿,为未来日本因侵略造成中国的巨大损失寻求退路。陈公博在1946年给蒋介石的《最后的自白》中说明,当时在组织和筹备汪伪政权前,日本就已经明确向汪伪政权提出“双方互不赔偿”的主张和条件。中国没有去侵略日本,当然没有赔偿日本之情况与理由。所谓“双方互不赔偿”,就是日本不赔偿由侵略而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失。日本右翼的这种“三不主义”策略,一直持续在对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华外交战略中。

日本对中国不仅在国家层面不进行赔偿,连最起码的民间赔偿都没有。不仅从政治层面全面抵制对华赔偿,而且从法律层面,用拖延战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年龄已经很大且又老弱病残)、偷换概念(把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的民间赔偿与放弃国家赔偿混为一谈),把战争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和民事犯事混为一谈(国际上战争赔偿追索并不受刑事和民事案件那样的时间限制)等方式,回避民间赔偿。所以,无论中国的民众受害者的证据多么充分,事实如何清楚,但对在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要求赔偿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赔偿案、中国被强迫掠俘到日本的劳工赔偿案、强征随军慰安妇的赔偿案等,丧尽天良的日本高等法院一律都是驳回上诉。

日本实行“三不主义”策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抹煞历史,隐秘罪恶,回避侵略战争的责任,欺骗日本未来的后人。但是,历史是抹煞不了的。日本越是企图隐秘罪恶,而受害者就越不会原谅,反而更会加深仇恨。

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就必须走德国主动认错、公开道歉、合理赔偿的道路,否则,日本即使经济上富裕起来,日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只能是背负着无法卸脱历史罪恶感包袱的政治侏儒,永远得不到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原谅,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日本式愚蠢与中国式愚蠢

人们喜欢研究智慧,却忽视对愚蠢的研究。世界上的悲剧,却往往都是愚蠢的结果。研究各种愚蠢现象,可能有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人类有些悲剧的不断重演,恰恰是把愚蠢当作智慧的结果。

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全面模仿欧洲,进行明治维新,照抄照搬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并实行“脱亚入欧”战略。学习欧洲的先进文化,本无可厚非。然而,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种,地处亚洲东部的地理位置的亚洲国家,却要脱亚入欧。一百多年来至今,日本受“脱亚入欧”的思想影响颇深,却被欧洲歧视,在西方欧美国家阵营中,总是处于被作践的地位,日本还常常以此为荣。

日本不是没有做过当老大的梦,而是他想做黑社会老大,这就是日本曾经做过的帝国梦。日本到欧洲学习,首先学习到的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文化,模仿欧洲列强侵略扩张殖民地的模式,大力宣扬军国主义,鼓动民众为天皇为军国主义拼死献身,去侵略掠夺他国领土资源财富,残酷杀害他国人民,以此作为富国强国之路、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错上加错的狂妄式愚蠢。日本政治家们不明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就只能招致东京大轰炸、长崎广岛原子弹轰炸、国家大惨败之灾祸。

早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自不量力的狂妄式愚蠢发展到极点,自以为可以像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制定了从占领朝鲜、占领中国、占领整个亚洲的进军线路图,直至“占领世界”,成为世界的新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终被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击败,日本人的狂妄脑子才稍微清醒。从19世纪下半叶之后疯狂了五六十年后的日本,不得不签下投降书,接受惨败的结果。

但日本的愚蠢并没有因为彻底战败就此改变。被打败的日本,低三下四地对待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美国人,日本尽可以让美国把自己当走狗使唤。

但对待中国或亚洲邻国,日本的态度就不同了。虽然战后中国人抱着希望日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宽待态度对待日本,甚至不计前嫌,放弃国家战争赔偿,欲建立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础。但日本却以小人之心竟对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采取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的无赖态度。直至今天,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竟然狂妄地要重新修改历史,要推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恢复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历史的荣誉”和“祖宗的荣耀”。从首相到一般议员,大量的日本政治家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战犯拜鬼招魂。日本右翼的愚蠢,将给日本未来的命运带来何种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

与日本式的愚蠢不同,中国人的愚蠢,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对手的真面目。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对于世界大局的变化,对于世界列强的崛起及其侵略扩张的野心,既茫然无知又盲目自大。国家民族的大难将临,却闭关锁国,从颐和园到秦淮河,全国一片歌舞升平。自以为天朝有百万雄兵,堂堂中华,岂怕那小小的倭寇。结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签约、赔款、割地、送租界。当中国像一头壮牛被咬破喉咙按倒在地之后,日本又参与八国联军,攻击中国扩大战果,逼迫中国继续签约、赔款、割地、送租界。这就是中国在19世纪夜郎自大式的愚蠢所导致的结果。

20世纪初的中国,被世界列强打得精疲力竭,清政府不断地签约、赔款、割地、送租界,以求得国家苛安。民国政府成立后,也是不断地忙于与各世界列强周全,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片片在扩大,中国主权一天天在丧失,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此时的中国,成为世界各个帝国刀俎间的鱼肉。

在日本已经公开向中国举起屠刀、日本浪人在中国的领地为所欲为、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层中有不少人愚蠢到极点的是,在国家危亡之际都不把日本这样凶恶的敌人当作国家民族的最大危险,甚至于暗中与其勾结,视作朋友,依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想,最终酿成在中国首都30万人被敌寇大屠杀、大半个中国被攻陷的惨剧。

尤其可笑的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时候,中国空军唯一的一次到日本上空去做的事情,是去日本撒传单。为什么?说是用传单,用精神宣传,以此去唤醒日本民众!至今国民党还把这种毫无作用的危险而又愚蠢的行为,当作英雄行为来宣传。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中国飞一万架飞机去日本撒传单,有什么用处?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日本天皇只会把中国的撒传单宣传当作无能的表现。只有美军的报复性的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轰炸,才会使日本屈服。中国人太不了解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政治,所以,才会把愚蠢当智慧。

日本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本应与美国一起占领日本,并提出战争赔偿。可是,中国却有理不知怎么说,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不知怎么争取,在中国自己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情况下,却先替日本人民着想担忧:日本造成中国当时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倍啊,日本猴年马月才能还清?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就别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了!“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了将来的中日世代友好,中国人自己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吧。但日本暗中窃喜,日本自然也就不承认日本被中国打败,只承认被美国打败,认美国为大爷。

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却一直在进行。但近几十年来,有众多中国被掠劳工多次去日本法院打官司,都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有众多受日本细菌战危害的中国各地民众多次去日本讨公道,都被日本法院驳回;有众多被强征的慰安妇去日本讨公道,都被日本法院驳回;有众多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后人去日本打官司,都被日本法院驳回;有众多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都被日本法院驳回。本来中国民众是证据确凿的受害者,日本理应给予中国民众赔偿。但日本就是抱着对中国“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的态度,看你中国和民众受害者能怎么样。中国人的仁爱之心,施向愚蛮的对象,得到的就是这样悲剧性的结果。这一切,就是源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知。

如果中国换个思路,按国际法惯例,按照犯案属地化处理的原则,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民众可以到中国的法院进行起诉。由中国法院判决,通过中国法院强制执行,扣押日本的财产或日本犯案企业的财产进行赔偿,也未尝不可。如果中国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欧美国家,人家用不着老百姓辛辛苦苦地跑到日本去起诉,照样可以在本国起诉判决。如果现在不能强制执行,那法院的判决,在几十年几百年后依然有效,子孙后代可继续追索,就像犹太人追缉逃亡的德国法西斯纳粹一样,不管到哪一天,总有一天公道正义要得到伸张。这总比现在一次次地到日本法院起诉、无功而返地被驳回要理智些。况且战争受害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存世的越来越少。日本现在就是用拖延战术,妄图淹没历史,磨垮中国民众讨回公道的意志。

中国政府现在应当坚决维护中国民众的利益和合法权益,支持中国民众起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和损失,给中国民众一个公道,也给国际社会一个公道。

中国司法界也不能对中国民众中的侵略战争受害者的状况做旁观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帮助这些年老体衰的受害者。

中国式的愚蠢,还往往有着以党派利益为重而忽视国家民族大义的表现。当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需要各党各派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台湾的各党各派常常口是心非各自打小算盘,甚至出现互相拆台的情况,因此被共同的敌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面对钓鱼岛问题,日本就是采取这种手段。捍卫钓鱼岛主权,是争取中华民族之国家主权的大事,兄弟联手,一致对外,天经地义。但台湾当局宁可和对手的日本谈判,也不与同胞的大陆联手,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中国应当高度警惕已经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潮。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的主要特征是:

一、公开否认日本向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罪行,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现在在日本,否认日本在帝国主义时期曾对周边国家侵略战争的,不是人们常说的一小撮右翼分子,或者是几个右翼组织,或者是一两个右翼政党,而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日本的政坛上,一些政治人物可以随口公开否认日本向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推翻“二战”结束时期国际社会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定论,公然为日本历史上的侵略造成的对亚洲邻国的危害作辩护和翻案。

日本极右翼在公开场合,已经不再继续隐瞒或忌讳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人物,或者已经定罪的战争罪犯的崇拜或追随。他们甚至挑战周边国家的政治底线与社会良知,故意祭奠一批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累累罪恶的战犯,例如,年年参与群聚于兴亚观音院以祭拜南京大屠杀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行为、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等,都成为他们炫耀其强硬右翼政治立场,以吸引民众选票的狂热之举,而且这在日本社会已成为一种常态现象。

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下一代灌输歪曲历史的史观,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罪行“洗冤”开脱。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和媒体,借着“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讨论”的幌子,不仅把日本历史上向外扩张侵略的战争目的,歪曲为是黄种人向白种人的反抗战争,而且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掠夺行为,歪曲为反抗白种人压迫的“正义战争”,要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翻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国家犯下的种种法西斯罪行,例如证据确凿的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事实,却故意混淆视听,加以否认,为军国主义罪恶历史树碑立传,以歪曲的历史观改变日本的下一代。

三、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和日本政府的很多行为,已经按照军国主义时代的行为在行事。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已经逐渐突破国际社会的约束,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例如派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的行为。日本右翼势力一再要求修改和平宪法,而日本的一些党派总裁选举中,某些候选人,为了未来恢复建立军国主义体制,已经把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和解禁发动战争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和口号。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哪个政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修改和平宪法?

四、崇尚武力,宣扬日本武力,鼓噪武力扩张作用。在日本的书店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日军队战斗力分析比较的杂志、报纸,都在渲染战争,误导日本民众。一些军国主义言论成为日本媒体的卖点,类似报道在日本各媒体层出不穷。日本在法理建构、法律程序和实际操作上,已经完成对被废除的武装部队的名称,实现了从“自卫队”改变为“自卫军”的过程,把“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日本要突破和平宪法,还要把自卫军再进一步地改变为国防军,全面扩张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提升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进一步突破和脱离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

五、日本政府部门在讨论外交和安全防卫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时,在自卫军中,重新恢复和使用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发动对周边国家侵略战争至“二战”结束前使用的“皇军”的军衔制,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编制和“皇军”的用语,以重现日本皇军的体制和军威。虽然因为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政治压力还在,日本想把“皇军文化”军队化的做法在目前难以完全实现,但这种现象的公开化,循序渐进的推进行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到达一定程度的强烈表现。

六、日本现在不仅突破了1967年制定颁布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而且在大力扩张本国军备的同时,还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导弹等武器,向中国周边国家如菲律宾等国家扩散武器装备。日本已经毫无顾忌地突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武器出口的限制,开始向外展现日本的军事能力。

七、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备,已远远超出日本宪法规定的日本防卫能力的需要。国际社会和日本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日本目前的海空军力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十强的地位。

八、日本储备大量的核武器制造原料,日本很多高官和政治首脑人物,包括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等一些重要政治人物都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日本应该拥有原子弹”、“日本拥有一天之内造出上千颗原子弹”的叫嚣。这不仅是对亚洲的威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几乎发展到了向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摊牌的地步了。

九、日本右翼极力否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在竞选中,公开喊出“复兴日本的战争已经开始”的口号。他们要“复兴”的是日本投降前的帝国主义的日本。

日本已经公开向中国发起挑衅:

1.日本向中国周边国家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家,输送直接对付中国的武器,以期与中国周边国家联手对付中国,公开叫嚣包围中国。

2.不顾中国的外交抗议,蓄意邀请达赖访问日本,做演讲报告,故意给中国难堪,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压力。

3.日本的一些反华敌对势力,主动邀请危害中国安全的“疆独”分子热比娅和“世维会”到日本开会,公开支持“疆独”势力,配合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行动。

4.在中国政府一再警告的情况下,日本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和默契,日本的右翼势力与日本政府共同导演“购买钓鱼岛”闹剧,以实现日本百年阴谋夺取钓鱼岛的“国有化”梦想,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复活的表现,也是近年来的国际环境为其创造了一定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走到现在的严重地步,一是美国新亚太战略的战略部署,需要日本的强力配合客观原因造成的。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使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势力认为对日本有机可乘,是日本的历史机遇。美国企望美日同盟的加固,姑息日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势力和纵容日本军事实力的扩张,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张扬和军国主义思潮复活的行为有恃无恐。

二是中国和日本的周边国家都在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诚心诚意进行长久的中日和平关系的建设外交,使得日本右翼错判形势,以为中国对待日本的挑衅可以忍气吞声。

中日之间形成很长时间的“政冷经热”的现象,日本不断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未受中国反击,使日本误判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得以更加猖狂无所顾忌。

因此,中国在埋头苦干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千万不可忘记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时时在谋求军国主义复活。

同时,提醒美国:美国利用日本,如果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话,对美国也必然是养虎遗患的结果。

安倍晋三为什么急于要与中国举行首脑会谈

日本自民党在2013年7月取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晋三针对钓鱼岛问题,向中国释放“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地举行首脑会谈”的意愿。是不是安倍晋三要改弦易辙?

安倍晋三急于要与中国举行首脑会谈,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面临的危险境遇。日本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产,但日本经济的破产,现在还没有在法律程序的技术层面完全体现出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早已在2008年就已经实际破产,直到2013年才开始申请法律上的破产一样。安倍晋三上台后,推行“安倍经济学”,实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大量释放货币,日本股市一度出现了短暂的上升行情。安倍晋三为此大肆吹嘘其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为日本自民党取得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得了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衰退了20多年。在这期间,日本换了二十几任政府和首相,实行了各种财政、货币、经济刺激政策,但日本经济至今还是走不出衰退的泥潭。安倍晋三仿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做法,实行强硬的对外极右路线,从民主党手中夺得政权,上台伊始,在政治上实行极右政治的同时,立即开始实行“经济新政”。

安倍“经济新政”的目标和具体做法,概括地说,一是把日本的通货膨胀率由原来每年的1%,提高到2%。期望用加大通货膨胀率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二是安倍上台仅半个月内,日本内阁即于1月11日批准了一项总额高达20万亿日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要推行日元贬值的货币金融战略,推动日本商品出口的竞争力;三是日本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对军事的投入,继续增大日本政府债务。

安倍晋三及其政府内阁至今的实际行动表现,表明安倍的“经济新政”措施,都是饥不择食的饮鸩止渴的毒药。

安倍“经济新政”的有些内容,在野田佳彦的民主党政府执政时,就有人开始提出,但野田政府没有这个胆量施行。安倍政府之所以敢放胆推行这样的“经济新政”,就因为安倍晋三政府是新上台的政府,无所顾忌地推行这样的“经济新政”,就是饮鸩止渴的拼死一搏,日本国民也只能抱着“让安倍的自民党政府试试看再说”的无奈态度。

为什么说安倍“经济新政”是日本经济饮鸩止渴的毒药,甚至可能将是日本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不妨把安倍晋三的“经济新政”的内容做个详细的具体分析:

先说安倍政府要把日本通货膨胀率从目前的1%推高到2%,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因为现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就是上世纪的90年代之前的20年,日本经济处于极其繁荣时期,日本奉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自由市场自我疯狂地表现,政府不干预不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暴涨。日本的地价房价暴涨,导致日本物价飞涨,日本的国民资产财富严重泡沫化。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日本人的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的经济泡沫刺破,使日本的经济从云端跌入衰退的泥潭。

近20多年来,日本极力想爬出经济衰退的泥潭,但高高在上的物价和劳动力价格,成为日本经济爬出衰退泥潭的最大障碍。过去历届日本政府试图把物价和劳动力价格降下来,提升日本的竞争力,但皆无成效。

现在安倍政府和日本央行,既要极力恢复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在原来1%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将通货膨胀率推高到2%,就是与经济规律反其道而行之。20年来日本的历届政府和央行,就像一个孩子在玩一个摇摇欲坠的积木大厦游戏一样:既要维护这个“大厦”(日本经济)不倒,还要往上“堆积木”(每年递增1%的通货膨胀率)。这种两难境地,就是导致日本近年两任财政大臣(2009年10月的中川昭一和2012年9月的松下忠洋)自杀的根本原因。中川昭一和松下忠洋这两位财政大臣还是懂一点经济学知识的,当首相要他们加大力度蛮干时,只能以死应对。

现在,安倍晋三在一群明显缺乏现代经济学常识的幕僚和智囊的怂恿下,还要强硬地提高通货膨胀率。这不是加快日本经济“大厦”倒塌速度、加速日本金融危机快速到来吗?

其次,安倍“经济新政”是仿效美国推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用日元的货币贬值政策,加大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举措,这必定会遭到世界各国的掣肘。因为日本的这个措施,打击了其他经济体的商品竞争力,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处于衰退之中,都尚处在努力争取经济复苏的严峻时刻。日本实行超级宽松政策,无疑是在遏制美元经济体和欧洲经济体复苏的积极努力。因此,无论在2013年2月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还是在莫斯科G20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少国家都公开指责日本是在发动“货币战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2013年莫斯科G20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评日本的货币政策,指其是挑起“汇率战”的祸首,要日本“应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日本在国际上陷入众矢之的的境地。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只能尴尬地对各国进行招架似的解释。由于莫斯科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气氛过分凝重,以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不得不为日本解围,说“关于货币战争的讨论有些过头”。会后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各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货币贬值的举措。

围绕着日本安倍政府正在实行的新经济刺激政策,世界各发达国家之间,以及G20国家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安倍政府有意引导日元贬值的货币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得公开干预汇率的市场规则,破坏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有着操纵汇率之嫌。一旦日本政府的这种干预汇率的行为,被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认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采取联合反击行动,就会对日本的金融、经济、企业产生巨大的杀伤性作用。由于日本经济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态,日本的很多大型企业,如索尼、日立、松下、夏普、丰田等一大批国际大企业,都已经处在裁减员工,减少支出,靠卖办公大楼,吃老本以渡难关的境地,如果再出现外力的打击,日本经济必然不堪一击,也会加速日本金融危机急性爆发的到来。

日本濒临金融大危机爆发的现状,对于弱肉强食的竞争意识极其强烈的西方国家,就像老虎看到濒临死亡的老牛,很可能会引发其他发达国家利用机会,顺势扩大攻势,彻底打垮日本的企业和金融,给日本的经济再一次致命性重击,使日本经济再次陷入几十年难以出逃的衰退深渊,逼迫日本把几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吐出来。

三是安倍“经济新政”会加大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军事投入,刺激经济的举措,必然继续增大日本政府债务量,更是会加大爆发日本急性金融危机力度的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掌握的数据认定,日本的债务危机已经处在1875年以来最严峻的状态。

日本的国家债务危机程度,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政府的债务量达到GDP的230%以上,远远超过了国际上认定的占GDP60%以下的安全警戒线。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底,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达1011.178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相当于日本国民每人负债约794万日元。因此,各国经济学家认为,与陷入“欧债危机”各国和美国相比较,日本是最烂的“苹果”。日本的国家债务已经处在随时可能严重爆发金融危机的状态。

所以,安倍政府却还要靠加大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加大军事投入,继续增大日本政府债务的包袱,这无疑是在玩赌博似的自杀游戏。安倍想通过政府投入——增加税收——收回政府投入的传统办法摆脱经济衰退是不可能的。

安倍经济学刺激日本股市的短暂上升行情,恰好给外资安全撤离日本资本市场提供了极好机会。

过去,日本之所以在20多年连续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长期高负债的游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中国这个大市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年年经济大幅度递增,民众的消费能力年年大幅提升,确实给了日本企业一个绝佳的产品销售与利润保障的广阔市场。但近年,日本右翼蓄意挑起钓鱼岛争端,甚至否定和美化侵略历史,挑战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正义秩序,并企图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严重破坏了日本与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正常的交往,安倍想继续与中国玩小泉纯一郎式的“政冷经热”的游戏,已经不可能。中国之外的几个世界大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安倍的“经济新政”是日本经济饮鸩止渴的毒药,将可能成为日本金融危机急性爆发的导火索。

“安倍经济学”只是一种起到短期的“伟哥”作用的毒药,短暂刺激效果过去之后,必然还是要回归日本经济衰退的常态。

日本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日本的国家破产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尖锐。“安倍经济学”射出第四支箭之后,效果一箭不如一箭。虽然日本的股市在日本央行释放大量货币之后出现短暂上升行情,日本高端消费品市场出现热闹的现象,日元贬值也使得一些日本大公司产品出现销量陡增,但“安倍经济学”大幅降低日本汇率,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进口型外贸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的大量亏损;着意推高通货膨胀率,民用消费品价格随之大涨,造成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剧增;日本的贸易赤字继续大幅上升,以及政府的开支和财政赤字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日本经济要命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导致日本整个国家的破产。

因此,日本现在急需开拓海外更大的市场,来推销日本产品,摆脱经济困境。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选举之后,马不停蹄地走访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是要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建立“自由与繁荣亚洲之弧”,共同对付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开拓东盟的市场,推销日本的政治理念和日本商品。

但东盟的市场无法与中国的巨大市场相比。想与中国重新恢复小泉纯一郎时期的“政冷经热”的局面,并且在与中国进行政治较量的同时,继续得到中国大市场,就是安倍晋三所设想的对华战略,也是他急于想同中国进行首脑会谈的真正目的。如果失去中国的大市场,日本经济再出现经济大衰退,在2016年至2018年前后,必然显现技术上的国家破产状况,日本将至少几十年难以东山再起。

日本为什么将可能出现国家破产

2003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提出“国家破产”这个概念,并予以了定义。什么是国家破产?关于国家破产的表现和规定是:1.国家的经济和信用呈现危机状态;2.国家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3.国家出现巨额的难以偿还的外债;4.整个金融业或国家资不抵债;5.“国家破产”不剥夺其国家主权;6.宣布“国家破产”并被认定,就可以不支付对外国的债务。

我们可以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国家破产”的概念定义,观察分析日本的经济和金融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信用出现危机的状态,往往是通过这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状态表现出来的。例如,冰岛在2008年出现的宣布国家破产时的情形。冰岛2008年爆发债务危机时,其债务总量占GDP154%。当冰岛总理哈尔德宣布,冰岛已经陷入破产境地最严重的时候,冰岛的债务量占GDP的比率为214%,这比日本现在的政府债务量占GDP比率的230%以上,还低一点。

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日本国债等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远远超过了现代国际经济体系设定的金融安全线。日本政府的债务量占GDP的比率,比陷入“欧债危机”最严重国家中的希腊的114%还高出1倍多。日本的政府负债量,显然已经使日本的整个国家资不抵债。

根据日本财务省2013年1月24日发布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在维持中国居于首位(18.1%)的同时,对美国出口所占的比重大幅提高到17.5%,比2011年提高2.3个百分点;对东盟(ASEAN)的出口,比重也提高了1.3个百分点,达16.2%。但至2013 年11月,日本对外贸易总计收支逆差12929亿日元,连续出现的贸易逆差量,是1979年以来有可比数据中的最高纪录。

据《日本经济新闻》消息,2012年8月19日,日本财务省发布了当年7月贸易统计报告(速报、通关基准):贸易逆差为1兆240亿日元(约合643.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5286亿日元(约合331.87亿元人民币),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出口额同比增加12.2%,为5兆9620亿日元(约合3743.16亿元人民币);进口额同比增加19.6%,为6兆9860亿日元(约合4386.07亿元人民币)。

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国家破产”这个概念的定义,日本经济、政府赤字、外贸赤字和金融现状,已经符合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定义。也就是说,根据日本经济和金融的现状,日本实际上已经国家破产。

但日本国家破产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在技术形式上表现出来。这首先是因为日本的借债,大多是内债,很少是外债,没有外面的兑换抛售压力。其次,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像一艘大船的沉没那样,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会像一艘小船漏水可能顷刻间沉没。日本的国家货币日元,现在是国际货币,正在被“安倍经济学”当作日本经济的救命稻草。日本正在通过大量发行日元,妄图向国外转嫁危机。但救命稻草是无法将日本经济救出灾难的。

日本的国家破产问题,目前尚被表象掩盖着,主要是日本政府过去长期采取用大量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日本政府用去年发行债券量超过前年负债量、今年发行债券量超过去年负债量、明年发行债券量超过今年负债量的办法,即用循环加大负债量的方式,掩盖了日本的国家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

日本这种用加大债务量方式掩盖国家破产的办法,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即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时期中,是十分有效的。但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就变得难以为继。因为任何债务危机的泡沫不是可以无限吹大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债务量的扩大,必然是有一个极限的。

为什么说日本的国家破产会出现在2016年至2018年前后?

日本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在2016至2018年前后,将可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日本国债等日本政府债务的规模,在2013年6月底前,就已经突破1000万亿日元的惊人数量,如此逐年增大的巨大债务量和债务的利息,将达到日本经济和金融体系可以承受的极限。再维持二三年,就可能导致日本债务链的惨烈断裂,日本经济金融体系的所搭的积木,终将轰然倒塌。

日本右翼恶化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日本经济金融难有转圜的余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错过了国际环境相对较为有利的压缩政府债务泡沫的最好时机。过去,日本与周边国家“政冷经热”相安无事的国际环境,现在已经完全改变。受钓鱼岛事件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行径的影响,2012年日本对华汽车出口下降14%,就是一个证明。本来中国是近年来一直连续汽车销量大幅增长的市场。在连年持续销量增长的中国市场,日本汽车销量出现出口下降,就可看出日本经济在国际环境中已恶化的现实。还有在电子、家电、造船等领域,日本对外贸易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2012年的2月份,日本贸易还顺差259亿日元。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对外贸易逆差一直处于上升过程中,至今难以逆转。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2月,日本出现贸易逆差6415亿日元(约合72亿美元)。日本2012财年(2012年4月至2013 年3月)贸易逆差为8.17万亿日元,较2011年度大增84.8%,逆差额继续创1979年以来有可比数据的新高。

2012年的日本对外贸易大幅逆差中,日本对华贸易在2012年全年向中国出口下降10.8%,连续十多个月出现下滑。日本财务省发布的2013年11月贸易统计数据(速报值、以通关数据为准)显示,出口额减去进口额的贸易收支为逆差1万2929亿日元。逆差额高于上年同期的9570亿日元,创有比较的1979年以来同期的最高逆差纪录。2013 年1—11月的累计贸易逆差额达10万1672亿日元。

据日本共同社2014年2月18日报道,2013年日中贸易总额较上年减少6.5%。2013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增加17.8%,该数值继续刷新历史纪录,日本对华贸易逆差成为日本贸易收支恶化的主要原因。2013年日本对华出口减少10.2%,连续两年大幅下滑。

受独岛主权争端的影响,和日本右翼否定“二战”侵略行为的影响,日韩贸易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欧盟地区受“欧债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导致日本出口欧洲贸易大受影响,日欧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日本将来必然要面对更加险恶的国际经济环境。

2013年6月5日,安倍晋三公布了以放松管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战略的第三轮计划,俗称“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第三支箭”所涉及的结构性改革方案是“安倍经济学”的灵魂,其能否助推日本经济将决定“安倍经济学”的成败。然而,安倍宣布“第三支箭”的当天,日本股市重挫3.83%。日本的经济分析人士表示,股市重挫表明市场对“第三支箭”缺乏信心。日本《富士产经新闻》称,“第三支箭”落入俗套,毫无新鲜感可言,未能改善市场情绪。

其实,我看到各国关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的评论,都没有分析到“安倍经济学”的致命的命门所在。《纽约时报》甚至发文调侃道,日本正在进行的“经济实验”对日本和世界来说都很重要。“安倍经济学”究竟是良药还是毒药,还要看看结果。若是良药,美国、欧洲不妨也抓几副。如果不幸为毒药,这是日本人的事,其他国家用不着抓同样的药了。为什么对世界也很重要?因为一旦“安倍经济学”是毒药,导致日本发生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必然对美国商品对日本市场的输出产生巨大影响。

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还没有射出来之前,我就断定“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的毒药,在其“第三支箭”射出来之后,就更加证明了我的分析和判断。

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中,十项措施中的首要措施,就是引进海外资金投资日本。计划未来10年使国民收入年增长3%,并建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技术、人才和资金,这是其经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安倍晋三所谓的经济学设想是,日本寻求通过建立外资友好型经济特区、举办国际会议等方式吸引更多外资。目前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7.8万亿日元,到2020年使资本流入日本规模增加至35万亿日元。就是这个首要措施,与“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核心——日元贬值为中心的金融政策相辅相成,把海外资金吸引进来,你赚了钱,我实行贬值政策,把你赚的利润收回来,这岂不是叫海外资金“请君入瓮”的陷阱?

“安倍经济学”一方面吸引海外资金投资日本,一方面又实行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有多少海外资金会被安倍晋三“请君入瓮”呢?大家只要算一算,投资日本的预期资金利润率是多少?如果年利润率高于20%,日本的企业家也不全都是傻瓜,日本经济体的本来的资金量已经很大,有钱自己不会赚,让海外资金来赚?如果年利润率低于20%,你日本央行实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像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元一下子贬值20%多,岂不是要海外资金都死给日本人看?更何况在日本投资的资金年收益率不可能超过20%。安倍晋三自作聪明,其实,“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一亮相,人们不难看出,安倍晋三及其追随者们严重缺乏现代经济金融学知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根本就不能医治病入膏肓的日本经济。

正由于安倍政府为了实现“安倍经济学”胡乱蛮干的配套措施,强制要求日本央行不顾日本走向金融危机的现实,实行更加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1.日本央行大量向市场投放货币,使日本国债市场陷入混乱,国债利率大幅攀升。长期利率的上升也会推高房贷和企业贷款利率,将拖累正在企图复苏的日本经济。

2.日元大幅贬值必然导致在日本的海外资金大量出逃。日本国内资金和人员也有可能逃离日本。资金总是向着安全的地方、能赚钱的地方流动。安倍政府实行日元贬值政策,却又企望海外资金向日本投资,这无疑是在痴人说梦。

3.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在刺激日本出口的同时,也增加了日本进口企业的负担。2013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恰恰与“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有关。作为物质资源贫乏的国家,日本不得不大量进口很多资源类产品。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日本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外汇支出也大幅上升,外贸逆差自然会更加扩大。

4.日元快速贬值,严重削弱了日本企业的整体利润空间。日元的贬值,虽然可以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消化日本企业的产品库存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也压缩了日本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使日本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和亏损的境地,尤其是对日本的进口企业起到了严厉的打击作用。制定“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是否统计过,有多少日本企业的年利润率超过20%以上?像日元2013年的贬值25%以上,就会有很多日本企业被逼入亏损的死路。日元的快速贬值,日本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支出大幅上升,造成日本的有关企业措手不及,导致很多外贸企业经营亏损。其严重的负能量的作用,将在未来一二年中集中爆发。

5.安倍政府靠政府大量的发债,进行政府投资军工企业,大力发展军队建设,将资金投进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军工领域,更会加重已经非常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必然使得日本经济金融体系不堪重负而崩溃。这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效应,什么时候显现?也就是在最近二三年左右。

“安倍经济学”造成的日本经济乱象,会在什么时候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在2016年至2018年前后。日本债务危机,像接力传递的日益沉重的包袱,再也无法传递下去。因为到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已经完全没有了腾挪的空间。日本金融危机的脓头也熟透了,到了什么药都无法治疗的地步。

之所以说日本的国家破产现象在2016年至2018年前后出现,日本政治的乱象到那时也会出现水落石出的景象。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狂,日本政坛以越右越有选票的奇怪景象,刺激日本右翼的兴奋神经,日本政客就是比谁更敢右,什么乱七八糟的否定世界历史、推翻国际正义的话都敢讲,恶化了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生存环境。届时,也是日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必要的惨重代价的时候了。

不过,因为安倍政府的瞎折腾,日本这种国家破产的危机现象,也许会提前到来。

琉球民追求独立的运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据日本新闻网2013年5月15日报道,由日本冲绳县当地政治家、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以及市民团体成员组成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15日下午在冲绳宣告成立。该学会公开表示,将寻求冲绳独立并组建“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

琉球民寻求独立的运动,是否合法及其发展趋势如何?

首先是琉球民寻求独立的行为是否合法?从历史上来说,被日本武装入侵霸占之前,琉球王国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15世纪之前,琉球群岛分为南山、中山、北山三国,1429年,被其中最强大的中山国统一为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每一代国王都需要由中国的明王朝政府册封任命,明王朝不干预琉球王国内部事务。从明朝开始,历代琉球的国王受中国皇帝册封,琉球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18世纪70年代前,日本通过近百年的逐步蚕食琉球北部岛屿的领土,逐渐影响和控制琉球的政治经济。中国受鸦片战争的影响,国力衰退,内外交困,清朝政府已经无力保护琉球王国。日本于1871年出兵武装占领琉球王国,强迫琉球成为日本藩国,1879年,日本野蛮抓捕扣押琉球国王到东京为人质,结束了琉球王国的自主独立的地位,并把琉球王国正式并入日本版图。

那为什么说,琉球王国已经亡国了130多年了,现在再说琉球独立是合法的?

1945年日本政府在签署的日本投降书中,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关于日本的领土的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就是战后秩序的具有重要国际法约束的法律依据。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琉球群岛被联合国委托给美国托管。经过了60多年的历史变迁,《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宪章》的法律性,至今从来没有失效。虽然,美国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在1953年与1972年先后将琉球群岛中的奄美群岛与冲绳群岛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直至今日。但美国与日本之间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管理权的行为是非法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美国与日本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的管理权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无权私相授受决定琉球群岛的管理权和主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如果美国要改变琉球群岛的管理权,必须先经过三个法定程序:一、必须先经过联合国理事会的讨论决定通过;二、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的通过;三、必须先经过琉球居民自决公投的通过。但是,美国与日本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的管理权,这三个必须进行的程序一个也没有进行过。所以,美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的私相授受琉球管理权的行为,既是一种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行为,也是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违法行为。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国际托管制度中的《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九条规定:“置于托管制度下之每一领土之托管条款,及其更改或修正,应由直接关系各国、包括联合国之会员国而为委任统治地之受托国者,予以议定,其核准应依第八十三条及第八十五条之规定。”

在《联合国宪章》的第八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联合国关于战略防区之各项职务,包括此项托管协定条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应由安全理事会行使之。”此项规定具体到琉球群岛的托管权改变的事例,就是如果要改变琉球群岛的托管权,必须应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之。但是,美国将联合国委托其管理的琉球群岛的托管权交给日本,并没有经过此项程序。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十五条的规定:“1.联合国关于一切非战略防区托管协定之职务,包括此项托管协定条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应由大会行使之。2.托管理事会于大会权力下,应协助大会履行上述之职务。”此条款的规定,具体到琉球群岛的托管权改变的事例,就是说,要改变琉球群岛的托管权,必须应由联合国大会行使之,托管理事会权力是置于联合国大会之下的,联合国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美国将联合国委托其管理琉球群岛的托管权交给日本,并没有经过联合国大会通过这项程序。

为了防止出现私相授受他国的领土的情况,《联合国宪章》的第八十条第一款特意强调规定:“置各领土于托管制度下之个别托管协定另有议定外,并在该项协定未经缔结以前,本章任何规定绝对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变更任何国家或人民之权利、或联合国会员国个别签订之现有国际约章之条款。”

显然,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与日本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管理权的行为,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美国要变更琉球群岛的托管权,应该进行的第三个程序,是必须由全体琉球居民公投自决。当年,美国要改变北马里亚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帕劳岛的托管权,就是经过了那些群岛的全体居民的公投自决后,做出的各自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决定。而美国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私相授受给日本,显然是野蛮剥夺和践踏了琉球群岛居民的正当的权利。

综上所述,美国与日本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的管理权行为是违反国际法,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琉球民寻求独立的行为,是符合国际法,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其次,琉球民寻求独立是符合逻辑,也是切实可行的。

正如由冲绳县石垣岛出身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会长在2013年5月15日对媒体所说的,日本政府借助于《美日安保条约》而获得利益,却让冲绳成为牺牲品,冲绳人一直遭受着日本社会的歧视。他认为,冲绳过去是属琉球王国,并不隶属于日本。即使在被日本占领后,琉球也没有将自治权交给日本,因此冲绳人民有寻求自己独立的决定权。

很长的时期中,日本官方规定的正式教材中根本没有写琉球以前的历史,他们没有真实反映冲绳和琉球的历史,并用文化同化的手段控制琉球居民。其实,现在的很多日本姓名的琉球居民,本来就是琉球的原住民。如今的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就是当时从福建过来的蔡姓人的第十九代后裔,就是在日本统治日本时期,他的前辈被迫改变为日本人的姓名。

冲绳被日本吞并后,冲绳民众觉得受了很大欺骗。冲绳居民始终没有得到与日本居民同等的待遇。美国占领日本后,在琉球群岛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美军士兵有经常袭扰琉球居民的负面事件。美军在这里经常干坏事,强奸妇女,强闯民宅,而琉球居民包括冲绳居民和日本人还要用税金支付美军基地费用。

现在,日本政府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又把琉球群岛作为第一岛链的前沿阵地,把琉球居民做挡箭牌,又把琉球居民推入最可能当炮灰的危险境地。

在琉球群岛,经常会发生很多琉球居民抗议美军暴行和美军军事演习事故的游行和活动。

《联合国宪章》的七十三条明确规定:“联合国各会员国,于其所负有或担承管理责任之领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认以领土居民之福利为至上之原则,并接受在本宪章所建立之国际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进领土居民福利之义务为神圣之信托。”在第七十三条的第二款中规定:“按各领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环境、及其进化之阶段,发展自治;对各该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适当之注意;并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联合国宪章》的这项规定,对于琉球民的独立要求来说,就是联合国对“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有义务帮助其“发展自治”,“并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

琉球民进行的独立运动是符合国际法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的。

为什么说“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追求独立的行动方式也是切实可行的?

过去,琉球群岛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叫“琉球独立党”的组织,只是在酒馆里发发牢骚,被称为“酒馆独立党”,并无多大影响和作为。

但是,“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是由一批以知识分子为核心、青年为主体的党派性组织。“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政治行动和组织行动纲领是务实可行的:

1.研究学会现在主要吸收有琉球人血缘的人,父母或祖父辈有一方是琉球人就行,日本本土的人不能加入,当然外国人也不行。现在有琉球血缘的人在日本本土也有很多,比如在大阪,甚至在南美洲也有不少琉球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研究学会每次开会,从奄美大岛(奄美大岛属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曾包括在古琉球国疆域内)到南美洲,都会有人参与成为会员。在2013年10月举行的有关“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的大会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冲绳问题达到一定的共识。

2.“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在琉球群岛吸引愿意加入的、支持琉球独立的所有的原琉球居民参加,使其成为琉球最大的党派,到地方议会控制多数席位。如果研究学会追求琉球独立的努力,遭受到日本右翼的各种骚扰和攻击等,只会更加激发琉球居民的反抗情绪。

3.以前琉球民不知道联合国设置过“脱离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规定,经过当地居民的投票表决,当年被联合国托管的地方如果大多数人同意独立的话,该地区可以独立。松岛泰胜会长说,准备不断推出一些相关论文集,在社会各个层面扩大影响,并通过联合国相关组织来和日本政府及地方自治体政府进行交涉,促成他们正视琉球民的自决权要求。他们成立“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最终目的也是为能够达到就冲绳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投票。

4.为了改变现在的县知事交涉与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往往无果的现象,“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壮大后,在琉球独立后,要学菲律宾总统曾为撤走美军基地去美国访问的方式,琉球的首脑也可以直接和美国交涉,让美军撤走。当然,琉球独立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美军和美军基地是必须撤离的。

从“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政治目的和组织行动的方式来看,他们的行为是符合事物的逻辑的,是务实可行的,也是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其实,从美国的长远利益来看,琉球群岛的独立,对于美国也是利大于弊的事情。不论美军在琉球群岛待多长的时间,美军将来撤离琉球群岛是必然的,因为琉球群岛不是美国的领土。

美国若顺水推舟,支持琉球群岛的独立,将解脱美国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上左右为难,外交上两边都不能得罪的尴尬,使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可以表态站边的现状得以改变。琉球群岛的独立,也使日本心中想报复美国、实施报复打击行动的能力大大降低,美国对日本将来报复自己的担忧可以减轻。

对于日本来说,现在如果日本政府阻止要“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争取琉球群岛的独立,一是不符合日本宪法,琉球居民有权自主选择独立的权利;二是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阻止琉球民寻求独立,将招致反抗,日本从此将永无宁日。因此日本政府只能看情况顺应趋势。

琉球群岛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一是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二是减少日本对于中国的压力,琉球民很多人对于中国人是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的,至少会在中国的东面少一个顽固的敌人;三是可以彻底破解美国第一岛链的封锁。

所以,对于琉球民争取独立的行动,中国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应当给予大力的支持。不同于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势力的险恶用心,我们是在遵行国际法的立场上坚决支持琉球民争取琉球群岛独立运动的。

日本有关部门宣布,从2011年7月1日开始,专门面对中国公民开放准免签证的优惠自由行。这与原来去日本旅游自由行的其他要求不同的“唯一要求”是,持有这种签证的中国人,只要遵守日本政府的“首次必须从冲绳入境”的规定,此后在有效期内,可以不必经过冲绳而直接去日本其他城市,包括东京,由此还可获得三年内有效的多次往返日本的“观光签证”,使中国作为一个与日本没有签订入境免签协议的国家,第一个从日本获得如此宽泛的签证政策的国家。

日本为什么会特意要求中国人遵守日本政府规定的“首次必须从冲绳入境”的规则?其中究竟包藏着什么样的用心?

这是因为冲绳岛原属于闻一多诗歌《七子之歌》中的琉球群岛中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971年6月11日,在未经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未通过同盟国一致同意、未经过琉球群岛当地居民的主权民意公决的情况下,私相授受他国领土管理权,把琉球群岛,以及中国的钓鱼岛及其周边岛屿的管理权交给日本管理,是违背《联合国宪章》、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违背国际法、违背同盟国盟约,公然践踏琉球群岛当地居民民主权的非法行为。虽然美国与日本把琉球群岛与钓鱼岛一起私相授受给日本管理,特别是关于钓鱼岛,美国至今只承认给予日本的是施政权,而非主权。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不承认当年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私相授受他国领土管理权的合法性。

如果现在中国公民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首次必须从冲绳入境”的规定去日本旅游,日本就会在中国人护照上盖上日本的入境签证印,就是要所有去日本旅游自由行的中国人实际上承认冲绳是日本领土,而不仅仅认为是美国交给日本管理的一个地方。日本方面的这个外交举动的更深用意,在于牵涉到与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一起交给日本的钓鱼岛问题。如果中国旅游者都认可了冲绳是日本合法的领土,那就表示认可美国交给日本管理的琉球群岛是主权,那么,日本就会以此推而广之说,与琉球群岛一起交给日本管理的钓鱼岛也是日本的领土。

所以,我提醒所有的中国人,警惕日本的险恶用心。

中国应该声援韩国要求日本天皇道歉的呼声

2008年11月,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明仁天皇应该以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为榜样,为日本侵略亚洲的罪行诚挚地道歉。韩国政府提出要日本天皇为侵略韩国道歉,极大地惹怒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两国关系因此恶化。韩国为什么现在要日本天皇道歉?这要从历史说起。

有些人以为日本天皇只是日本的国家象征,是日本的民族精神领袖,是一个不干预政治的老人形象。其实,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约束监督下,1947年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赋予日本天皇的形象。

在历史上,尤其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是日本国家的最高集权者,是一个直接干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统帅,是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发动太平洋战争、发动对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统领日本皇军的大元帅,是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直接指挥者。所以,对于韩国要求日本天皇向韩国道歉的呼声,中国人民不仅应该声援,而且,中国也应该要求日本天皇向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伤害的中国人民道歉。

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强化日本天皇对日本的统治,对日本天皇进行疯狂的造神运动。1889年由明治天皇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后来被历史称为《明治宪法》,就是这场造神运动的产物。《明治宪法》用神权精神意识强化天皇的专制特权,在该宪法中规定,“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不受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的约束。日本的军队,称皇军;日本的民众,叫皇民。皇民就是为天皇服务的,为天皇而生而死。皇军就是绝对服从天皇命令为天皇服务,为天皇卖命的。为天皇而死,是皇军将士们最高的追求。

日本天皇实际上在发动侵略战争、调动军队、制订国家的战略等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此说几件天皇在发动侵华战争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和责任。

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裕仁天皇在1930年5月,就派遣其胞弟秩父宫雍仁亲王率领一群重要的军事人员到中国,走遍当年进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地方,研究日本战胜清朝、打败俄罗斯军队的历史和经验。

1931年7月底,裕仁亲自命令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再去中国东北实地进行考察,制定《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呈报天皇。裕仁指示陆军参谋总长皇叔闲院宫,做好在8月份就“一切可实行”的准备,同时任命曾担任参谋本部课长、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土肥原贤二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东条英机为参谋本部动员课课长。

1931年8月1日,裕仁在叶山行宫召见本庄繁,向这个实施对中国东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关东军司令,面授谕旨。因为事关重大,为了直接掌握前线战况,裕仁改变以往传话的方式,特意在他的书房里安装了专线电话,以直接指挥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裕仁率领皇族人员对日本将士进行大量的嘉奖、慰问的活动,并到靖国神社对“阵亡者”进行祭拜。日本天皇这种种行为,表明其对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介入之深。

在日本自以为完全“征服满蒙”之后,日本天皇要实现全面“征服支那”的野心。1937年4月,裕仁把日本陆军17个师团的司令官召进皇宫,向他们下达向关内进军的命令。正是在之后不久的7月7日,发生了日本蓄意策划的“卢沟桥事变”,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占领北平。

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11日,裕仁命令在宫内设立“帝国大本营”,直接指挥战争,并决定“参谋本部是日本战前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与陆军省并立直属天皇,政府无权过问”。任命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为进攻中国派遣军的陆海军统帅,确定了占领上海和南京的战略,以及具体的作战计划。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5日,裕仁在皇宫凤凰殿召见已经退休的松井石根,任命其为日本派遣华中军司令官,并御赐权杖,率领两个师团35000人紧急驰援在上海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后,松井石根要求大本营给他增加到5个师团。日军攻占上海后,也是裕仁在12月1日通过“帝国大本营”发布大陆命令第8号,向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应与海军相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并派皇叔朝香宫督战和参加指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作为南京战役的前线司令官,在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而作为天皇的裕仁,以及亲自参战并发布“俘虏全部杀死”命令的皇叔朝香宫,却躲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与惩罚。

现在的日本舆论和日本的电影电视中,都把发动偷袭珍珠港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却抹去日本天皇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的事实与责任。一个联合舰队司令,有多大的权力,可以调动这么庞大的军队?不经最高统帅的批准,就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进攻?如果没有最高司令官裕仁天皇的授权和批准,山本五十六能够调动军队,进行一场决定日本命运的大规模战争吗?

1937年7-8月,日军第19师团在中苏边境的张鼓峰向苏军主动发动挑衅,遭到惨重失败。就为这么一个小型的战斗失败,当时天皇身边的重臣原田熊雄在日记中就记录了裕仁对陆军大臣的批评:“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调动一兵一卒。”发动偷袭珍珠港之战,开启太平洋战争这样的决定日本命运的大战役,怎么可能会是山本五十六的个人和军部的冒险行动?

1933年,日本就开始做“与美国不惜一战”的准备。在经过长期精心的大规模战备之后,日本才决定用偷袭战进行战争冒险。1941年9 月6日裕仁天皇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日本“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尚未达到我方要求的情况下,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作战”。因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要占领菲律宾、马来亚群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不但影响到美国,还必然影响到英国和荷兰的利益,所以,日本在《帝国国策施行要点》中,把英国和荷兰也列为打击与作战的对象。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当天,裕仁在发表的《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中说:“朕对美、英宣战。朕之陆海官兵全力奋战,文武百官奉行职守,庶民各尽本分;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以期达成征战之目的。”

日本天皇不仅掌握着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权,拥有对日军大规模作战的直接指挥权,而且还拥有对军队高级军官的人事权。仅仅自“九一八事变”到“二战”结束,裕仁就派遣23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这些皇族都身处军队权力核心。裕仁总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或重要的战役前,把最信赖最亲近的皇族成员派到前线督战,以激励部队士气。

日本天皇通过对皇族成员和家臣的任命,使其在国会、政府和军部担任要职,以控制国会、政府和军队。

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建立轴心国联盟,建立世界法西斯联盟,都是经裕仁的同意和批准才进行的。

日本最后的投降决定,也是在日本天皇决断下进行的,最后的《终战诏书》,日本之外的国家所称的《投降诏书》,也是由天皇自己向全体国民和军队宣读的。

日本作家河原敏明在《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中,记载了日本天皇裕仁面见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时所说过的话:“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情,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而麦克阿瑟回忆第一次与裕仁天皇会见时说,裕仁告诉他:“我是作为对我国人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

“二战”结束后,虽然,日本的政府人士曾经为侵略战争,向韩国做出过道歉,也进行过赔偿。但是,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主犯元凶——日本天皇,却从来没有向韩国人民做过道歉。也就是日本没有进行国家性质的正式道歉,所以,韩国一直要求日本天皇应该向韩国做正式道歉,向性迫害受虐者的韩国慰安妇道歉、赔偿。

作为也曾经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蹂躏的中国人民,对于韩国的正当要求,理应给予支持和声援。对于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侵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在声援韩国人民的同时,也应该要求日本天皇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中国两岸四地的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应该联合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要求日本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正式道歉。

“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天皇,一直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和权力的象征。世界上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认识到,日本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祸根。

日本为何几十年来迟迟解决不了其战争责任问题?其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保留下来的天皇和天皇制”。这是美国普利策新闻大奖获奖者、《裕仁与现代日本的诞生》(Hirohitoandthe Makingof Mod ern Japan,也称《裕仁传》)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兼大学教授赫尔伯特·比克斯(HerbertP.Bix)先生说的很深刻的一句话,这是他对日本经过15年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

欧洲国家为什么在二次大战后,能够不计前嫌,摆脱战争的阴影,结成强大的欧洲联盟?就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有勇气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罪行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清算,对法西斯给欧洲人民造成的祸害进行真诚的忏悔与赔偿。并且,从制度和文化上,对法西斯进行坚定的根本性的摧毁和遏制。德国和意大利因此得到受害国的原谅和尊重,重新成为正常国家。

奥地利是最早被纳粹德国占领与吞并的国家之一,有数十万奥地利的青年人被迫进入纳粹军队充当炮灰,死在异国他乡。但是战争结束后,首任奥地利总统卡尔·伦纳尔却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奥地利虽然是“二战”的受害国,却也是纳粹德国的帮凶国。我们决不推托责任。奥地利政府要向在奥地利被占领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和其他被奥地利所伤害的国家和人民道歉,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赔偿。”奥地利的真诚忏悔和宽容,以及对历史负责的行为,使奥地利人民也被称为“有良心的民族”,奥地利因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欧洲各国能够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德国、意大利对法西斯进行彻底的清算,是现在的欧洲国家能够互相理解、合作的基础。

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和对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是不可能的。

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采取各种方式企图突破和改变《和平宪法》,已提出了“修宪”的种种方案。日本右翼要“修宪”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未来恢复日本天皇在日本的国家元首地位,为复活军国主义创造条件。

日本右翼的这种图谋,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亚洲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大量日本普通民众的子孙,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成为炮灰。当日本裕仁天皇意识到日本即将战败,决定投降之前,就为自己的皇族准备后路,把所有皇族成员从军队中调回,以免遭到战后追究和清算。在与同盟国谈判时,日本特意提出免除和不追究皇族成员的责任。为了维护日本皇族的纯洁,防止日本皇族女性成员遭到外国军队士官的强奸,日本特意组织日本平民妇女去外国占领军的地方充当慰安妇。日本民众在战争中,被驱赶到战场当炮灰,战后,还要充当受凌辱的替罪羊。日本天皇和皇族依然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但这一切,在日本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揭露。这也是日本天皇能够在日本依然被民众敬仰的原因之一。

亚太国家的人民应该联起手来,要求日本天皇向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道歉。作为发动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总头子,日本天皇至今没有向亚洲邻国道歉,说明日本对历史的反省是不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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