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社会代价

第六节　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社会代价

一、以色列在“六五”战争前的基本建设活动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之前的几年里，为了吸收和安置建国后第一个十年里来到以色列的100多万犹太人，以色列启动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国家安居工程。从以色列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色列在其境内共计建立了将近300个新莫沙夫以及大约30个新移民城镇即后来通称的“发展城镇”(development towns)。住居在这些新莫沙夫和发展城镇中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来自以色列周围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现在他们被称为弥兹瑞姆(Mizrahim)(虽然有些人也用“赛法拉迪”这个词语来指代他们，但这个词语只适用于他们当中的很小一部分)。^[66]此外，以色列也在几十个城市里修建了新的社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系列城镇以取代这些新移民初来乍到时的第一个家——过渡安置营。

即便到了1967年，为这些新移民准备的定居点和住房建设工程远远还没有完成。大部分这种移民社区也谈不上富足，甚至还谈不上稳定。以色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定居点和住房项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需要住房的人数量非常大，甚至超过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期的人口。不仅如此，移民抵达时的规模也非常庞大，而且频率也特别高，这样对他们的住房安排就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尤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获得的财政资源要远远少于1967年以后。这一情势必然增加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

那时，流向这些新移民社区的各种资源也少于流向那些以色列建国前就已经存在的老犹太社区。也正是这个原因，那时旨在发展成为周围农业定居点中心的发展城镇事实上无法同周围那些老犹太定居点社区相竞争，这是因为这些老犹太定居点社区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权力基础拥有良好的联系。在整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失业率一直困扰着新的农村社区和发展城镇，即便偶尔有一些福利性就业岗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往往还是报酬低得可怜的一些临时工。最终，新移民的住房水平要远远低于那些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经来到伊休夫的以色列老资格公民。按照一些以色列学者的说法，这种“鸿沟”变成以色列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的一个核心内容。^[67]

这些新移民社区所面临的最糟糕的问题就是自身的经济基础很不稳定。很多发展城镇仅仅依靠一两家大型工厂来维持他们当地居民的生活。而大部分工厂又仅仅提供薪酬低廉的流水线工作。很显然，这些是无助于这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有些工厂，尤其是一些成为发展城镇的标志和符号的纺织厂，在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过时的迹象了，因为这些纺织厂已经不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时引领一场工业革命的纺织企业同日而语了。

而1967年的“六五”战争也再一次表明了发展城镇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如此的过时。战争结束后，为了利用其军事胜利以及将以色列打造成地区超级大国，以色列政府立即开始了一项新的工程:建立大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MIC)。以色列政府的这一战略也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增加以色列军队的规模，增加军事预算、保留被占领土——主要是巴勒斯坦领土——以此建立一个平民定居点网以及军事基地网。

1967年以后，军工复合体企业与发展城镇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它们不仅发展得更加稳定，而且经济实力也更加雄厚。这是因为以色列将其政府预算中的很大部分投入到军工复合体企业当中，在当时占整个以色列国防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当然，这些资金是由美国提供慷慨援助的，因为这时美国已经将以色列视之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伙伴。^[68]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企业，军工复合体企业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研究并以高薪雇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其发展集中在以几千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为核心外加技术人员、计算机专家、军官、复员转业的技术兵和熟练工人组成的群体上。围绕并服务于军工复合体企业的行业，如金融服务、会计、营销、广告等行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军工复合体企业为以色列当代经济的旗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顺便提一下，以色列这个时期的军工复合体企业的发展也为以色列后来成为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品出口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色列的军工复合体企业的研发、生产和营销中心以及其辅助服务业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虽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城镇建立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距离后来对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大规模投入时也不过就15～20年，但现在已经被定性为“传统产业”了。尽管继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始繁荣，但位于发展城镇的这些纺织企业却已经变成了“福利问题”，因而经常需要依靠以色列政府好的政治意愿，但会不时地遭到干扰和停止。^[69]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67年这十多年里，以色列政府对发展城镇的住房和就业问题的关注和投入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在以色列政府的关注和投入方向发生改变后，这些发展城镇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的低投入和经济停滞期。如在70年代和80年代，当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运动处于高峰时期，发展城镇却正经历着一个反移民期，即在一个长的时期里，离开的居民超出了新来的移民。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大部分发展城镇处于居民流失状态，剩下的少许也刚刚保持平衡，只有很少几个发展城镇属于例外，它们是阿拉德、卡尔梅勒、埃拉特和阿什杜德。^[70]这种经济停滞和负移民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其时，前苏联地区和埃塞俄比亚的大批犹太移民再次拥入以色列，这使得这些发展城镇的人口再一次出现较快增长。^[71]然而“中心”和“边缘”地区的距离并没有缩小。90年代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产业几乎发散到整个以色列的中部地区。

二、“六五”战争后社会资源分配新导向

让我们再回到1967年“六五”战争时期。战争之后，这个国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大量增加，相应的，其开支也急剧增加。假如以色列将这些支出导向发展城镇、莫沙夫和大城市的新移民社区，那么这些新的投入就可以帮助发展城镇里的新移民改善和升级他们的住房条件、增加和多样化就业资源、扩大和改善交通运输体系、提高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换句话说，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于完成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吸收工程并且将最近几年到达以色列的移民带入高技术产业发展轨道。然而，“六五”战争后可以获得的资源却被投入到了新的项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工程。

毫无疑问，以色列在1967年时还远远没有消化和吸收好1948年时归属其的土地和人口，现在又需要消化1967年新占领的土地和人口。正如以色列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表现(在向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大规模投入的时候，也就将五六十年代的所谓传统产业放在了一边)一样，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时，就将发展城镇摆在了一边。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以军工复合体企业超越五六十年代所谓“传统产业”的方式超越了发展城镇。

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对发展城镇的超越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1977年开始，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就变成了以色列首要的民族工程，这让利库德集团在犹太编年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即是他们重新控制了犹太人历史上的整个以色列地。贝京在选举年承诺将建造“无数的阿隆·摩尔”——一个由信仰者集团在1974年在位于纳布卢斯附近建造并被拉宾政府在历经一个长期审查后批准的犹太定居点。根据贝京的承诺，大卫·列维(David Levy)^[72]和摩西·卡察夫(Moshe Katzav)^[73]开始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进行一场建房运动。当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工程帮助将信仰者集团及其支持者置于以色列政治权力网络中比较有利的战略位置时，大卫·列维和摩西·卡察夫以及其他弥兹瑞姆出身的地方政治人物在个人仕途上也达到了这个国家的显赫位置。

其次，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是根据新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标准来修建的——由花园环绕的私人洋房，附近有宽敞的公共设施。与此同时，利库德集团给予其弥兹瑞姆投票者^[74]的却远远谈不上大方，也不过就是旨在改善城市移民社区和发展城镇住房条件(到“六五”战争时期已经严重老化和年久失修)的城市翻修工程;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的建设资金由以色列政府全额予以资助时，城市翻修工程仅仅依靠国外犹太社区的捐款(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施舍)^[75];这些年来，在城市翻修工程基金开始萎缩时，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预算资金却仍然相当宽松而且稳定;在以色列政府将资金投向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帮助犹太定居者增强他们的力量并将他们的组织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时，城市翻修工程自始至终都是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各级政府也只给这些居民们很少几个代表名额;当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成功转变为一个明确的社会群体并且使犹太定居者进入中产阶级时，城市翻修工程并没能改变大部分工人阶级社区居民和大部分发展城镇的社会经济和生活水平。这就是差别!

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被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尤其那些抱有“大以色列”思想的以色列领导人——视为“新的先驱”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旗手。犹太定居点领导人对于以色列政治体系来说并不是怪人，他们来自民族宗教党阵营。然而，信仰者集团建立以前，民族宗教党中的年轻人并没有被看做是犹太复国主义故事里的主要行为者。相反，是工党里的年轻人被视为先驱和战士，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的“英雄时期”一直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现在犹太定居点运动将民族宗教党的年轻人推上了以色列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央并将他们打造成为“为犹太复国主义荣誉而战的合法斗士”。而且，犹太定居点领导人也受到了工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最后，尽管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建造在一群具有敌意的巴勒斯坦人当中，但它们并没有像以色列境内的发展城镇一样处于“边缘地位”。大部分犹太定居点建立在以色列的都市圈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附近，这使得犹太定居者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并且获得与以色列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相匹配的薪水。不仅如此，以色列政府还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之间为他们敷设了专门的道路体系以节约他们的交通成本。与之相对照的却是，曾经居住在内格夫或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因为交通不便而无法到以色列中部地区去上班。这两个因素将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吸引到了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或帮助不算富裕的以色列家庭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以色列国家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按照社区平均工资计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犹太定居点的居民收入位居以色列高收入群体中的第三位。他们位居以色列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之前，而恰恰正是南部地区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发展城镇。^[76]

很显然，上述状况必然造成以色列社会的分裂。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移入的犹太人，一方面他们不如那些在建国前就来到以色列的“资深”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如后来来到以色列的犹太新移民，这是因为在以色列开启了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之后，这些后来的新移民基本上都到了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这尤其让他们不满。如果说他们不如“资深”犹太人尚且可以理解，相信他们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毕竟比“资深”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的时间短。但又没有赶上后来的“好机会”，就是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这就着实让他们郁闷。在国家资源本来就非常稀缺的情况下，在这些资源的分配上又实行差别待遇，这必然会引起以色列社会中这一部分群体的不满和愤懑，也必然为以色列的正常发展埋下隐忧。因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而起的这种社会代价，也许需要许多年以后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和明了。

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可能是后－1967时代以色列最昂贵的民事或者说民事—军事工程。以色列领导人在源于军事胜利的傲慢驱使下开始了这项工程。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犹太定居点的单边撤离已经使这项工程到达了一个痛苦的转折点。这一痛苦和创伤可能在未来数年里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所感知。这一痛苦和创伤首先影响那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定居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是最大化地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利益并且他们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对这个民族拥有持久的贡献，可以和1948年以前先驱定居者运动对这个民族的贡献相提并论。这一痛苦和创伤对那些被重新安置的犹太定居者来说最为剧烈。不管怎样，撤离对整个以色列社会——一个已经为了这一傲慢的工程而付出太多生命和公共资源的社会——来说也将是一个创伤和痛苦。现在是该整个以色列社会进行反思、重新定位它的集体目标和愿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