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

4．在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

薛暮桥指出，1985年国务院是坚持加强宏观调控的。但由于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其原因是大量基建项目已上马，而原材料供应紧张，流动资金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比较只增长4．4％。这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但是许多地方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同时一些年轻同志惊呼经济滑坡，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国务院有关领导受到错误主张影响，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发生动摇，从第二季度起开始大幅度放松信贷。这就理所当然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

对此，经济研究中心持不同意见。薛暮桥指出：“1985年货币发行量是很大的，为什么还会产生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呢？……这是由于银行在分配资金时，过多地照顾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没有留下相应的流动资金；企业在使用自有资金时也往往大部分用作投资，而投产后所需流动资金则靠银行来供应。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改变银行贷款结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还应当加速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务。……在目前过量发行的基础货币中，大约有一半沉淀在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手中，虽然银行储蓄也在增加，但沉淀的货币则越来越多。为了有助缓解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应当发展银行业务，把沉淀的吸收到银行中来，同时银行应展开票据交换、期票贴现等业务，通过发展金融市场解决企业间相互拖欠现象。”^[11]

为此，薛暮桥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领导，说各地领导同志头脑过热，提前翻番、急于求成的劲头很大，要降温，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再去鼓气和加油。这封信不符合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意图。薛暮桥说：“他认为我的经济思想已经不合潮流，已经落伍，都是些‘老框框’，‘缺乏新意’。他从1986年下半年起，仍鼓励大家大干快上。在口头上虽然讲要实行‘软着陆’（即要用比较缓和的办法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而实际上却不想切实做到‘软着陆’。但是我还是在各个会议上发表意见，劝大家降温。”^[12]

在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情况下，物价自然难以稳定。为了限制物价上涨，不是去坚决制止货币扩张，而是采用行政限价手段，强压物价。1986年和1987年，零售物价指数表面上看来上涨不算高，仅为6％和7．3％，其实这是假象。我国当时物价处于半放半管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来对付，过量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议价部分价格猛涨，利用价格混乱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官倒”、“私倒”盛行；许多小商品无法限价，因价高利大而盲目发展，使产品结构恶化；限价还使很多企业亏损年年增加。

在这期间，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几次向国务院决策人敲警钟，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但是，国务院有关领导仍然害怕增长速度下降；并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国务院批评“国民收入超分配论”，认为这一提法本身不科学，不要再使用。

这样，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就有两种选择：一是制止通货膨胀，遏止物价上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推进；二是漠视通货膨胀，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因而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另一些人则选择第二种选择。他们宣称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笼。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赞赏。为此，薛暮桥又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指出过去几年已经发生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因害怕物价上升过多，命令物价局限制物价上升幅度，许多该涨价的商品不准涨价，这样通货膨胀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被掩盖起来，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此后三年货币仍然过量发行，虽然涨幅较小，但加上过去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紧张情况比过去几年和缓了还是更加紧张，还很难说。从今年（1988年——引者）前4个月的情况来看，恐怕更加紧张。”^[13]这段话得不到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采纳。那时，国务院有关领导一面讳言通货膨胀，一面又企图放开步伐进行物价改革。8月，中央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的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薛暮桥提出的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人对他很不满意。结果，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抢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党中央于9月及时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方针，明确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转移到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上来，放慢物价改革的步伐。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三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积累起来，只能再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1988年12月，原国务院有关领导表示接受薛暮桥等人的意见，并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薛暮桥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虽然国务院有关领导对于通货膨胀的失误进行了纠正，但已造成很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我认为，我国发行货币，如果能按照薛暮桥所说的那样去做，就能保证物价稳定；这就是货币增加的发行量，除了根据生产增长幅度之外，还要加上因商品化而需要增发的货币量。我想补充的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要减去非现金结算的相互抵消的总额，加上到期需要以现金支付的总额，以及考虑货币的流通速度。